最近，有三起企业“安全事故”。一个是锦湖轮胎涉嫌造假，其全球总裁日前在央视发表道歉声明，向用户鞠躬致歉，表示将召回所有问题轮胎；另一个是中国一些城市的家乐福存在多种价格欺诈行为，为此被国家发改委罚款五十万元；还有重庆沃尔玛因向某消费者销售二十三瓶过期饮料，十倍赔偿了顾客。

锦湖轮胎是韩国公司，沃尔玛是美国公司，家乐福是法国公司，这些跨国企业都是大鳄级的。沃尔玛、家乐福是世界五百强企业，锦湖入围世界轮胎生产企业前十名，曝出这样的丑闻，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令人惊诧的是，此前，重庆沃尔玛被披露曾出售过期板鸭；家乐福因价格欺诈遭发改委罚款五十万元后，仍在某些地区出现老问题；锦湖轮胎在2009年时，就被国家质检总局点名批评了。有些人就质问，这些著名跨国企业，到了中国怎么就变坏了呢？且还屡错屡犯？言外之意，这些外企应该内外如一。

对此，我既理解又迷惑。说理解，是因为这些跨国企业都是行业标杆，丑闻与其身份反差太大。说迷惑，则是弄不明白为什么要用身份来进行预判，如果说外企就应该多守法一些，是不是说中企守法少一些就理所当然？在一个成熟的市场里，企业都是平等竞争的主体，待遇应该是一样的，守法也应该是一样的。外企一违法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是一种道德幻觉。

当然，我们对著名跨国外企形象多一些寄望，是因为这些企业在本国，头上悬着严格监管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倘若不守法经营，或是违法时不及时“断尾求存”（赔偿、致谦等），将会面临灭顶之灾。这促使它们一贯重视品质、口碑和商业伦理，正因如此，这些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打拼出来，能做这么大这么久，给世人以良好印象。

由此，有人认为，那些被曝丑闻的外企执行了双重标准，在本国适用严格的产品质量、技术标准、售后服务等一系列高标准，到了中国，则执行一系列低标准。原因是外国违法成本高，中国违法成本低，难免就“南橘北枳”了。

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违法成本太小相当于放纵企业违法，用重典有防范效果。但不是说重典在手，就高枕无忧，重典要靠人去执行，就算有重典，却像最近的双汇“瘦肉精”事件那样，监管环节层层失守，重典也起不到威慑作用，法律本身与执法力度不可偏废。

著名跨国外企并非天生的“坏孩子”，而且还罩着光环，但它们在进入中国市场时，必然要调整自身系统，入乡随俗，才能“适者生存”。

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可以回头看看这些年，曾经曝出多起外企“贿赂门”事件，其中包括IBM、朗讯、雅芳、戴姆勒、西门子、力拓等全球知名企业，这不能不说与中国的市场生态有关，即盛行于中国（包括商业领域）的潜规则：通过请客送礼、拉人脉走关系获得资源，从而在不公平的竞争中事半功倍地赢得胜利。举这一个方面的事例，至少可以说明，我们的市场环境还存在软肋。

种种软肋影响，改写着正常的竞争规则，不同的竞争规则必然催生不同的竞争手段。在一个劣币淘汰良币的环境里，好的企业甚至会效仿坏的企业。因为，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不管是外企还是中企，都追求利润最大化，当利润足够吸引人时，资本就会铤而走险，这是马克思发现的资本规律。一些外企进入中国市场，放弃“洋为中用”，搞起“中为洋用”，正是我们的市场环境里非正常竞争规则潜藏滋长的真实映照。

一旦“中为洋用”，这些外企更像一个个夹生的“中企”，除了资本、招牌是国外的，从中下层人员到管理营销行为，都相当的“中国化”了，它们沾染了中企身上的某些毛病。这到底是外企的悲哀，还是市场环境的悲哀呢？

因此，我们要质问的，不是为什么外企到中国就变坏，而是怎样建立一个让所有企业尽可能向好的市场。那就要完善竞争规则，建立一个公开、公正、公平的市场，让所有企业向好的看齐。那种以企业的身份来推断商业伦理的高低，看似有理，实则既不现实，也不公平，就像以官员的好出身来推断其肯定不会腐败一样，往往是不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