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千不是万不是，但有一点却是值得肯定一下的，明朝的治国理念还可以。其他各朝代常常是刑不上大夫，刑专上百姓。老百姓偷根稻草，那屁股往往被打得稀巴烂。偷盗、偷情什么的，起刑点都特别低。而大人物大贪特贪国家财物，霸强硬奸良家妇女，却一点事情也没有。比如贪污的起刑点吧，五千两银子以下，查都可能不查，根本就不给立案。明朝却是不同，刑上百姓，刑更上大夫。朱元璋当过老百姓，后来官当大了，与老百姓不一个鼻孔出气了，但到底还是残留着底层百姓心气，比如对贪官污吏的憎恨，就与百姓有点心气相通。洪武二年，朱元璋曾经对他的大臣们说过这样一番动感情的话：“从前我当老百姓时，见到贪官污吏对民间疾苦丝毫不理，心里恨透他们。今后要立法严禁，遇到有贪官敢于为害百姓的，绝不宽恕！”朱元璋是说到做到的，他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六十两以上银子者，立杀！按照购买力计算，60两银子不过人民币两万到三万元的样子，贪污这么一点，就丢脑袋，现在没法想象。朱元璋的治国理念是治国先治官，不单单是治国只治民。若治官也严治民也宽，总比治官也宽治民也严要好。从这点来说，朱元璋值得被称赞一下的。
有明一代，除破了刑不上大夫古礼之外，还实行了一种特别刑罚——脱掉裤子打官员的屁股。朱元璋动用这一刑罚，是从自家开始的。永嘉侯朱亮祖也是开国元勋，与朱元璋一起扛过枪，也与朱元璋一笔难写两个朱字。朱亮祖在广东，纳了小妾罗氏，其小舅子罗某在地方上横行霸道，被当地官员抓了起来，这个朱亮祖听了小妾枕边风，竟动用军队包围县衙，强行将人犯给抢了出来。这事被朱元璋知道了，他就动用廷杖，着实地打，死打屁股，硬是将朱亮祖给打死了。朱元璋刚刚实行这一刑罚之初，给官员们留了一点面子，裤子不脱，官员们的臭屁股不让暴露，不但让他们穿着裤子，还叫他们拿一块毡布垫在屁股上，给“厚棉底衣”的隔层保护。到了明武宗，太监刘瑾当道，他可没那么好心，索性扒了官员裤子，让官员们那白花花的屁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抡起大棍，往死里打，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那些官员们养尊处优惯了，细皮嫩肉的，没几个禁得起打，常常没打几下，就呜呼哀哉。
对官员们犯贪污、犯渎职、犯欺压百姓诸般不法情事，朱元璋及其以后几个皇帝，都是批示“着实打”，都是严肃处理的。打屁股的行刑地点一般设在午门外，行刑时，司礼太监捧皇帝批示，与锦衣卫分左右坐，后列太监与锦衣卫各三十人，下面环立旗校数百人，皆穿无袖衣服，手执木棍，再外围是文武百官，站在外边观摩观礼，现场受教育。司礼太监喝一声“带犯人”，犯人就带上来。太监再喝一声“跪下”，然后宣读皇帝批示。完毕，再喝一声“着实打”。锦衣卫就抡起大棍，一棍一棍打。每打两棍，再喝一声“着实打”，旁边站着的成百上千锦衣卫跟着喊号子齐声呼应——“着实打”。声如滚雷，场面着实吓人。
开始搞“着实打”这一刑处，那是招招着实的。先是那刑具就特别“实在”，不是花架子，棍子特别重，一般人拿不动，专门操这一行的锦衣卫也常常力有所不逮，以致每打五下，就得换人。明武宗时候的御史李熙，上书骂了皇帝，惹得明武宗火起，批示“着实打三十棍”。李熙当时不在北京，人在南京，明武宗下令“就地处理”，而南京没有刽子手，为了落实这一指示，南京地方政府从地方部队挑选了身强力壮的士兵，训练了好几天，才练好这三十棍。张居正他爹过世，按理应该交了印把子回家奔丧，两三年不得做官，张居正舍不得做官这个味，引得刑部员外郎艾穆参了张居正一本。可是，张居正有权啊，有权就有理，权大就理大，他下令“着实打”艾穆八十棍。专门操这行的刽子手吃不消，一连换了十六人，才把这八十棍落实下去。这就可想而知，那棍棒打起来有多重。那回明武宗自降为“朱寿大将军”，要去南方亲自捉拿朱宸濠，引起文武百官大上书，皇帝要去打仗，要去钻枪林弹雨，这可不好玩，万一领导有一闪失，他们连跪的对象都没有了，所以大家都来死死劝阻亲征，惹恼了明武宗。他下令“着实打”，一百六十八人被打屁股，其中十五位大员，屁股比较嫩，不禁事，当场被打死。
然则，打人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艺术。这着实打，看起来这么吓人，想起来这么一打，挨打者几无活路，其实也不尽然。一方面许多挨打者被打出了经验，据说在临刑前，预先吃点蟒蛇胆，挨打时尽量放松神经，使血液不往脑门顶上冲，那就能够禁得起事了，有些被打习惯了的，打一百大板，也不在话下；还据说，如果被打之后，昏死过去，则舀一大勺小便，掰开嘴巴往里猛灌，也可以起死回生。另一方面，刽子手也打出了技术，如果在行刑之前，送了刽子手够分量的银子，刽子手打起来手下留情，表面上，刑棍抡得呼呼响，每一下都声震屋瓦，其实一点也不伤筋动骨；而如果不给钱或者给得不到位，那就必死无疑：表面上，他下手很轻松，屁股上放一张纸，薄纸完好无缺，屁股表皮白润的仍然白润，红润的仍然红润，而筋骨已然碎断甚至稀烂，人就绝无活路。
上面所说的，是刽子手打屁股的技术。除此之外，这着实打屁股，领导也是有艺术的。
这“着实打”，好像是官员与官员之间有特深特大的仇官情结似的，其实不全是。官员之间固然有官官相残，但更多则是官官相护。如果说朱元璋出身低微，还时不时与百姓来套阶级成分，那么，到了其后代，基本上都是认同贵族身份了。换句话说，他们与官员更讲阶级感情，哪里会与官吏们太过不去呢？官吏们也是惺惺惜惺惺，碰到合适机会，都是劝皇帝别太搞得官不聊生。《世纬》的作者袁氏上过一篇《贵士》疏：“京朝官之有犯者，下之司法足矣，律罪当死，据律以治罪，杀之可也，何至令官校杖之阙庭，横尸以出乎？以圣明之朝而执缚加于衣冠，棒笞于卿士，恐非养士大夫之廉耻而尊朝廷也……欲朝廷之尊安，莫若爱养臣下。”这袁氏说得十分明白，朝廷欲安，首先是要“爱养”干部，他也说得有理，如果犯了事情，要杀要剐都可以，交给司法去办就行，干吗要打屁股呢？被打过屁股的沈继山，说自己的屁股被打烂后，从黑山羊腿上割了一块肉，补上屁股，身体好是好了，但给领导行礼时，“不能作深揖”，一作就痛，给皇上三跪九拜的礼节都做不顺畅做不连贯了，皇上也是可怜见也。
有官员从法理上上疏，有官员以亲身说法，更加上皇上认同干部是革命精英，从阶级感情出发，此后，明朝皇帝虽然不废除打屁股这种法外用刑，但是，从此不再一味地往死里打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搞区别对待了。皇帝对打屁股一般有两种批示：一是着实打，一是用心打。批示“着实打”的，那就相当于官员一出问题，上面领导只是发话要“严肃处理”，打当然打，但肯定没事，屁股上板子打得呼呼叫，却一点也不动筋骨，而批示“用心打”的，那就是死路一条了。
什么情况批示“着实打”?什么情况批示“用心打”？可能主要是根据干部犯事的性质而定吧。搞得群众不高兴的，就有可能批示“着实打”；搞得领导不高兴的，就有可能批示“用心打”。其他情况呢，可能就难以“用心”了。按照明规则的法律条文，官员总会出很多问题，总会碰触低压线，比如因领导不力经常出矿难啦，比如食品监管不力而造成国民身体大损害啦，比如动不动骂百姓“你算个屁啊”，比如走出自己的地界去捉拿记者啦，比如到红灯区去“不恰当身体接触”的啦，等等，等等，这些事情一旦出现，都可能引发民意浪潮，导致民愤极大，对此视而不见，显然会致使官民之间严重对立。可是这些臣子是精英，要着力保护才是；一方面不得不打，一方面舍不得打，怎么办？那就批示“着实打”吧，那就批示“严肃处理”吧。官员被批示“着实打”了，而且着实也是打了，棍子在屁股上乱飞，打声大得谁都听得见，可是真打了吗？没打，或者说打得一点也不痛。比如说吧，官员当时出了问题，又是辞职，又是免职，又是撤职，把官员们视为命根子的帽子一把给撸了，打得够重的吧，但就那么一年半载，他就异地为官了，他就带病复出了，他还可能高升一级了。
领导的批示很多时候是极富艺术性的，有时他与下属内部打过招呼，哪些事批示是给群众看的，哪些批示是让下属办的，都有一定之规，所以，不能单从批示上看领导态度，“严肃处理”批示的未必比“酌情处理”的批示更有力度，有时恰好相反。我们这里曾有个领导，对群众来信来访批示“酌情处理”的，下属必须办；而批示“严肃处理”的，那就是可办可不办。群众看到这“严肃处理”很高兴，心顺了气平了，想来事情能了了，然则，时过了境迁了，事情依然办不了，再想民愤也难愤了。
“着实打”跟“严肃处理”一样，这两个词语是很吓人的，但有时只是银样枪头，花拳绣腿，木棍打棉花。实际上，“着实打”是不上明朝法典的，在明朝的法律条文上，根本就没有“打屁股”这一刑罚。“着实打”与“严肃处理”，都归属领导自由裁量权范畴，自然不可能招招都着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