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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追寻史诗

文/王志祯

　　在沈从文的文学视野中，一种伟大的文明衰落了，另一种文明代之而起。在两种文明剧烈交锋、激变的过程中，人类最深层的道德与精神问题成为他永恒的灵魂索求。通过对本民族成长历程和现实苦难的审视，他企图以某种方式确定人的本质和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
　　怀着浓烈的怀旧情绪，沈从文渴望着那祖先光荣与勇力的回复，以拯救本民族文明大厦的倾颓。在历史、现实、理想的边缘，他孤独地建立起自己的文学“乌托邦”。作为人类理想未来的远景，这个世界显得美妙而虚幻。沈从文在其中无疑是象征着真理与权威的执拗而专断的君主。他终生固守着这圣洁的一隅，苦苦地与外界的侵扰纷争对抗。尽管一次又一次浪潮冲击着他的精神与肉体，但这不灭的理想之“灯”依然穿过巨大的历史时空而勃勃跳动。
　　他终生信奉“生命”，而他的生命正是史诗式的生命。在经历了人世间的大悲大苦之后，他从淤积着罪恶与淫邪的现世抬起头来，通过饱含民族忧患与历史感情的笔触，他以超越现实的史诗方式去把握世界，也终生承受着“史诗情结”的痛苦煎熬。在这种煎熬中，他建构起一座伟大的文学建筑，尽管其中有不少残损与缺憾，但却具有穿越时间之流的无可比拟的光辉与坚固。
　　“史诗”在它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诸多嬗变，发展到今天，已经突破原有的戒规，成为一个涵盖面极广的概念。保罗?麦钱特在《史诗论》一书中综合玛丽?卢卡锡和艾兹拉?庞德的观点认为：“超越现实主义诸方面”和“包含历史”代表着我们把经验描述成为“史诗”的两个极端。F.L.卢卡斯在钱伯斯主编的《百科全书》“史诗”条目中对“史诗的基本特征”做了有益的概括：
　　行动整一，情节紧凑，从中间开始的艺术，超自然力量、预言和地狱的运用；修饰性比喻，反复出现的表明人物特征的定语。总之，史诗具有一种崇高的特征，真实、自然、无与伦比，唯有北欧传说偶尔还可以与之一较高下。
　　综上我们至少可以总结出史诗的三个最基本特征：超越现实主义诸方面（诗的气质）；包含历史（史的要求）；真实、自然、崇高的总体风格。
　　就沈从文作品中的单篇章来说，是无法成其为“史诗”的。然而把沈从文的所有作品加起来，却完全具备了“史诗”所要求的“规模”、“质量”和“分量”，并以其内在的博大雄浑汇成一部“生命的史诗”。
　　沈从文的一生有着强烈而执著的历史意识。一九五七年他回忆说，早期在北京，他的两个伟大的“师傅”是《史记》和《圣经》。前者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后者为西方公认的宗教史诗。这两部书也许成就了沈从文史诗性作品的两个基本特征：一为浓重的抒情风格；二为“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
　　沈从文早年曾有过庞大的写作计划，其中流露出的对于民族历史与现实的深切关注是他史诗性追求的有力佐证。他说：“有人用文字写人类行为的历史。我要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以个人体验去感受历史与现实的运作，这本身就带有一种超越历史与现实本体的浪漫主义倾向，然而这种倾向却是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民族忧患意识作为底蕴与基石的。
　　沈从文是一个经历过大变动大悲苦的人。他曾亲眼目睹过上万人被杀，又在古老的北京城受尽生活的磨难与理想受挫的煎熬。然而他没有把这一切直接写入作品，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甚至革命者。他选择了一条孤独的生僻之路，在现实阶级斗争之外另行开辟自己的文学空间。他不属于任何一个政治团体或派别，也拒绝加入任何文学团体。他自称“对一切无信仰，却只信仰‘生命’”。他的“生命”的概念以超越金钱、权势的自然人性为核心与基石，以“犷悍、雄强”的原始天性为动力，并进一步上升到“神性”的高度。他要表现的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这种“人生形式”最大限度地表现出“人与自然的契合”，并在对于一切自然的皈依中，“没有冲突，超越得失，从一个人的肉体认识了神与美。”这种生命的“神性”不仅仅是个体生命的“神性”，更是一种“民族性”，一种“民族的理想的人性”。而个体必须以“生命的明悟，消极地使一个人从肉体理解人的神性与魔性如何相互为缘，并明白人生各种型式，扩大到个人生活经验之外”，并“时时刻刻都能把自己一点力量，黏附到整个民族向上努力中”。“生命的最高形式，表现为对人类远景凝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超越了现世生活的“血和泪”，使自己的生命升华到一种与全人类全民族命运共融的抽象的神性境界。
　　沈从文有着极强的入世精神与拯世的渴望。“不管它是咸味的海水，还是带苦味的人生，我要沉到水底为止。这才像是生活，是生命。我需要的就是绝对的皈依，从皈依中见到神。”在这里，他是生命的强者，以人类、民族的前途为己任，要推动历史的巨轮向真、善、美的时空挺进。“我明白人活到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事情可做，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为未来的人类去设想，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的一点点理想受苦。”他塑造了具有“粗糙的灵魂，单纯的情欲”的原始野蛮的湘西人，欲“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廿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
　　人类社会的发展，常常以其巨大的惯性力扭曲着人类自身。文明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人性的解放，另一方面这解放了的人性却又常常“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从而自身又带来了新的束缚。沈从文的内心在情感与理性的冲突中迷失。他本能地意识到这种现代文明的“恶”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与方向，但情感依然压倒理性成为他思想倾向的主导。原始落后的湘西世界无可逃避现代文明的侵吞，但他仍然要为其唱一首无尽的挽歌，进行一次无望的救赎。“我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做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
　　《边城》昭示着一种历史的毁灭，也为这种行将毁灭的历史奉献了自我的血肉真诚。充满原始神秘性、朴素、快乐的乡村世界受到现代文明激烈的冲击，正呈现出无可奈何的变化中的堕落趋势。一种全新的历史将代之而起，而这个民族却不知被这种历史带向何种不可知的命运。从自身的漂泊到民族命运的无依，沈从文的情感升华线索清晰可见，而其中所蕴涵着的对于民族与个人命运的深切的同情与悲悯也充满着某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同样以辰河为背景的《长河》可说是《边城》的姊妹篇。这是一部未完成的多卷集长篇小说，它试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之下，“就我所熟悉的人事作题材，来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可见写出乡村灵魂面对剧烈的社会变动所作出的反应是《长河》的主旨。通过这部作品，沈从文想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虑，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
　　无论是《边城》的忧郁还是《长河》的感伤都反映出沈从文“用微笑表现人类痛苦”的整体艺术追求。这种“含着微笑的悲歌”表现了沈从文对于人类苦难意识的抗争与超越。这种抗争显得情胜于理：希望总是投向过去和未来，而对现世射出的永远是刻毒的批判之箭。他与纯粹的存在主义荒谬感之间似乎总有一层温情的面纱，这使得他能够避免与这种荒漠感的直接肉搏（像鲁迅那样），而在永恒的微笑中完成这种悲壮的行程。
　　在笔者的视野中，沈从文永远是一个朝圣者，当他向世间迈出一步一步坚实但并不硬朗的脚步时，他便希图以自我的牺牲来换取某种神圣的虚无。他无数次伸展索取的指爪，向“史诗”挥洒着无尽的渴望，追寻、追寻……留下一串艰辛而又辉煌的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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