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报国 文人境界

文/国 风
　　

“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这两句诗是邓拓游罢东林书院之后所作。它不仅抒发了心中的感慨，而且歌颂了东林党对抗奸权时凛然不屈的风骨与慷慨牺牲的精神。邓拓也像他的先驱东林党一样，只因直言不讳，为民请命而遭受迫害以至丧失宝贵的生命。东林党人和他们的追随者的遭遇虽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但从这些悲剧之中，正透露出中国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艰苦卓绝的风骨。

春秋战国时代，就把社会上的人们分成士、农、工、商四大群，称之为四民。“士”为四民之首，事实上，在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士”这一阶层，毫无疑问，居于主导的地位。中国历来也就特别重视“士”的教育，特别重视培养士人的气节与风骨。

当时，士人从真正意义上走上了社会政治舞台。这固然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有关，与孔子的出现也有极大的关系。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掀起了一次社会革命。

在周代封建制度中，社会的等级森严，是一个“君子劳心”、“小人劳力”的不平等社会。这个不平等社会又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一般的人民是不能够也无法受到礼乐的教化的。孔子虽然未曾主张把刑推及于贵族，但他明确地主张把礼下及于庶人。孔子认为，民也要有“德”，所以，对民可以用“德”来领导，用“礼”来整齐。孔子努力提高士人的行为与情操，更为士人提出崇高的目标，那就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孔子的“杀身成仁”影响了孟子。孟子提出“舍生取义”的口号。中国的知识分子敢于面对强横，追求真理，全因“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理想给了他们勇气与力量。

战国时代是属于游士的黄金时代。在国内与国际的重重政治危机之中，各国国君为求生存，不得不励精图治，礼贤下士。魏文侯手下的人才鼎盛，季成子、翟璜、李悝、西门、吴起、乐羊，这些人都是一时之选。其中，李悝所制定的《法经》尤其重要，后来商鞅把《法经》携入秦国，协助秦孝公完成变法运动。赵烈侯也由相国公仲连引进贤士牛畜、荀欣、徐越三人，推行了政治改革。楚悼王起用吴起为相国，推行变法。韩昭侯起用申不害为相国，齐威王任用邹忌，燕昭王以师礼对待郭隗……不唯国君竞相延揽人才，各国的贵族巨室为了维护本身的利益，也以养士为急务。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秦国的文信侯都是以养士而著名的。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时期的士人比战国时代的士人来得趾高气扬，也没有一个时期的士人比战国时代的士人更为养尊处优。孟子就根本瞧不起当时的“大人”，也瞧不起“大人”的行为。当他见过梁襄王之后，出来便对人说：“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孟子不但事后有这样的批评，就是当着国君的面，他也毫不保留他的态度。齐宣王就不知道当面遭受了孟子多少次的难堪，孟子却还能“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当时国君礼贤下士的风气，和士人养尊处优的情况，由此可见。

自孔子讲学授徒，儒家很快发展成为显学。战国晚期，集法家大成的韩非子对于儒家深恶痛绝，把儒士和游侠等量齐观，认为两者都是破坏国家法律，危害社会秩序的捣乱分子。等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焚书坑儒，儒家更是备受摧残。而汉朝的开国君主汉高祖，也是个溲溺儒冠、粗鄙无礼、慢辱儒生的人。

虽然汉初的政治环境对于儒学的发展并不是很有助益，然而，儒学却日盛一日地发展开来。聪明睿智的汉武帝刘彻洞烛先机，看出儒学发展的情势，因而因势利导，打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旗号，终使儒家取得正统的地位。

西汉的儒者有一很明显的特色：他们不把儒学当做虚空的理论，而把儒学当做一剂可以改善风俗、建设国家的良方。汉昭帝元凤二年（公元前79年），有一些怪异的事情发生：泰山南边出现了一块大石头，昌邑和上林苑中有枯柳树复生新芽。眭弘从他平日所学，去琢磨这些事情。他根据《春秋》发现了这些事物的原因：“泰山者岱宗之狱，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眭弘使友人内官是赐上书皇帝，说道：“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结果，这两个不识时务、以身行道的人，被加上“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的罪名给杀了。

距眭弘殉道后十九年，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司隶校尉盖宽饶看到汉宣帝好用刑法，信任中尚书宦官，便上奏说道：“方今圣道窘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又引《韩氏易传》一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汉宣帝认为盖宽饶有怨恨毁谤之意，下廷议，廷臣认为他“意欲求禅，大逆不道”。于是，汉宣帝把他交付狱吏，盖宽饶引佩刀自刭。这又是一位要皇帝让位，被逼迫自刭的殉道之士。

西汉儒生主张天子禅让，不单单仅止于上述几人。当时儒生普遍主张禅让。但这些西汉儒者的回响，却成了千古绝唱。西汉以后，几乎不复可闻。

东汉光武帝奖励名节，虽有他的特殊用心，但确实发生了效用，到了东汉末年，外戚、宦官当权，国家政治黑暗混乱的时候，东汉的士大夫依仁蹈义，不怕牺牲，充分发挥了看重名节的风操。

党锢之祸发生后，宦官滥捕党人，党人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表现。当时范滂正在他的故里汝南征羌。督邮吴导来到征羌县，抱著诏书，关闭驿站宿舍、伏在床上哭泣。范滂听到这件事，心想吴导一定在为他的事痛苦，于是自投县狱，请求拘禁。县令郭揖大吃一惊，对范滂说：“天下大得很，你为什么一定要到这里来呢?”范滂说：“我死则俸祸，怎么能连累你们呢?又怎能让我老母随我逃亡呢?”他母亲和他诀别，他对母亲说：“弟弟仲博很孝顺，足以奉养您。我就到黄泉追随父亲去了。活的、死的各得其所。虽然您老人家要和亲生骨肉分离，希望您不要过度悲伤!”范滂跪在地上拜谢母亲的养育之恩，然后从容赴义。

东汉经过两次党锢之祸的滥捕、滥杀之后，朝廷之中，尽是趋贵附势，奴颜婢膝之徒。由此看来，党锢之祸对于后来魏晋士风的转变，是有重大影响的。

魏晋南北朝时代，政治黑暗、社会混乱、经济萧条，自汉武帝以来，独尊于世的儒家思想动摇了，“自然”、“无为”对于命运不作反抗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高平陵政变发生后，司马氏逐渐专权，政权争夺比以往更加尖锐，对异己分子也更加残酷。在这一过程中，有些名士向当时的权势靠拢了，有些名士在政治的压力下消沉起来了，而有些名士却采取了撕灭名教的消极反抗行动。他们藐视名教，主张达生任性，把自然和名教对立起来，其代表人物为嵇康与阮籍。

阮籍和嵇康这些旷达名士，一方面要表示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意见，一方面又要避免因此招来的政治灾祸，便假借老庄的放达和老庄的政治社会学说以抨击当权派虚伪的名教和政治。虽然在表面上作出了一些超越名教的行为，但他们内心里还不肯纵欲自肆，自甘堕落。司马炎篡魏之后，并无开国新气象，政治上的混浊变本加厉，社会上的放荡、荒淫、无耻、奢侈、残酷到达了极点。这时候的清谈之士已经完全没有限度了。这种腐化的政治和放诞的社会，很快地导致了西晋政权的灭亡。

东晋的腐朽委靡之风，到了萧梁时代达到了顶点。当时的士大夫，不学无术，身着薰衣，脸敷脂粉，足登高屐，弱不禁风，胆小如鼠，竟无丝毫男子气概。

当时南朝士大夫的委靡不振，可想而知了。

隋统一中国之后，南方的社会风气，很快地弥漫天下。唐朝初年士人的浮华风气与南朝并无二致。非但这些文士诗人如此，就是儒学大师颜师古、崔义玄也都依附权势、贪污纳贿。当武则天向狄仁杰求“一好汉任使”，狄仁杰答道：“岂非文士龌龊，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务乎?”

科举制度的进士科，为隋炀帝于大业三年（607年）创立的。这是一种专凭文才来竞争高低，取得入仕的途径，破坏了魏、晋以来凭借门阀高低作为入仕的条件。到了李唐创业初期，在高祖武德四年(621年)，高祖即下诏恢复进士科的贡举。进士科的地位大为提高。唐高宗晚年，身患风眩，武则天当家主政。武则天出身寒门，想要缔造武家天下，必须破格用人，以文取士、擢拔平民，以推倒魏晋以来的世族门第。至此而后，进士科的身价愈发崇高，为社会开辟了社会阶层上下流通的管道。

唐朝士人的主要出路是在朝做官，在朝做官的主要门路是进士及第。由于科场竞争日趋剧烈，于是举人（应考人）“干投行卷”之风大盛。举人（应考人）在考试之前，把自己所写的诗文，设法呈献给朝中的显要，取得他们的赏识，由显要替他宣传，增加声誉，并替他向知贡举（考试官）推荐，达到进士及第的目的。这种行为，就称为“干投行卷”。虽说这种“干投行卷”今天看来是一种夤缘奔走的陋俗，但在唐朝，这种“干谒”的行径是社会上认可的风俗。如中唐大诗人孟浩然应考进士不第，本不合为官，但孟浩然与张九龄为知交，所以上书求荐。当时，张九龄由宰相左迁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遂以孟浩然为从事。有“诗仙”雅号的李白，也曾上书干谒荆州剌史韩朝宗。自命身负周孔道统的韩愈，年轻时参加京师礼部试凡四次，皆不及第；于是投书权贵，得宰相郑余庆为他邀誉，因此知名于时。士人投书干谒，虽是一种陋俗，但究竟还是一种“露才扬己”的行为。投书干谒究竟还需有才可露方能办得到。为了展露才华，必须读书。

唐代的文士大致说来，生活浮华，举止浪漫，不重视操守，而以利禄为生活的目的。但是，他们并非一无可取，他们仍有其蓬勃的创造力。唐代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鼎盛时期，在许许多多方面都创造出新境界。

五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黑暗时代。除了战争残酷、政治苛暴之外，最严重的是道德沦丧。唐宣宗时曾任礼部尚书的苏循，为朱全忠（后梁太祖）的篡唐出了很大的力气，自以为促成禅让有功，觊觎后梁宰相之位。不料，梁太祖认为苏循是唐朝的鸱，卖国求荣，不可立足新朝，因而强迫苏循等辈唐朝大官辞官退隐。苏循被斥出朝，投靠河中节度使朱友谦。后唐龙德元年，李存勖准备做皇帝，苏循就从朱友谦处跑到魏州，投奔李存勖。苏循一入牙城，望见王府，立刻跪拜，叫做行拜殿礼。见晋王，呼万岁，行舞蹈礼，涕泣称臣，表示忠诚。第二天，又献大笔三十枝，叫画日笔。李存勖看到这样的排场，非常欢喜，立刻任他做河东节度副使。为梁太祖所不耻的苏循又找到了出路。

像苏循这类的人物在五代的时候很多，最有名的当然首推那位历事五朝八姓十一君，位居将、相、三公、三师的高位而自命“长乐老人”的冯道。他所以能在乱世之中全身远害，长享富贵，不仅在善于揣度形势、见风转舵，更在不惜自我污辱、卑躬屈节。在我们看来，冯道是个只图个人荣华富贵而毫无气节的人，但在他的时代和北宋初年，却不以冯道为恬不知耻之徒。

宋朝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见到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的祸害，厉行重文轻武的政策。宋朝优待进士，是想转移社会风气，把当时积习相沿骄兵悍卒的世界，渐渐转换成一个文治的局面。宋代朝廷对于士大夫的优渥待遇，并没有白费，终于引发了士大夫对于社会和政治担负责任的自觉，不再以登科及第，求得个人的荣华富贵为人生的目标，而以天下的忧乐为己任。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便是当时士大夫阶层的榜样。在这种新的时代精神下，产生了新的政治、文学和思想运动。

在宋仁宗时期，由于辽和西夏交相入侵，国内财政达到即将崩溃的程度，北宋君臣都已经感觉到不进行政治改革，政府的统治就不能维持。庆历三年（1043年），宰相范仲淹提出十项改革方案。这些政策，触犯了当时官僚集团的利益，官僚集团群起攻击范仲淹和其他的改革者。不到一年，范仲淹只得仓皇求去，“新政”一一废除。范仲淹失败不到三十年，王安石又继起变法。王安石的新政，虽然有一套高远的理想，但是一方面既忽略了基本的人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抱有急功速效的心理，终于引起党争，招致失败，也为北宋后半期带来了动荡不安的局面。

两宋的古文运动和恢复儒学道统运动（新儒学运动），则给予后世巨大的影响。宋朝初年所盛行的是讲求形式、注意雕镂的骈俪文体。王禹称、范仲淹、柳开、寇准等人以平浅质朴的表达方式，为文为诗，一扫浮艳之气。石介则对骈俪之文大张挞伐，而推崇韩愈。自石介推崇韩愈之后，宋代文人一致发出尊韩的论调，被晚唐、宋初的文风压抑了百年的韩愈的思想与作品，又开始复活。唐、宋八大家的散文系统由此建立，成为后人散文的典范，对于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宋代理学的影响比古文运动更大。影响遍及于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和每个人的行为方式与思想取向。宋代理学的先锋人物，首推胡瑗、孙复、石介、范仲淹四人，后有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诸人。他们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功业，在学术上也有很大的成就。除此而外，他们个个都是有节有守的正人君子。

这些北宋前期的儒士，有一共同的目标，就是重整中国旧传统。但宋代理学确实成为一种学问，实际上是从周、张、二程开始。他们虽然都穷探宇宙根源、心性本体，但他们的根本目的是在建立一套行为的规范、人生的理想。他们把知识的追求和行为的实践，看成一体，把知识应用在日常生活的出处、进退、应对上。

确立宋明理学的是周敦颐。周敦颐最大的贡献是他的《通书》和《易太极图说》。这两本书阐明世界之由来，和人所以自处之道；由宇宙观而建立人生观，阐发了心性义理的精微，建立了宋明理学的“型范”。

张载是宋代理学家中，规模最宏阔、行为最坚卓的一人。他因与王安石意见不合而归横渠，屏居南山下，终日端坐一室，左编右简，俯读仰思。每当冥心妙契，虽夜半，必取笔疾书，丝毫不懈怠。他认为秦汉以来学者之大敝是只知“求为贤而不知求为圣”。他确实以“学必如圣人而后已”来期许自己。听说人有善行，便喜形于色。自己虽然贫穷，要是门人生活无助，一定把自己的粗食淡饭分给他们共用。张载讲“合天地万物一体”的学说，他确实是个以“民胞物与”为怀的仁者。他曾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何等胸襟！何等气魄!

南宋的朱熹是集周、张、二程的理学大成的人。他把张载所说的“气”和二程兄弟所说的“理”，加以改造、融合，继续发展；并将生生之“仁”置于“理”的基础上，使得宋代理学得以完成。他又集注《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建立了新儒学——宋明理学传承的道统。

姑不论我们赞同宋儒的学术思想与否，都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宋儒不仅影响近八百年中国人的思想，还支配了中国人的信仰和道德，以及日常生活的礼仪。宋代的儒者以其精微的性理之学、崇高的品格操守，为中国传统士人塑造出一番崭新的风貌。

明代，是中国政治制度中君主专制正式恶化的时期。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恶化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息息相关；在君主专制的淫威之下，中国知识分子不再担负起社会与政治的责任，苟且偷安。

明太祖为了扫除君主集权的障碍，大肆屠杀功臣，仅胡惟庸与蓝玉两案被株连者，便多达四五万人，暴虐之严苛，为史上所罕见。为了巩固君主的权势，明太祖对于知识分子，更是严加防范，离间、恐吓、侮辱、监视，乃至残酷屠杀，无所不用其极。士大夫的尊严、体面，在明太祖的专制淫威之下，扫地无遗；知识分子所受的侮辱、摧残达于极点。明太祖的儿子成祖更是变本加厉。名士方孝孺即因辅佐惠帝，而遭到“诛十族”的酷刑，真是知识分子前所未有的浩劫。在这样的高压之下，知识分子不敢关心现实政治，纷纷走向玄虚空谈的道路。

明朝早期的新儒学，已对形而上学及格物穷理诸论题之知性方面较少兴趣，而于心之存养与居敬诸工夫，则较多关注。尤其方孝孺的殉难对于明儒思想的方向起了很大的影响，使诸儒不得不寻求精神上之自检。方孝孺之正义精神，亦使诸儒感动。诸儒深刻认识到，此其时不宜再做干枯与高远之理性探讨，而应作道德之抉择与个人之果断。在如此气氛之下，心学实为一不可抗拒之发展。

而王守仁把明代思想带上了高峰。王守仁反对朱子的“性即理”说，一方面受儒家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禅宗的浸润。他的“知行合一”，主要是反对“知行分离”及“知先行后”的理论。不过，王守仁的“知行合一”，不是指客观事物的理论与实践的合一，而是指道德实践上理论与行为的合一。此外，王守仁的“致良知”，以“良知”涵万有，而反对朱子“格物致知”之说，在摆脱程朱学派的束缚和启发后学大胆的思想这两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一次，他的学生侍坐，王守仁说：“你们用扇。”弟子说：“不敢。”王守仁便说：“圣人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装做道学的模样。”

王守仁的弟子，受“致良知”之说的影响，思想比较大胆，趋向于放任和自由，他们的行为有时也逾越规矩。因为他们无视于当时社会的规范，朝廷的官吏往往认为他们的学说为邪说异端，就连东林党的领袖顾宪成也痛斥他们不守孔子之教。

到了李贽，思想更为解放。他把“良知”学说更向前发展，认为人人皆具有良知，所见的道理各不相同；就个人的观点来说，个人是真理的最后权威。他说：“道之在人，犹水之在地也。人之求道，犹之掘地而求水也。然则水无不在地，人无不载道也审矣。”同时，李贽对于儒家有很深刻的批评，他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又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故为愿学孔子之说者，乃孟子之所止于孟子。”李贽的这种言论，在当时专制势力炽盛，而欧洲文化尚未大量输入的时候，称得上是“石破惊天之议论”。他的言论冲破一切樊篱，他的行为也如同他的言论一样，丝毫不受礼教的束缚。他曾告诉他的友人，说他“到麻城然后游戏三昧，日入于花街柳市之间，始能与众同尘。”难怪有人告他“寄居麻域，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者……”

明朝晚期，王学末流已经堕落，再加上当时政治上的险恶，大半的士人沦为“狂禅”，提倡他们的“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的论调，把个人道德、社会道德的一切藩篱全冲破了。国家的前途也就断送了。

明末清初之际四大思想家，除黄宗羲因师承关系外，几无不反对空谈心性的明代理学，改而提倡“实事求是”的经世之学。然而，王夫之匿居边陲蛮荒之地，他的思想对于清初没有太大的影响。颜元提倡身体力行的“实学”与传统的“四体不勤”的士大夫格格不入，所以他的“实学”不能发扬光大而逐渐消失。黄宗羲的“贵民”学说，在清初严酷高压的统治之下，也得不到发展的时机。只有顾炎武的学术思想得到部分的发展，形成被龚自珍称作“琐碎”的考据学。

顾炎武生逢明季乱世，目睹合党、狂禅、降将的无耻行径，为了砥砺知识分子的节操，他提倡“行己有耻”；同时又针对明末士人高谈心性、废书不观的风气，起而提倡“博学于文”，以矫时弊。顾炎武虽然反对王守仁的学说，却十分尊崇朱熹的学说，朱子的治学方法对他起了很大的影响。早在北宋中期，欧阳修、王安石等人整理古代儒家经典就开始鉴别材料的真伪，取得很高的成就。南宋的朱熹继承了这个传统，于经典的考订，尤为精审。晚明的程朱学派更在与陆王学派的争辩中，发展出考据之学。顾炎武的考据学就是把这个学术传统发扬光大。

清初的高压统治固然给中国政治带来了专制独裁的祸害，而文字狱的威胁，更使得当时的知识分子人人自危，致使知识分子不敢议论朝政、不敢讲求经世致用、不敢著书立说，甚至不敢放胆思考。“琐碎”的考据学就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发展、壮大。

在文字狱的重压之下，考据学者虽然承继了顾炎武的部分学术，却也偏离了顾炎武学术的主要路径。乾嘉时代，只钻入故纸堆中的“琐碎”的考据学兴盛了，却造成中国学术思想的停滞不前。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廷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这个条约标志出中国历史上的大变局。中国成了外国列强宰割的对象。中国的知识分子，本着古圣先贤“修、齐、治、平”的教诫，奋起自振，自强运动、维新运动接踵而兴。但是这些改革，都没有达到救亡图存的目标。另外一批知识分子则看出问题的症结所在，他们认为不推翻君主专制的政体，便无法挽救亡国灭种的惨祸。在这批知识分子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奋斗之下，辛亥革命终于成功，一举推翻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自清朝道光、咸丰年间以后，中西文化的交流、专制政体的推翻、社会经济的急剧发展，使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转变。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正在酝酿着一种新的风貌。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只有等待历史来判断了

责任编辑/杨桂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