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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社会的“人”，男女两性对爱情与婚姻的理解自然离不开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在这四部长篇婚恋小说中，陈若曦不仅反思了男女两性的婚恋困惑，更重要的是从社会性别文化的角度，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反思左右男女两性婚姻期待、婚姻感受与婚姻行为的性别差异的社会文化背景。
　　《远见》中的吴道远，表面看来严肃正直，甚至近乎古板。殊不知早在廖淑贞到美国之前，他就已在外“金屋藏娇”，并育有一子了。吴道远结婚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给家族传宗接代、延续香火。但廖淑贞只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吴双。而最后吴道远放弃儿子以保住婚姻的决定，并不是出于对他与廖淑贞之间的感情的珍惜，而是因为廖淑贞能够帮他实现他的愿望——拿“绿卡”。可见在吴道远心中，只有当婚姻对他的事业有帮助的时候，婚姻对他来说才是有意义的。而李大伟向廖淑贞求婚时所说的一段话则更形象地说明了男性在婚姻、爱情上的心理：“你是相当保守的女人，我是说，和时下的潮流脱节，但很可以信赖，很识大体。这样的人，在美国很少碰到。你很不实际，但是我很讲实际，我相信我们可以配合得很好。我需要一位太太，体谅而且照料一切，使我一心投入工作，毫无后顾之忧。这样，我在五十岁前就能赚够钱，从医师岗位上退休下来，转到政界去……”
　　显然，在作品中，作家试图从影响主人公婚姻期待、感受与行为的性别规范的角度，探讨为什么在男女两性的处境中，婚恋并不存在着对称性。我们可以看到，受传统社会延续下来的性别规范的影响，对作品中的吴道远和李大伟来说，婚姻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被注定的命运。他们在考虑婚姻动机时就已在潜意识里将女性置于附属地位了。就像李大伟把廖淑贞的体贴、善良、贤惠的性情和婚姻的稳定性与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那样，他认为“很可以信赖，很识大体”、“体谅而且照料一切”的廖淑贞不单单是他的感情需要，更重要的是家庭生活的需要。
　　受传统性别意识的影响，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们也将自己视为依附于男性的附属“物”，因而婚姻成为了她们结合于社会的唯一手段，左右着她们的生活幸福。《突围》中，林美月虽不爱骆翔之，却极力挽救婚姻。当她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并想借此脱离婚姻的牢笼时，丈夫的一通电话，让她“所有的焦躁、烦恼和悲哀，忽然都无影无踪了。她只感到满足而且安全”。在她看来，这一刻“自己的存在和价值终于得到确认”。这不仅仅是因为美月害怕自己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更是由于她对传统社会性别规范的自觉接受。在她看来，丈夫与女儿对她的需要，正是她的“存在和价值”。可见她自觉地认同传统的女性性别角色——做妻子和母亲是女人价值的唯一体现。只有在婚姻中，她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价值才能实现。而《远见》中的安妮，由于对婚姻缺少把握，性情变得异常乖戾、喜怒无常。仅仅因为丈夫李大伟送廖淑贞回家，她也能让廖淑贞吃上好几天苦头。对于安妮的这种心理和行为，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安妮的嫉妒心，而更应该将其视为是安妮对婚姻的极端重视，以致到了被其束缚、为之焦虑的地步。为了拴住丈夫的心，她不断地生孩子，尤其希望生男孩，以此提高自己在丈夫家族中的地位。作家安排安妮死于难产，则暗示了在这一性别规范下女性必然的悲剧性命运。
　　在陈若曦的婚恋小说创作中，既深刻地反映出作家对男女两性婚恋困惑的探讨，又展现了作家关于理想婚恋理解的是《纸婚》。《纸婚》描写的是一位旅居美国的中国女子尤怡平，为获取“绿卡”，而与美国同性恋男子项.墨非结成“纸面婚姻”，并由此产生感情的婚恋故事。《纸婚》所展现的婚姻完全不同于现行婚姻。然而正是这种不正常的婚姻，使我们看到了一种超越了性机能之上的理性的情爱。人世惯常的爱，显然不包括他们之间这样的爱。他们之间既不是兄妹之爱、朋友之爱，也不能算做是夫妻之爱。两人的纸上婚姻，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超越现实生活的情爱，是一种爱的绝对自由。双方都感受到了一种没有束缚、没有争吵的爱的自由感”①。作品突出地表现了婚恋关系中男女之间平等互爱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性关系。而这正是作家对理想婚恋的理解。

　　伴随着作家对男女两性婚恋困惑与理想探讨的是，作家重塑人类理想性别文化和人格的崇高理想。
　　如果说《二胡》中的梅玖、柯绮华和杨力行三个女性人物体现了作家对传统美德的热爱，那么在《远见》中，作家走向更广博的女性境界。廖淑贞作为一个普通的传统女性，她的出国是出于丈夫的安排，因为丈夫的话，她从不怀疑，并视之为圣旨。然而，正是出国使廖淑贞的观念经受了洗礼。作品写出了廖淑贞思想转变的渐进历程。她在美国所遭遇的人和事，不仅是简单的生活表面的酸甜苦辣，原本生活天地狭小的廖淑贞眼前出现了一个广阔的崭新的世界，对她的冲击是无形而又强大的。所以，丈夫不再是天，他的话，不再是圣旨。回国后，面对丈夫的婚外情，觉悟的廖淑贞开始感受到自我独立人格的被侮辱，开始自觉地认识到自身作为主体，是不能依赖外在力量的。觉醒的自我意识使她不再囿于樊篱之内，而是毅然再次赴美，寻找她的新生活去了。
　　可以说，在廖淑贞身上流露出了作家关于女性性别角色的审美理想：她既具有传统美德，如温良、恭俭、贤惠，又具有现代社会个体所应具有的主体意识，自主、进取、创新。
　　在陈若曦的这四部长篇小说中，我们并不难看出，她所创造的男性形象也同样具有理想化的色彩。与一般的女性作品不同，“陈若曦笔下的男性形象大多不是对抗性的，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他们都充满温情、儒雅和专一”②。
　　《远见》中，我们看到了应见湘，这是一位来自祖国大陆的访问学者。博学、多艺、稳重、爱国、深沉、乐观、坦诚、幽默、见多识广……你几乎可以把所有有关男性的赞美之词都放在这个形象身上。虽然历经沧桑，但他并不悲观失望。在谈及自己的婚姻时，他并不责怪他的两任妻子，也没有把他的婚姻失败完全推到政治运动上，相反，他认为自己应负很大的责任。应见湘不仅学问做得好，通烹饪、音律，并且还是个宽以待人、严以律己的人，具有大学者的风范。作为武大数学系第一位交换学者，美国的富裕、自由以及学术领域内的自由钻研和发挥，都让他心动。然而，他仍坚持言而有信，决定两年后回国。他不想留在美国，却从不轻薄别人的行动，甚至努力玉成他人，听说廖淑贞有意为丈夫谋求绿卡，立刻就为她介绍了路晓云，让她代替晓云帮佣以换取绿卡。他不但对廖淑贞的职业没有任何歧视，对路晓云以婚姻换取绿卡，他也没有谴责的意思，充分体现了他是个既懂得体谅别人，又尊重别人的人。而作为他自己，则坚持回国，一方面，人贵有信；一方面，为证明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可侮。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他身上具有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历史责任感。同时，对于他与廖淑贞之间的微妙情感，他谨守“发乎情，止乎礼”的原则，即使在流露之时，也能很快掩饰自己，决不让自己破坏了廖淑贞的家庭幸福。
　　作为东方人的应见湘身上的理想色彩极为明显，而西方人在陈若曦眼里，同样也是值得称赞的。在《纸婚》中，我们见到了项，一个地道的美国人。20世纪60年代，他曾是当时激进的反文化、反传统的“自由”人士，过着嬉皮士的生活，而后又成为同性恋者和艾滋病患者，并因此丧生。虽然如此，作家在他身上更多体现的是人性的光彩。他崇尚自然，要求感情专一。他是个懂生活艺术的人，不仅修饰外表，而且懂摄影和雕刻艺术。为人热情，不仅和尤怡平假结婚，帮她取得绿卡，还鼓励她自立，热心为她介绍工作和艺术界的朋友。
　　在应见湘和项这两个男性形象身上，陈若曦是毫不吝啬笔墨的，表达的是作家关于男性性别角色的审美理想：他们极具光彩，不仅自身多才多艺，而且对女性充满了温情，举止儒雅，对待爱情专一。虽然生活在现代物质文明社会，但他们身上更多具备的是现代物质社会所失落的纯情和高度的道德感，具有很强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感。
　　可见，透过爱情、婚姻和家庭这个中介，陈若曦在其20世纪80年代所创作的长篇婚恋小说中，依然承接了其早期婚恋小说创作的主题，试图对女性的特定存在进行反思，并进一步表达了自己对于男女两性婚恋与性别角色的审美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