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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有两件文化盛事在全国闹出了很大的动静：一个是高106米的炎黄二帝巨型塑像在河南新郑建成，并举行超豪华拜祖大典；一个是为纪念诸葛亮出山1800周年，湖北襄樊举行了包括唐国强现场诵读《隆中对》，易中天开讲“三国源头品孔明”等在内的大型庆典。 这两件盛事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其一都找到机遇论作为理论基石—— 一个说要通过拜祖大典展现新郑深厚的文化底蕴，把拜祖大典办成炎黄子孙的团圆盛典，以此打响新郑黄帝品牌，吸引更多的炎黄子孙到新郑寻根拜祖，旅游观光，投资兴业；一个说利用诸葛亮这一文化品牌，扩大襄樊影响力，提升其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甚至说，假如对这一机遇视而不见，将愧对历史、愧对时代、愧对市民、愧对后人。其二都是政府埋单，具体预算市民不得而知。其三都与和谐挂了钩…… 在中国，敬天法祖，寻根认祖是一种极其严肃、极其隆重的文化传统，你要反对这两件盛事，就会被扣上数典忘祖的大帽子；而且既与和谐挂了钩，你要有不同意见，那就会给人留下反对和谐的口实，这是非常自然的逻辑推理。所以迄今我看到的多是正面报道，鲜有不同声音。在此，想求教于大方。我想先引用唐太宗的一个例子： 贞观之初，朝中有些大臣为了讨好太宗，表奏封禅，以谢天地。这一建议遭到了魏徵的极力反对。他认为自隋代以来，天下大乱，泰山附近州县遭受的灾难最为严重，如今皇帝要封禅泰山，一定会加重那里人民的负担，而招致百姓的反对。太宗当时虽也有意封禅，但他听魏徵讲得确有道理，就打消了封禅泰山的念头。到了贞观六年，文武百官又以初平突厥、连年丰收为由，重提封禅泰山之事。这时唐太宗的态度非常明确，他对侍臣说：文武百官皆以封禅泰山为盛事，劝我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这确实有悖于我的真心。我只想天下太平，老百姓能丰衣足食，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不举行封禅之礼，也可以与尧舜比德。如果老百姓的衣食不足，国家不富强，边疆不宁，即使到泰山举行封禅，与残暴的夏桀、商纣有什么不同呢？以前，秦始皇自认为德洽天下自称皇帝，登封泰山，挥霍无度，十分奢侈，终遭历史的唾弃。汉文帝躬行节俭，轻刑文治，不事礼泰山，而成为一代有德之君。况且《礼记》中说：扫地而祭，只是表达一种至诚至信的心情，何必非要登上高山告天，在那三尺土坛上祭地呢？唐太宗力排众议，没有到泰山封禅。 引这个例子，是因为唐太宗把我要说的意思已经全部说出来了。秦始皇封禅泰山，只传了两代；汉武帝在位54年，封禅泰山8次，劳民伤财，国力大减。这都是非常现成的例子。 拜一下老祖宗炎黄，纪念一下贤相诸葛亮，这都不是问题，问题是犯得着动用这么大规模，耗费这么多纳税人的钱吗？拿这笔数额不菲的资金用于改善当地百姓生活，解决他们在医疗保险、教育投资不足等方面的燃眉之急，不是比投到那些盆满钵盈的明星身上、大腹便便的文化经纪人身上、脑满肠肥的官员身上更有价值吗？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模式在沉寂数年之后，何以又在神州大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呢？每个人都知道背后有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我所担心的是，中国有那么悠久的历史，每个地方又有那么多重量级的历史名人，如此一个个祭奠下去、纪念开来，就像牛群相声说的那样，巴甫洛夫也可以吃一顿的话，我们的筵席倒可以长年不散，可是吃来吃去，只会让富者更富，贫者更贫，于民族凝聚力、于和谐好像都没什么好处。我的建议是，如果政府执意埋单，那么请把明细账列出来给老百姓听听；如果是一笔糊涂账，则不如交给公司市场化运作，这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理念。否则，炎黄很生气，诸葛亮很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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