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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口号，《辞海》和《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不大一样。前者说：“为达到一定目的、实现某项任务提出的，有鼓动作用的、简练明确的语句。”后者说：“供口头呼喊的有纲领性和鼓动作用的简短句子。”两种解释各有千秋，但我认为前者忽略了口号的一个重要特征：供口头呼喊。 像我这样五十来岁的人，是在口号声中长大的。最早听到的口号，一是欢呼，如“庆祝”之类；二是祈愿，如“万岁”之类；三是声讨，如“打倒”之类。1958年，公社集中了大批社员到我们村开矿，企图找铁，开会时那林立的拳头、震天的口号声给三岁的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过了不久，庄户人没东西吃了，但饿着肚子也还跟随领导喊口号：“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那些口号不只是喊，还写了贴在墙上。有一种贴法是用长条纸斜着贴，我觉得这样特别有力度，因为那口号像一把正要砍出去的大刀。 到了“文化大革命”，喊口号就是中国人活着的一大任务了。那时候被礼赞为“万岁”的事物突然增多，一喊就是一大串。被打倒的东西也突然增多，一喊也是一大串。运动开始时，口号还有点儿“纲领性”，喊来喊去脱离不了最高权威的意愿。后来群众被充分发动起来，口号就变得十分随意。在一些基层集会或游行中，人们的即兴创作十分活跃。更有意思的是，领呼口号成了人人皆有的权利，谁振臂一呼，众人也都热烈响应，一些喜剧或悲剧就经常发生。某村开会斗争党支部书记，这个领呼一通，那个领呼一通，后来书记的儿子也开始领呼。他依照当时的惯例，先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再喊打倒本省的最大“走资派”，接着是打倒地区的，打倒县里的，打倒公社的，最后他突然喊：“打倒俺大大！”众人被他带出了惯性，也是这么喊。等到发现自己认贼做父，这才意识到让那小子耍了。还有的人，领呼口号过于激动，竟把“打倒”的对象弄反了，结果当场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锒铛入狱。 我父亲那时也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十一岁的我为了不与“走资派”同流合污，义无反顾地加入了造反派组织。在一次夜晚进行的游行中，我见人人都可以领呼口号，也捡个空当领呼了两句。口号内容现在已经忘了，但当时的情景依然记得清清楚楚：大群贫下中农红卫兵没有因为领呼的还是个小男孩就拒绝跟随，而是照样举起拳头大吼大叫。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对众多的人施加影响，激动得我浑身发抖，而且由于用力过猛，嗓子哑了好几天。经过那一次锻炼，以后我再领呼口号就自然了，嗓门也更大更粗。可是，斗争我父亲的那天晚上，母亲把我拦在了家里，让我失去了现场领呼口号的机会。我想我如果出现在会场，决不会领呼“打倒俺大大”而是喊“打倒赵某某”。 过了一段，这种极端的民主做法遭到了掌权者的纠正，领呼口号的权利就不再属于大众。集会或游行开始之前宣布纪律，其中都有这么一条：不许随便领呼口号。领呼口号的人都由组织者事先选定。那些人政治表现要好，嗓子要好，而且现场应变能力要好。我们县每逢开大会，都由县宣传队的一对男女演员领呼口号。二人坐在主席台一侧，面前有麦克风和口号稿，就像现在电视台的男女播音员。每当会议到了需要造气氛、掀高潮的时候，二人你一句我一句领呼起来。他们喊“万岁”时声情并茂，喊“打倒”时声色俱厉，具有极大的鼓动性和煽动力。他俩是全县人的崇拜的偶像，我曾无数次地想，我如果能坐到他们的位置，这辈子就算没有白活。那位“男口号”是下乡知青，后来调到省城，这几年演了不少电视剧。“女口号”芳踪何处，我不清楚。 那时的口号多，变化也多。今天允许呼的口号，明天就不准再呼了。今天不准呼的口号，明天又允许呼了。每当一项运动开始，或者一个节日临近，上级都要专门下发口号，十条二十条，供呼喊或张贴。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公社当秘书时，还经常将上级制定的口号刻印下发。 口号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我想，它是人类制造的一种精神利器。它通过呼喊一些简短的句子，来表达自己的诉求、愿望、欢欣或者愤怒。可以说，它是人类语言中除宗教“咒语”、伟人“语录”之外最具效力的。夏朝末代的群众不堪忍受桀的残暴统治，指着太阳喊道：“是日何时丧？予与汝皆亡！”这大概是中国历史记载中最早的口号，这口号喊过不久，桀便灭亡了。后来，造反者都有制造口号的习惯，从“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那些口号从成千上万的人嘴里喊出来，的确具有强大的战斗力、杀伤力，甚至产生地动山摇、地覆天翻的效果。所以，造反者们夺取了权力，往往还是发扬这一传统，实行“口号治国”。殊不知，“治大国若烹小鲜”，须小心谨慎才行，可不是喊着口号就能遂愿的。 口号是精神利器的同时，也是语言暴力。它呼喊出的东西，往往不容许商量，是一部分人强加给另一部分人的。它不讲道理，只讲目的，可谓“强词夺理”。人们在呼喊口号时，都是用高举的拳头，高分贝的音量，试图在气势上压倒对方，因此，这种语言暴力往往和其他暴力行动相联系。 另外，口号还是一种致幻剂。有社会学家研究发现，人在集体场合中，在口号声中，往往产生错觉，以为人多势众就代表了真理，反复呼喊的口号就是真理，从而偏离或失去理智，导致一些错误行为的发生。我辈和上辈中国人，在这方面是有过很多体会的。在“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人虽然心中悲愤交加，但也没有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进行“声讨”（事后他们的总统不理智地发动了战争，这当另案研究）。所以，我每当在电视上看到个别国家举行几十万、上百万人的集会和游行，一方面理解他们以此向敌对势力示威、向全世界表明立场的意图，同时也为这样的集会所产生的后果怀有隐隐的担忧。 值得庆幸的是，在中国大地上，口号声现在已经变弱变小，几近于无。尤其是“万岁”之类，更是随着人民群众对于其荒诞性的认识日渐加深而羞于、耻于出口。权威部门尽管还在制造一些口号，但也不是“供口头呼喊”，而是成了“书面语”，用于张贴的多了。例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中文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适合于呼喊吗？不能。这两句话只是北京奥运会主题的一种归纳而已，严格地讲，它只是一句“标语”。现在，有些地方和部门，或者是企事业单位，为了鼓动人心、凝聚人气、激发热情、获取支持，也提出了一些口号，这些口号言简意赅，其积极作用还是值得肯定的。但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口号，一般不用口头呼喊。 不过，现在只写不喊的口号太多太滥，尤其是口号的室外刷写更是中国一大特色。在全国城乡，口号随处可见，成为一道风景线。有的部门，不去真抓实干，只热衷于刷子上的功夫，自然会招致人们的厌恶。还有的部门，口号创作过于随意，顾此失彼，以偏盖全，甚至气势汹汹，恶棍风格，这更是破坏了政府的形象。这些口号，往往会引起另一种口号的响起——那是真正的口号，它响在群众的口中。真正的口号，一般都在社会不和谐的时候发生，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吗？ 我想，我们应该喊出的最后一句口号是：让口号从我们的生活中彻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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