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辞典上，时尚直白的释义就是一时风尚。作为社会流变、生活迁移、价值更迭驱动下的潮汐式性相，主要是审美旨意、心理趋向在公众与日常的表征。

相对于时代深层内涵，它常常是浅显而稍纵即逝的；相对于心灵恒定部位，它常常是即时而变动不居的；相对于精神的底里，它常常是裸露而直呈其态的。比如，今年流行什么，现时看好什么，如今热门什么，有些潮起潮落、追波逐流的意味。

时尚并不因之而可以小觑。其公众性、盲动性、愉悦性以及可仿效性的自身特质，决定了它浪打浪般的生长，成就其推进演化的广度、强度和速率；还不妨说，时尚作为时代的情感表征，乃是一个时代的种种合力使然，虽曰“人事”，亦关乎“天命”。如同天地有时气，物类有时兴，于衣有时样，于食有时鲜；时异事殊、时移俗易，变幻其中的时尚，就差不多带上“准自然”的品格，某种意义上差可比拟于节令交替、星斗移转，为不可抗力者。虽然其行也不远，此起彼落如转轮，却不随一己好恶兴废，不因拒之纳之而行止，称得上是一位无翼而飞、天生天杀的主儿。对于社会个体而言，谁谁要“领起”它，谁谁要“力挽”它，要不是说说玩玩的大话，就免不了受到这样那样的嘲讽和惩罚。

同时，时尚也并非可以简单地一面而论。因为它往往牵连种种历史内情又伴随前行的社会步履。依我来看，其本身也具备种种包容的可能：既可涵确孕育诞生之契机，亦可成为酿出溃靡之温床；既可济助伴同前行而汰出陈旧之功，亦可隐藏随俗沉浮湮灭自身之患；事情确实存在两面性。即使细微若时尚“减肥”，只要不去弄到当年宫女们据了楚王的眼色去“尽饿死”的地步，其利弊就不能只作一面观。“因势利导”因而成为可能，“圣者时也”的名言，“我行我素”的标榜，也因而都在大本大宗的道理之内，是从不同侧面说明了人在“自然化”了的客体面前的主观选择和临世态度。

问题在于，如同我们已然体感到的那样：在物性和物化的“时尚”面前，在巨大社会网络系统之中，当无处不在的“他人引导”已然导致人的精神无可奈何地发生种种妥协和屈从，当成了“操作对象”的人愈来愈显得“身不由己”的“软弱无力”；这就从一个方面把“人”与“时尚”的思考提示过来。

不妨说，“趋时”是人类的“天性”，要不然，中山装就不至于那么大面积地被淘汰；“我丈夫”就不至于那么普遍地换成“我老公”；“ok”、“bye bye”也不至于那么频频挂到男男女女的嘴边。这一方面说明人的“顺变”能力，另一方面呢，也就说明了人的“从众”心理——他那样穿、那样说的时候，未见得不以为中山装更舒服，未见得以为称“老公”更准确，未见得自己多么酷爱英语。可见“趋时”大体指向外部关涉，关涉“面子”上的事，跟自己内心的好恶关系是不太大的。这原本毋庸置疑，须得一议的是：这里的时尚很可能成为一种压力，压迫人们划一了心志和超水平的企求。诸如就业上某些职岗的过冷过热，诸如婚嫁时房子、车子被列为必要前提，诸如为场面应酬的上档勉为其难、为自家孩子不能如小伙伴们那样好吃好穿而黯然神伤——面对种种时尚趋鹜或心理失衡，人们有理由拒绝“安分守己”、“安贫乐道”的慰勉，也同样有必要顾及具体的现实条件和属于自己的选择。

如果说人除了是一种“物质”存在还分明是一种“精神”存在，那么，“与时俱进”跟“顺时迁变”就不能是一回事。而且，执著于精神性的人还往往抱持跟时尚“对视”的姿态，所谓“不随俗沉浮”、“不与世偃仰”，大体描述了在物性和物化了的时尚面前保持一份心灵的高傲。想当年，“刁皮”的东坡先生一度心血来潮，光出自己的肚子，向诸位婢女怪怪地发问：“此中何有”？朝云以“公一肚皮不合时宜”应答，彼刻，先生的一阵大笑，该是对红颜知己的会心认同，也该是对于时尚的一种态度了。

东坡先生的高傲和从容跟他有婢女陪侍的“优越”处境没有关系，“不合时宜”归根结底是一种精神境界，是“抗尘走俗”还是“超尘脱俗”的起始点和分水岭。我们无法在普遍的层面上要求人们都成就为精神上的“庞然大物”，可以肯定的则是：一个精神强健的人，一个有作为的人，一个不失尊严的人，无论是在春风得意中走马，还是在艰难困顿中蹒跚，都不能是一个失落自我而为时尚左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