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有一篇名为《差不多先生传》，讽刺一部分国人不肯认真，不肯算账，不肯计较，在他们眼里，红糖白糖差不多，陕西山西差不多，千和十差不多。其实，生活中这样的人所在多矣，只是今天他们的病症更加重了些，由“差不多”变成了“想当然”。

尹先生和家人前不久到八宝山人民公墓为母亲迁墓时发现，母亲的独墓内竟然存放着两个骨灰盒，且均不是母亲的骨灰，而他们88岁的老父亲还健在。事情可能出在20年前的那次迁坟，公墓方把尹先生母亲的档案信息弄错了，就想当然地搬了一个骨灰盒进去，又考虑到要成双配对，骨灰盒就由一个变成了两个。这原因是我想当然的猜测，但凭我对国情的了解，想来大致是不错的。这个事情的麻烦在于它可能牵涉到两家，也可能是无数家，公墓方的想当然，20年来让两家或者无数家拜的都不是自己的亲人。

水田里栽银杏，是更可笑的想当然。渝宜高速路洛碛段两旁，原是一大片水稻，政府却偏要他们再栽些银杏进去，理由挺可爱，说是“土里栽了树，田里不栽，从飞机上往下看，不好看”。他们不管银杏是阳性树，喜适当湿润、排水良好的土壤，不耐积水之地，他们只是为了好看才栽树，真是有点超审美主义了。这和当年鼓吹亩产万斤，就把别的水田的稻子集中到一块水田中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官员的想当然只会折腾老百姓，就算实践证明他们错了，也只当个笑话随风而逝，没有谁会得到追究。可能正由于这个原因，这类的想当然才层出不穷。

产生想当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无知，比如隔膜。主观上没有恶意，可是产生的效果却是恶劣的。民间也有一些想当然，只会是笑谈，不至于带来什么恶果。比如，有人问某穷人万一他暴富之后最想做的事是什么，他回答说：那我就天天吃大油饼。这样的想当然，于人于己都无坏处，我们听了，哈哈一笑而已。

大文人苏东坡也闹过这类想当然的逸事。当年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考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那时候写文章也要拽的，否则考官会觉得你没学问。苏东坡在卷子里引经据典地说“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意思是在唐尧时候，皋陶担任最高司法官，将要杀人时，皋陶三次说执行死刑，而尧帝却三次说宽恕赦免，引用此典论证奖赏宁可过宽，处罚则应慎重的道理，比泛泛立论有分量多了，欧阳修觉得这份卷子的论辩有孟子之风，很高兴，就给打了个第二名。后来这个名叫苏东坡的考生来拜会考官，欧阳修就问起这个典故见于什么书籍。苏东坡回答说：“何须出处，想当然耳！”欧阳修听了，非但没有责备苏东坡，反倒“赏其豪迈”，并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你看，文人的想当然居然成了可资夸耀的风雅趣事，会令很多官员大呼不公平。但是，身为官员，你手中的权力并不属于你个人，而是公权，如果用之不慎，就会害人不浅。弄错骨灰盒、栽错银杏，固然让人有些气愤，还有更可怕的，像当年“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想当然的提法，那可是饿死了很多人的，如此沉重的代价难道还不足以令我们警醒吗？

我们不要“差不多先生”，更不欢迎“想当然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