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父之子，不一定是名人，因为名父之子，要比非名父之子，更难成为名人。这是一个定律，也是无数事例证明了的真理。

至少从文学领域看，只有法国的大仲马和小仲马这对父子，雏凤清于老凤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说得上是子承父业，后来居上的范例。舍此，还真是凤毛麟角，难得一见。

回顾我国新文学运动两位先驱人物，陈独秀、胡适，以及五四新文学的六位巅峰人物，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他们的子孙辈，有能称得上为响当当的名人的吗？答案为零。虽然以上名父的直系亲属，有的仍在从事文学活动，有的转行不再笔耕纸耘，但是，截至目前，这班文学名父之子，或之女，其成就，其声望，其知名度，其影响力，尚未出现超出他们父辈者。

我想，不是他们不想超，而是有局限。历史的河流，被父与子两代人同样成功跨过，其几率比中彩还难。对名父之子而言，先人的余泽，使他们容易满足；先人的光芒，使他们黯然失色；先人成名的时代背景，已经发生着改变，所谓“时不再来”，“机不我遇”，就是这些名父之子面临的窘境。若是从遗传的角度，从基因的角度，从耳濡目染的角度，从没吃过猪肉见过猪跑的角度，名父之子成为名人，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不过，话说回来，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从理论上讲，应该是这么一回事；然而，龙不生龙，凤不生凤，老鼠的儿子偏偏不会打洞，实际上也是可能的另一回事。

对名父之子期望值越高（自己的期望，周围人的期望），压迫力也就越大（自己内心的压力，外部的压力）。从他出生在这个名父之家的那天起，有形的、无形的压迫力，就随之出现。在这期望的包袱和要求的负担下，其进取心，其奋斗心，必定会被拖累，必定难有进展。更何况，名父犹如一座高山，屹立在他面前，要想达到那样的高度，已属奢望，还想超越这个高度，岂非痴人说梦？

“据说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的时候，每听到他父王在外国打胜仗的消息，就要发愁，生怕全世界都给他老子征服了，自己这样一位英雄将来没有用武之地。”这是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文中的一段话，本意是说唐诗的高峰以后，宋诗如何别开生面的思考。而对一位有远大抱负，有豪情壮志的名父之子来说，确实会产生出这种杞人之忧的。

好在这个世界上，亚历山大大帝只有这么一位。

名父之子很难超越，要从根儿上寻找原因。于是我想起在《国语·鲁语》中，读到过的这样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义，劳也。”何谓“沃土”，就是指名父为其子所创造下来的优越环境，丰裕生活，良好氛围，安适条件。有句谚语“大树底下好乘凉”，就是这个意思。

名父之子在这棵大树底下，遮风雨，蔽烈日，摘果实，赏鲜花，热了有人打扇，冷了有人送暖，饿了饭碗端上，渴了饮料侍候。周围是艳羡的目光，逢人是恭维的笑脸，从小长到大，格外呵护，快乐王子，无忧无虑。所以，名父之子，享现成者多，托荫庇者多，好依赖者多，等靠要者多。日久天长，快活自在，自然是坐着不如躺着，累着不如歇着，惰性大于进取，惰性高于勤奋了。如此这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懒货，要想成为他父亲那样的名人，显然是很难很难的。

如果无法超越，做一个守成的、本分的、规矩的、端多大的碗吃多少的饭的名父之子，也是不错的选择。但实际上，犹如清人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中，有一篇《名父之子多败德》的读史心得，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有不少的名父之子，却走向了其父辈的反面。赵翼举了很多唐朝的例子：如房玄龄，如杜如晦，都是唐朝李世民视为股肱的宰相。“玄龄善谋，杜如晦善断，当世语良相，常称房、杜。”但他们两位的后裔，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如晦的儿子杜荷，都是在武则天当政期间，因为谋反而被诛杀。如果说这两位名父之子的死，有武则天的政治迫害因素的话，那么高宗、武后时的名相狄仁杰，他的儿子狄景晖，则是咎由自取的败类了。“官魏州，以贪暴为民所恶，并毁仁杰生祠。”因他生性残忍，虐杀无辜，当地老百姓被欺压得无以为生，起而抗争，愤怒的群众将他父亲的生祠推倒。

开元时期与姚崇同为名相的宋，“直声震天下，而其子（宋）浑等，流荡无行，为物议所薄”。同样，历事肃宗、代宗、德宗的名相李泌，“其子（李）繁乃党于裴延龄”。而这个裴延龄，是当时人所共识的坏蛋，这个名父之子，竟然与其沆瀣一气。“阳城劾延龄，属繁书疏稿，繁即默识以告延龄，使得先奏。”赵翼叹息道：“此皆名父之子，而败德坠其家声，不可解也。”

明代也是如此，李贤所著的《古穰杂录摘抄》，其中有一则笔记，起句为“（杨）士奇晚年泥爱其子。”“泥爱”，即“溺爱”也。这就是说，名父之子的走向反面，除了主观因素（不成才），客观因素（大树下）之外，名父的纵容不察，疏于管教，也是一个因素。生于公元1365年，死于公元1444年，差几天就八十岁的杨士奇，历事惠帝、成祖、仁宗、英宗四朝，是位名相。这位老先生亲身经历了辅臣地位逐步提高的过程。若不是他“泥爱”其子杨稷，弄得声名狼藉，最后搭上老命，这位元老政治家的一生，本可以画个更圆满些的句号。

李贤这样写道：“士奇晚年泥爱其子，莫知其恶最为败德事。若藩臬郡邑、或出巡者，见其暴横，以实来告，士奇反疑之，必以子书曰，某人说汝如此，果然，即改之。子稷得书，反毁其人曰，某人在此如此行事，男以乡里故，挠其所行，以此诬之。士奇自后不信言子之恶者。有阿附誉子之善者，即以为实然而喜之。由是，子之恶不复闻矣。及被害者连奏其不善之状，朝廷犹不忍加之罪，付其状于士奇，乃曰左右之人非良，助之为不善也。而有奏其人命已数十，恶不可言，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时士奇老病，不能起，朝廷犹慰安之，恐致忧。后岁余，士奇终，始论其子于法，斩之。乡人预为祭文，数其恶流，天下传诵。”

至于清朝龚自珍的儿子龚橙，那是最为突出的例子。

由于毛泽东在其著作《农村合作化高潮》一书中，引用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首七绝，诗人龚自珍的名字便广为人知。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以他词中的灵韵，诗中的精魂，文章中的气度，论者誉他为清文学史的压轴人物，“定庵之才，数百年所仅有也”（清人沈曾植语）。这些评价，并非过甚之词。

龚自珍同时还是一位思想家，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魏源和林则徐是他最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当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州去查禁鸦片的时候，他曾经自告奋勇，要与他同行，为其效力。收在他《定庵文集补编》中的《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就是为林则徐的禁烟此行出谋划策、贡献良多的一封长信。林则徐在给他的复信中，说道：“惠赠鸿文，不及报谢。出都后，于舆中绎大作，责难陈义之高非谋识深远者不能言，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对龚的见解、龚的韬略、龚的赤诚、龚的爱国之心，评价是非常高的。

“名父之子多败德。”赵翼的这句从全部“二十二史”得出的结论，再没有比龚自珍的这个十恶不赦的儿子，更为典型的了。这位名父之子，叫龚橙，一个地道的混账东西，一个地道的浪荡之人，而且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卖国贼。恐怕龚自珍自己万万想不到，甚至很多中国读者，欣赏其瑰丽诗词，赞叹其奇绝文章，敬佩其政治敏感，震撼其末世呐喊，也都想不到一个如此强烈爱国的名父，却生出这样一个极端卖国的“名”子。

看来，名父之子，一旦坏，必然坏得特别快，而且加倍的坏。因为优裕的外部环境，极可能成为名人之子变坏的最佳土壤。在森林里，越毒的蘑菇，在肥沃的泥土中，生长得也越鲜艳，毒性也越大。据野史《半伦传》载：“定庵好藏书，富甲江浙，多《四库》未收本。半伦幼好学，天资绝人，于藏书无所不窥，为学浩博无涯涘。既长，随定庵入都，兼识满洲、蒙古、唐古忒文字，日与色目人游，弯弓射马，居然一胡儿矣。”其实，他的资质，他的才华，他的聪明，他的根底，可以看得出来，他并不弱于乃父的。清人孙静庵笔记《栖霞客野乘》，其中有一则《龚定庵轶事》，提到他的这个不肖之子龚孝祺，即龚橙。说他“喜改定庵文稿，每置定庵木主于案，凡改一句一字，则以竹杖击木主曰‘某句不通，某字不妥，尔为我父，故为改易，不敢欺饰后人也’。”从这一点看，无论是巧作聪明也罢，还是佯狂作秀也罢，说明他确实不愧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龚定庵的儿子。然而，名父之子，太容易得到想得到的东西，而且也用不着费力气就得到比期想更多的东西，干吗还要上进，发愤，深造，图强呢？

可想而知，“好作狎邪游”，“日挥千金”，“鬻其先人金石书画殆尽”的这个龚橙，声色犬马，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恃才傲物”， “居恒好谩骂人，视时流无所许可，人亦畏而恶之，目为怪物，往往避道行”，“居海上十数年，与妻子未尝一见”，儿子去见他，“辄被斥逐”，“与胞弟念匏亦不睦”，“其家人亦无敢与往”。最后，他混到除了一个小妾外，成了六亲不认的孽子。于是，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叫做“龚半伦”。人家问他：“龚先生，何以自号‘半伦’？”他说：“半伦者，无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五伦俱丧。而尚有一爱妾，故曰‘半伦’也。”

龚自珍当然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如此之不成器，而尤其没想到的，他竟成为火烧圆明园的帮凶。这就是龚自珍在九泉下永远为之不安的孽障了，因为他对于西方殖民主义者，有着最清醒的认识。据章炳麟《检论》称，龚自珍曾为文论述：“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可是，他的儿子偏偏当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头子巴夏礼的谋主，一个为其出尽坏主意的狗头军师。甚至，“投靠威妥玛，嫁女为洋人妾，诱引联军进圆明园”。

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地戏弄着人类，革命的父亲，生出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儿子；爱国的父亲，生出不爱国甚至卖国的儿子；有学问、有文化、有思想、有智慧的父亲，生出愚昧的、无知的、甚至白痴的呆傻儿。龚自珍的这个儿子，可倒并不呆，并不笨，他为英法联军做向导，直奔西直门外，扑向圆明园，却成了点起了第一把罪恶之火的败类。

《清朝野史大观》卷一，有更详细的记载：“定盦子孝拱，晚号半伦，半伦者，无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而尚劈一妾，故曰半伦云。半伦少好学，天资绝人，顾性冷僻而寡言语，好为狭邪游。中年益寥落，至以卖书为活。英人威妥玛方立招贤馆于上海，与之语，大悦之，旅沪西人均呼为龚先生而不名，月致百金以为修脯。庚申之役，英以师船入京，焚圆明园，半伦实与同往。橙单骑先入，取金玉重器而归。”

而据《圆明园残毁考》这篇史料，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所以焚掠圆明园者，因有龚半伦为引导。半伦名橙，字珍子，为人好大言，放荡不羁，窘于京师，辗转至上海，为英领事纪室。及英兵北犯，龚为向导曰：‘清之精华在圆明园。’及京师陷，故英法兵直趋圆明园”。

对于这种引狼入室的汉奸行为，咸丰十年八月癸亥的谕旨里，奕有过这样一段话，也足以佐证龚半伦为敌前驱的罪不可逭：“该夷去国万里，原为流通货物而来，全由刁恶汉奸，百端唆使，以致如此决裂。”逃到热河承德的这位皇帝，在诏谕里出现“汉奸唆使”之词，当有所指，绝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有头有脸之辈，自然是冲着龚自珍这样有名之人而言。若诗人地下有知，将何以堪？

如今谈到这位大名人，自然不会马上联想到他的不肖子的。但只要谈到火烧圆明园，就不能不涉及引导英法联军烧毁一代名园的龚半伦。而提到这个丧心病狂的汉奸，就难免要想起龚自珍。这个逆子，确确实实给这位晚清大诗人的一世声名抹了黑。想到这一点，不管是名父，还是非名父，都是应该引以为戒的。

尤其是作为名父之子者，能不以此类推，而慎乎其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