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探小说在中国是由翻译发展到创作的。

第一部《福尔摩斯探案》登在晚清《新小说》杂志的第一期。1916年4月，出版了严独鹤、程小青等人用文言翻译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1925年，出版了用白话翻译的《福尔摩斯新探案全集》。1927年，程小青等又以白话重译出版了《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1925年，出版了《亚森罗苹案全集》。

在译作的直接影响下，中国的侦探小说在这一时期开始风行。1919年，程小青创作的《江南燕》被上海友联影片公司拍成电影，由郑君里主演。1922年，程小青主编《侦探世界》月刊，他和陆澹安、孙了红、赵苕狂、俞天愤、张碧梧等在上面发表了许多侦探小说。这些作家在民国初年就开始了侦探小说创作，到了这个时期，已经创出了各自的名牌系列，如程小青的霍桑，陆澹安的李飞，张碧梧的宋梧奇，赵苕狂的胡闲，孙了红的东方罗苹等。

侦探小说可说是一问世便火爆起来，尤其在通俗小说处境不利的调整期内，与武侠小说一道，大助通俗文坛声威。而且，由于侦探小说是舶来品，从内到外都散发着西化味道，故而新文学界对其攻击相对较少，多是采取视而不见的冷漠态度。

在通俗小说的中兴期，与社会言情小说、武侠小说的长足进展形成对照的是，侦探小说没有明显的突破。没有产生新的知名作家，原有的作家俞天愤、陆澹安都停了笔，程小青、孙了红则主要是吃老本。也没有创办新的侦探小说刊物，最大的举动就是1930年世界书局推出用白话重译的《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1931年，文华美术图书公司出版《霍桑探案汇刊》一、二集。这说明侦探小说在通俗小说园林里是一个很特殊的品类，它离西化的新文学最近，来到中国时间不长，扎根不深，还不能连年不断地大量生产、上市。处在通俗小说调整期的《侦探世界》只办了二十四期就因稿源问题而难以为继，看来侦探小说是需要补充一些养分才能再度振作的。另外，侦探小说的功能和技法不断被武侠等类型小说所吸收，自然也减少了它的社会需求。直到下一个发展时期，侦探小说才再次升温。

到了抗战以后，南方武侠创作虽然衰落，却在侦探小说上再展雄风。程小青创作了"龙虎斗"系列，发表于《紫罗兰》等杂志，后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单行本。较之以前的创作，此时的程小青更加技巧纯熟，并注重深刻的社会意义。另一位作家孙了红被称为"中国仅有之反侦探小说作家"，他创作了"侠盗鲁平系列"，包括《鬼手》、《三十三号屋》、《血纸人》、《窃齿记》、《一○二》、《囤鱼肝油者》等。孙了红的侦探小说比程小青之作现代气息更强，本具备更大的创造力，可惜疾病缠身，使得这一对"青红帮"最后还是"绿肥红瘦"。

虽然侦探小说填补了市场空缺，但是民国初年那般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已经不可再现。创作实践证明，侦探小说作为通俗小说中唯一的舶来品，对雅化的要求是最高的。它最难取巧，最费心血，是作家全面技巧的试金石。因此大浪淘沙，几十位作家都玩玩票后知趣引退。范烟桥评述道："写侦探小说大概需要一种特别的才能，不能随便可以下笔的，即使有人试写也不易显出特色，站不住，因此市上流行的仍以翻译的为多。"（《民国旧派小说史略》，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第33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到了沦陷时期，知名作家中只有程小青和孙了红这一对"青红帮"在苦苦坚守，抗战胜利后才又迎来一度短暂的繁荣。而从程小青不断登载卖画广告，"敢托丹青补砚田"，以及孙了红不断生病，《万象》杂志为其募捐，可以看出程、孙二人"润笔"欠丰，侦探小说这碗饭是很难吃的。

沦陷时期的程小青，成名已久，译著皆丰。上海世界书局从1941年至1946年陆续出版《霍桑探案袖珍丛刊》三十册。他在一些著名刊物上翻译美国范达痕（今译范达因）的《斐洛凡士探案全集》（今译菲洛?万斯），英国杞德烈斯（今译查特里斯）的《圣徒奇案》，美国艾勒里?奎恩的《希腊棺材》等世界优秀侦探小说。而他自己的创作，一是数量少、速度慢了，二是自我重复，突而不破。主要原因有两方面。首先程小青起点较高，无论作品中的现代法律精神、科学民主意识还是叙事技巧，都在新文学面前无须低头。这使程小青敢于放言："小说有没有文学价值，应当就小说的本身而论，却不应把体裁或性质来限制。"（《谈侦探小说》，《红玫瑰》第5卷11期，1929年5月11日）他不仅为侦探小说"争位置，说功利"，而且还以专家口吻"叙历史，谈技法"（范伯群语）。新文学的火力一向集中在张恨水、平江不肖生、郑逸梅等人身上，对侦探小说似乎碍于"转折亲"的关系另眼看待。所有这些造成"侦探泰斗"程小青长期处于无压力、无竞争、无批评、无引导的状态，艺术感觉渐渐定型和钝化，一直局限于并满足于"福尔摩斯—华生"模式，失去了进一步雅化的活力。

其次，侦探小说阵地全部集中于上海洋场，实属世界侦探小说的一个分支，须随世界潮流而动。以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为代表的侦探小说属于经典式，讲究绅士风度、合情合理，迎合中产阶级口味，它们在二十世纪的前三分之一时期备受欢迎。程小青恰是赶上了这一次浪潮。而三十年代开始，"硬汉派侦探小说"崛起并走向全盛（参见拉里?N.兰德勒姆《侦探和神秘小说》，《美国通俗文化简史》，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它们强调动作性、粗野性、非理性，迎合了大量市民读者。古典式侦探小说与之相比，人物不够生气勃勃，故事不够惊险刺激，充满牛顿式物理世界的僵化、机械和决定论，而且带有维护现存秩序的色彩。程小青的"霍桑—包朗"模式显然暴露出落伍之虞，关注世界动态的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名牌产品"的更新换代诚非易事，尤其是在风头尚健之时。于是，程小青只能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略作调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丢开霍桑和包朗，以《龙虎斗》为题，写了两篇福尔摩斯与亚森罗苹斗法的探案。虽然仍以前者为正，后者为邪，但作品的光彩却尽落于后者。亚森罗苹狡狯百出地戏耍福尔摩斯、侮辱华生，处处占据上风，结尾失败并非败于福尔摩斯，乃是败于必须主持正义的作者而已。作品动作性强，"作案手段"高明，人物性格略呈复杂性，特别是开放式收场，打破了传统侦探小说"发生在封闭的环境中的神秘事件"（同上）的惯例，正如日本电影《追捕》的最后一句台词："哪有个完啊！"留给接受者联想的余地。这已经是程小青自我更新的最远极限了，再往前，便是孙了红的疆域了。

孙了红当时被誉为"中国仅有之'反侦探小说'作家"（《万象》1942年11月号第9页）。可以注意到，同一时期言情小说出现了反言情，武侠小说出现了反武侠，侦探小说出现了反侦探。这"三反"都与新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影响有关，都旨在打破定型落伍的乌托邦，重新与发生剧变之后的世俗沟通。孙了红早年便以侦探创作知名，但得享盛名却在此时，有的作品也是修改早年习作而获成功。他的主人公鲁平是中国式的亚森罗苹，玩世不恭，风流倜傥，身兼侠、盗二职，渺视法律，自掌正义。"他充当侦探，也从来没有事主委托聘请。或者是由于好奇、好胜，或者是为了'生意上的利益'，他总是不请自至，主动地承担起侦探的职责。"（冯金牛《孙了红和他的侦探小说》，《中国现代通俗小说选评》第2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他的为人绝对没有什么伟大的所谓'正义感'，他并不想劫了富人们之富而去救济贫人们之贫；他只想劫他人之富以济他自己之贫。痛快地说：他是和那些面目狰狞的绅士们，完全没有什么两样的！"（孙了红《囤鱼肝油者》结尾）然而，鲁平的实际行为总是惩恶扬善，合乎读者心目中的"正义"。在《紫色游泳衣》、《囤鱼肝油者》等篇中，也有一些"时代动荡"的隐喻。鲁平属于"硬汉派侦探"，他的形象表达了对现存秩序的嘲弄与否定，与新文学小说中的讽刺暴露派存在精神渊源。在技巧上，程小青保持纯正的古典特色，而孙了红更多地汲取西方现代派营养。曾有论者指出孙了红受后期浪漫派影响，并运用大量意识流手法（冯金牛《孙了红和他的侦探小说》）。此论有些夸张，孙了红的那些心理描摹还算不上真正的"意识流"，逻辑性很清晰，并且是叙事者站在人物心灵之外的描摹，但的确有新感觉派的影子。孙了红的叙事语言自由明快，经常用第二人称"你"或"你们"召唤叙述接收者加入，缩短阅读距离。他的情节更加紧张扑朔，结构因具体案件而设，而不是经典的"发案—侦查—歧途—破案—总结"五部曲。从人物、布局，到情调、文体，孙了红之作都显示出卓而不群的个性化，已经是现代色彩很浓的侦探小说了。

从程小青、孙了红的作品发展可以发现，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的雅化，同时又伴随着俗化和大众化。这一现象不难理解，因为侦探小说在西方虽是通俗的，但引入中国后却属于自视清高的"洋玩意儿"，一旦读者熟悉了其基本套路，新鲜劲儿一过，它便产生了一个如何民族化的问题。所以，中国侦探小说一方面增强时代性，贴近本民族现实生活，提高叙事技巧，另一方面则放下"通俗科学教科书"（程小青语）的架子，增强趣味和刺激。这两方面的同时努力，才使它得以适应中国现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