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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是一种蕴含着高尚理想激情的美学风格，历来为我国文学艺术界的有识之士所推崇。但近年来因受西方“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文坛的一些人打着反对“高大全”的旗号贬损“崇高”，以凡俗化的时尚相标榜，导致不少文艺作品充斥着软绵绵的娘娘腔和脂粉气而独缺少了激动人心的“宏钟大吕”般的雄健之音和富含“风骨”的阳刚之气，这其实是一种无知和倒退。“崇高”，对于作家的创作而言，不仅是艺术上的高要求，也是不具较高的认知能力并下功夫就难以企及的思想上的高境界。公安题材文学，与其以人民警察及其英勇斗争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和表现内容相适应，理应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的主旋律，努力创作出能够振奋人心、鼓舞斗志的思想高深、艺术精湛、而且二者结合完美、足称“崇高”的精品之作。在我看来，《肝胆昆仑》虽说难言“完美”，却是张道华在小说创作道路上向着“崇高”迈进、达到较高思想艺术水平、具有雅俗共赏魅力的一部力作。 张道华是迄今少数几位在领导岗位上坚持业余文学创作且成绩可观的公安作家之一。今年四月，中国作协曾在北京召开了“张道华创作研讨会”。那时候，张道华已有《夜幕较量》、《非常绑架》、《资本谎言》三部长篇小说和若干纪实作品问世。这些作品无疑留下他在文学创作上迈出的一个个坚实足印。记得那次会上，虽然发言的评论家们竭力美言之，但说来说去几乎只在“矛盾尖锐”“情节复杂”“故事性强”等通常用以评价公安文学的套话上打转，而思想的深刻、人物刻画的成功、作品的创作特色和整体的艺术创新这类属于严肃文学的评论词语却讳莫如深，弦外之音乃“俗”而欠“雅”，这反映了文坛对公安文学作品还存在着惯常的偏见。尽管会上有警界朋友给我暗示，要我说点什么，但那时道华同志的作品我未看过，何以言对？直到近日读了他的长篇新作《肝胆昆仑》，才觉得可以也应该说点什么。 不错，一般公安文学作品所具有的矛盾尖锐、情节复杂、故事性和可读性强的被视为通俗文学的艺术元素，《肝胆昆仑》不但一样都不缺少，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贵的是它并非止步于此，而是努力朝着高雅文学的目标挺进。“崇高”就是贯串全篇的思想灵魂和美学追求。 “崇高”首先体现在作品的主题洋溢着英雄主义和无私奉献精神的高格调、主人公杨子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无畏气概和“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思想的高境界。而这种高格调和高境界，甚至还带有悲壮的色彩。作者采取“先抑后扬”的叙事策略，开篇便给杨子健的出场设计了严酷的环境氛围，将其置于错综复杂、非常尖锐而且是多层次矛盾冲突的“风口浪尖”上——被省公安厅、省纪委委以省联合专案调查组组长之职、后又被省厅党委直接任命为公安局长派赴海平市的杨子健，可谓受命于危难之时：一是他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顶着“省人大代表”、“省五十强企业家”光环，实是有恃无恐、无恶不作、凶残狂妄的恶棍叶启财及其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而且，还有叶背后以副省长高原为靠山，以市长韦伟、副市长胡西平、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廖思源这些手握实权的腐败官员为后台的，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结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相互勾结的利益集团，即所谓“强大”的“镇西势力”。他们盘根错节，呼风唤雨，为所欲为，无法无天，居然残酷地杀害了敢于侦查他们罪案的先后两任公安局长陈志云和陈卫忠。杨子健的赴任和履职，无异于“虎口拔牙”，随时都有可能牺牲生命，其艰险不难想见；二是时值“非典”肆虐之际，杨子健和他的战友们已然面临着瘟神的威胁，而更为不幸的是，杨子健之妻、女医生沈梅英倒在了抗击“非典”的岗位上，给他留下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生命危在旦夕的幼女。总之，国事与家事，突入重围、重任在肩与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如泰山巨石般向杨子健压来，让人为他能否挺得住而捏一把汗！作者对于杨子健的这些描写，显然有着“置于死地而后生”、“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创作寓意。而杨子健之所以能经受住种种严峻考验，排除万难，克敌制胜，除了有省市委和省公安厅主要领导同志的支持、战友们的配合、人民群众的拥护，以及自身的胆识才智之外，引人瞩目的还有时时支撑和引导着他的庄严的职业使命感和强大的理想信念——为了保卫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宁，即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一如他萦怀于心的、用以自励所书写的岳飞《满天红》那为雪“靖康耻”灭“臣子憾”而“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的恢弘气魄和谭嗣同楹联“肩承社稷，肝胆昆仑”所透出的博大胸襟及高远志向！ 与“崇高”相联系的，还有作者于情节描写中透出的严肃思考。譬如，作者在写到海平市一些头头脑脑公然违抗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指示精神、目无法纪、为虎作伥时，便感叹好端端的中央精神一到基层怎么就走了样，中国要建立完善的法制社会何其难啊！作者在作品中借杨子健回忆被“镇西”势力阴谋杀害的前任公安局长陈卫忠说过的话：“公安机关可以对付任何一种犯罪，但权力保护下的犯罪就不那么好对付了。黑权比黑社会更可怕。”同时加上了杨子健自己的判断：“……要是深层次犯罪，估计要作一次殊死的斗争”！这些，其实正是小说构思的基点。作品以此布设了多重而又尖锐的矛盾冲突，进而暗示：打黑除恶，如果对手是官商一体、上下勾结、形成一股相当顽固的地方宗派势力一如作品所写的“镇西势力”，那么，不付出血的代价，不进行殊死的战斗，不采用公开和隐蔽相结合的手段和灵活多变的高超的斗争策略，不在依法从严从重地打击首恶分子的同时，坚决清除内部的不纯分子、彻底地瓦解和根除其赖以存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以求除恶务尽、长治久安，是决难战而胜之的。同样，作品的结尾处写到：当人们还在燃放鞭炮欢庆邪恶的镇西势力被打垮、海平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第二次解放的时候，黑恶势力的余孽又兴风作浪，酿成了一幕暗杀公安局长杨子健不成、却导致女民警岳小蔓喋血身亡的悲剧。打黑难，除恶不易！作者用枪声再次发出警示，并将其深沉的思考化为作品首尾呼应、贯串始终的艺术构思，从而一反通俗小说习见的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不仅为作品的悲壮色彩抹上最后的浓重一笔，还体现着作者对新时期公安斗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的深刻思辨！ “崇高”，作为主旋律作品的风格基调，当然不仅存在于作品的思想意蕴，还体现在艺术表现之中。崇高而能感人，其关键在于要处理好崇高与真实、平凡的关系。崇高要以真实为基础，否则就成了“海市蜃楼”，虚幻无根。作为先后分管刑侦和经侦工作的地市级公安机关的领导成员、亲自指挥和破获过多起大要案并和民警们长年战斗在一起的作者，其优势之一是熟悉警察。你看，无论是写刑侦虎将杨子健，还是写他手下的干将杨军、罗诚、赵东凯、高小凡、岳小蔓等，作者对他们的个人经历、业务专长、性格脾气、心理情感、，甚至于在什么场合会说什么话、怎么说，都了如指掌，写来驾轻就熟，活灵活现，一如写自己的亲兄弟姐妹般真切。再说平凡，英雄人物的人格高洁、气贯长虹，与其平凡可亲并不对立。以写杨子健为例，作品一方面写他对敌斗争沉着机敏、大智大勇、视死如归、一往无前，但也写他并非天生“英雄”，在侦案过程中曾一度有过不冷静的冲动，并且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断校正斗争方向，直到找准了破案的关键的突破口；又如，写他于刚毅之外也有柔情的一面，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和情绪波动他同样有，如妻子沈梅英牺牲后，他也曾一度被悲哀的情感压倒了理智；女警岳小蔓的美丽和对他的痴情，他曾动心过，但因年龄差距对是否接受她的爱情也曾犹豫过；等等。作者塑造杨子健形象，能从职业的、家庭的和生命与心理情感的多种角度加以刻画，使崇高与真实、平凡在其身上得到了水乳交融的结合，写得可谓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再说，由于作者所处的特殊地位，他不仅熟悉基层公安民警，而且也深知省市委和公安厅、局一级的领导者，因而写来一样毫不费力。如省公安厅长苏威的深谋远虑、运筹帷幄，副厅长雷振江的思路缜密、指挥若定，省委书记兼省人大主任赵克军的高屋建瓴、力挽狂澜，市委书记姚浩然的老而弥坚、毫不退缩，副书记吴致胜的立场坚定、顾全大局，原公安局长武平川的以退为进、成竹在胸，副局长唐大成的身先士卒、义无返顾，都写得神情毕肖，跃然纸上。值得称道的还有，作者擅写省市机关高层会议的场景和氛围，通过对讲话者不同的侧重点、语气和声调，听者各异的内心感应和表情变化的描绘，以及会场整体气氛的渲染，将原本容易流于枯燥的会议写得富有生气且耐人寻味。作品突出的亮点是以案写人，案随人走，犯罪嫌疑人虽然阴险狡诈，案情虽然扑朔迷离，但决定破案的进程、节奏尤其是敌我决战的时机，却完全操之在“我”。作者运用“引而不发”和“步步为营”的聪明写法，在案子的“盖子”揭开之前，让敌 人和腐败分子充分表演，同时腾出手来从容不迫甚至是酣畅淋漓地刻画正面人物：写杨子健和他的战友们时而乌云密布时而阳光灿烂、“柳暗花明”般的处境、机遇和斗争策略的随机应变；写武平川看似“消极”遁世实则是受命从事着类似《红岩》里华子良式的隐蔽斗争；写卧底女警郑如秀受惊吓后的精神分裂和失忆、武平川对她的细心呵护和组织上送她就医治疗，以及关键时刻正在恢复记忆的她找出了秘密保存的陈卫忠调查陈志云死因的确凿材料而对破案做出了重要贡献；写科级侦察员、陈卫忠之妻刘婉清在海平的神秘出没和她潜入有正义感的叶启财妻子祝文丽身边悄悄保护她、进而说服动员其“弃暗投明”、拿出录有叶的集团公司走私贩私、制假贩假等财务罪证的光盘对破案所起的突破作用，当然，也因此使作者能于破案的主线之外，抒写了杨子健家庭的夫妻情和父女情，以及后来与女警岳小蔓渐生爱意的生死恋情，而使对杨的刻画更富于多侧面和立体感。同样，作品对反面人物的描写也决不简单化和脸谱化，突出之处就是写出了主要反面人物的犯罪有着必然的历史根由，如写叶启财从当兵时被开除到因杀人犯罪而逃至海平，直到办公司发迹和大搞官商勾结而独霸一方；写叶的狗头军师何守志是个逃亡到大陆的前台湾黑社会竹联帮骨干分子，这就使人从其过去的劣迹看到了他们今天的犯罪决非偶然。对于叶启财，作者也能写出其对手下马仔的两面性：硬的狠毒（如为杀人灭口而除何驹、灭二赖子）之外也有软的江湖义气，如行将落网之际让刘文绑上自己去投诚、以便于他以“功”抵罪免于一死，而刘文并未答应又表现出其对主子的“死忠”。此外，作者还注意写出腐败分子的性格差异，如高原的擅权“独大”、以当海平人的“太上皇”而自傲，胡西平的敏感、多疑与阴毒，廖思源的贪欲、昏庸与轻狂，均构成了鲜明对比。作者又能几笔画出人物的外形特征，如写叶启财额头上的伤疤和鼻翼上的痣，写何守志的三角眼，写胡西平的半秃顶、扁塌鼻、蛤蟆嘴等等，都给人留下较深印象。 笔者由此想到，不少当代公安文学作品之所以不被文坛看好，乃因沉迷于演绎案情和铺排情节，虽有人物设置，但大多不过是个符号，缺乏鲜活和突出的个性。人物的概念化、平面化和情节的公式化、雷同化，严重地削弱了作品的文学性。所以，公安文学要取得超越和突破，提高文学品位，就必须在人物描写上下大功夫。而人物刻画的成功，首先要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性格特征，这种特征不仅表现在人物在做什么，更体现在人物怎样做上面。如鲁迅笔下的阿Q，在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方面，只一个包含着逆来顺受、欺软怕硬、以败为胜在内的“精神胜利法”，就足以使他成为文学史上不可重复的“这一个”文学典型。其次，要有性格发展。也就是要让人对其所作所为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如法国作家司汤达《红与黑》写小人物于连不甘于平民地位而以个人主义和“性”为武器一步步向上爬，但他为报复贵族上层社会所做的一切最终只落得身心俱亡的悲剧结局；雨果的《悲惨世界》写穷苦工人冉阿让因偷了一块面包被捕判罪，他几次越狱并隐名改姓，后因发明制造宝石的方法而致富并当上了市长，他收养了一对不幸的母女，又因不肯加害于一个惯贼而自首并被加罪。他再次越狱后参加了巴黎共和党人的街垒战斗并放走了一直追捕他的警察沙威尔。而沙威尔从固执地追捕冉阿让到被他的人道主义所感化，因自知无法完成追捕之的警察使命而自杀殉职。上述两部作品中无论是于连还是冉阿让和沙威尔，其人生命运和思想性格都是有发展有变化的。反观我们的公安文学作品，能写出人物个性和性格发展的有几何？《肝胆昆仑》因写了执法与犯罪的两个人物系列，刻画的是人物群像，笔墨自然难以集中，但它所写的正反面代表人物，无论是杨子健还是叶启财，其行为和性格都有其来龙去脉，个人命运也是跌宕起伏的，这使它更接近于高雅文学的写法，因而是难能可贵的。当然，可能是因为作品写到的人物众多而难以周全吧，也有个别人物行为或其思想转变写得不尽合理，如作为市长的韦伟何以从赞成打击“镇西势力”、对廖思源不满到与其同流合污？作品缺少必要的铺垫与交待；刘婉清化名“张翠花”通过祝文丽的介绍要求调入通利集团当出纳，叶启财既然知其真实身份和意图，何以对她不下毒手？这些描写上的疏忽，给作品结构留下了尚欠缜密之憾。 尽管如此，《肝胆昆仑》仍是一部令人刮目相看的公安文学佳构。它的出现表明作者已初步形成了擅于思考、把握生活本质、长于表现崇高美和悲剧美的创作特点，同时也预示着像他这样的有雄心有实力的公安作家是可以也能够向着高雅文学的目标突进的。我们祝愿张道华再接再厉，并相信会有更多的公安作家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为提高公安文学的整体水平而努力登攀！ （张道华，1981年从警，现任广东省惠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系大型电视系列剧《中国神探》第9～12集人物原型，全国公安文联文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长篇小说《夜幕较量》（作家出版社2000年3月）、《非常绑票》（群众出版社2002年6月）、《资本谎言》（群众出版社2003年3月）、《肝胆昆仑》（群众出版社2006年1月），另有报告文学《他塑造了一个公安局长的形象》、《刑警本色》、《向恶势力宣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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