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6月24日上午，面对宣读死刑执行令的法官，死囚刘顺龙突然开口：“我有重要线索举报！”
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对他的死刑执行被暂缓。6月25日下午，在线索被确认无重要价值后，刘顺龙又被依法执行死刑。
刘顺龙原是江苏省冶金物资供销公司财务部副主任，因多次将公款1000多万元转借他人，造成数百万元公款无法追回；他还以单位名义向银行贷款500万元，并携公款375万元出逃，钱款被其挥霍。押赴刑场前，刘顺龙对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说：“虽然我提供的线索没用，但我还是非常感激你们依法办事，给了我这一次机会。”
“人命关天”，一个“天”字表述了生命的至高无上。正因如此，剥夺人的生命权成了刑法对犯罪分子的最高处罚。
死刑是法律惩罚中最严厉的处罚手段，一旦出错，是无法挽回的。法官对死刑案子，即使是一个微小的疑点，也一定要查明查透，必须把案子办成铁案，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失而不复得，生命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人世间许多罪过都可以弥补和挽救，人死了就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宁可错过一千，不可使一人冤枉地“人头落地”，应该成为我们司法审判中一个必须坚守的信条。对犯人是否应该执行死刑应该慎之又慎。
有人说，刑事审判和刑事辩护状况如何，是考察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法治水平极其重要的标尺。这不仅是死刑犯的生命线，也是我们大家的生命线。
尊重生命无疑是一种进步，一种时代的进步，一种法治的进步。

科学家杀妻分尸可否戴罪立功

因为杀妻分尸，2003年4月，徐建平被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死刑。但却有近200人上书法院，为其求情，理由是：“徐建平为中国纺织行业、为地方轻纺科技事业做出过突出贡献。”
45岁的徐建平是浙江省绍兴县人，绍兴轻纺科技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被害人丁遐是徐的妻子、该公司董事长。
2002年5月26日晚，二人发生争吵，丁遐打了徐建平两个耳光。徐此前喝了些酒，借着酒劲，一手拿起茶杯击打丁遐头部，一手又使劲按住丁的后颈部，导致丁遐窒息死亡。之后，徐为掩盖其罪行，将妻子的尸体肢解，抛尸灭迹后潜逃外地，直至当年11月15日被警方抓获归案。此前，以徐建平名义申报的国家专利有10项。他主编的《中国轻纺面料图集》，是纺织界广大设计人员及商贸人员重要的花样选定参考工具书，它填补了国内空白。他主持开发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先进技术，结束了国内印花布手工传统描稿的历史。绍兴轻纺科技中心有限公司，是世界上能生产数控印花机的仅有的两家公司之一。此外，徐建平组织开发的“金昌EX6000”印花电脑设计分色软件，是当时国内少有的可参与国际竞争的专业软件，仅在绍兴县推广后，每年轻纺业增加的附加值就达3.5亿元，目前依然占据着全国纺织业50％左右的市场，还销往许多国家。他主持攻克的转移印花辊筒雕刻工艺，被科技部列为国家级高新技术项目。他主持开发的数控激光直撞制网机，是国家两个五年计划都没有攻破的项目，徐建平仅用两年时间就一举攻克。
对徐建平在中国纺织技术领域的贡献，在业内有着广泛的认同，他本人也因此拥有极高的知名度。就在关押期间，徐还争分夺秒地赶制技术发明的图文材料，完成了3项实用新型技术，专家均评价很高。
因此，许多科技界人士主张让他“戴罪立功”。
中国科学院博士后王寅生，曾担任过绍兴轻纺科技中心的技术顾问，是徐建平夫妇的老朋友。他在写给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呼吁信中说，从长计议留下徐建平一命，对家庭、企业、地方经济、轻纺科技、国家纺织行业，都是最理想的选择和判决。王寅生认为：“刑法和法律的责任，不是单纯对刑事案件的判决，而是制止刑事案件、预防刑事案件以及减少刑事案件对个人和社会的损失。徐建平的社会贡献是一般企业家难以相比的。如果不以极刑判决，他就有可能继续这种常人难以做出的贡献。”
华中科技大学激光研究院研究员何云贵也致信法院：“鉴于徐建平在中国轻纺技术行业内所处的重要地位，恳请法外施恩，枪下留人。”
在吁请枪下留人的人员中，还有绍兴当地的几十位工程师、人大代表，他们几乎都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徐建平的二审辩护律师邓继祥认为根据法律规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罪犯可以从轻处罚。参照此条，有重大社会贡献的罪犯也应该享受同等“待遇”。
1999年5月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一名已核准死刑的罪犯进行改判，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改判的一条重要理由，就是该罪犯在羁押期有3项实用新型设计被国家专利局授权专利。现在，该罪犯仍在服刑，并由死缓改判为有期徒刑18年。2003年，他的又一项专利被国家专利局授权。
目前，徐建平已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诉。此案在新闻媒体上引起了争论，许多人提出:“社会贡献”能否代替“法律惩罚”？科学家杀人就该法外施恩？就社会贡献来说，有大有小，“杰出科学家”是大，普通人是小。如果杰出科学家能用“大贡献”抵罪，那么是否意味着普通人可以用“小贡献”抵罪呢？贡献社会与杀妻分尸，在法律面前，这两者风马牛不相及。“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罪犯可从轻处罚”，法律确实有这样的条款，但这个“重大立功表现”同时也是有明确限定的。我们只能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有人提出，人是平等的，平等的原因就是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可见其宝贵。如果一个人为国家、为地方做过一些贡献就可以随意杀人，并把尸体一块块切了扔掉，视人的生命如草芥，那么，生命的尊严何在？法律何以维护尊严？依法治国又从何谈起？
有人说，没有法制时要呼吁立法，有了法制又要法外留情，这是不符合法律精神的。徐建平就算是科学家又如何，奥姆真理教制造沙林毒气的也是科学家。专利证书可不是铁券丹书，能当免死牌用。功是功，过是过，不能用功抵过，是现代法制社会的特点；功可以抵过是封建社会的特点。有功应赏，他为社会做出了贡献，社会已经给了他应有的回报，现在犯了法，也要依法处理。如果搞以功抵过，此例一开，势必后患无穷。
还有人认为，按我国现行刑法规定，徐犯没有被减轻罪行的客观要件。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是铁定的罪行。仅因200人上书法院即改判，是对法律的亵渎。在大力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今天，这种行为是不能允许的。

枪下留人，留亦法治，不留亦法治

曾经轰动全国的延安“枪下留人”案最终结果是当事人董伟被裁定死刑，2002年9月5日上午在延安伏法。这个历经百余天的“枪下留人”事件，已在中国法制史上留下了重重一笔。
2001年5月2日零时许，董伟与多人酒后到延安电影院通宵舞厅，因琐事与宋阳发生争吵并打架，被在场人劝开后，董、宋二人又在舞厅旁继续打架。董伟用地砖连续打击宋的头部，宋阳被送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鉴定，宋阳因被钝器打击头部造成闭合性颅脑损伤，导致呼吸心跳中枢衰竭死亡。根据这些情况，法院认为，董伟因琐事竟用地砖猛击宋阳头部，致其死亡，手段残忍，后果严重，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董伟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宣判后，董伟不服，以该案中被害人宋阳也存在过错、一审认定故意杀人证据不足等理由上诉至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2年4月，陕西省高院裁定维持原判。4月27日，代理此案的西安律师朱占平专程赶赴北京申诉。4月29日早晨，在延安中院即将对董伟执行枪决时，朱占平律师的申诉最终被接受。就在董伟被枪决前4分钟，最高人民法院传令死刑暂缓执行，延安刑场上发生了惊心动魄的“枪下留人”的一幕。
这一段故事如同惊险电影一样戏剧化，可谓惊心动魄、一波三折。
董伟的辩护律师朱占平是如此叙述的：“2002年4月28日上午，我来到最高人民法院门口，刑庭一位女法官出来把申诉材料拿了进去，并表示将尽快进行审查。这天下午5时许，我在一个小饭馆吃饭时手机响了，是董伟的父亲打来的，他在电话那头放声大哭，告诉我，他刚接到法院的通知，死刑明天上午10时30分就要执行。”
次日早晨，朱占平早早赶到法院门口，走进传达室拿起了电话。但此时刑庭正在往新办公室移电话，所有的电话都打不通。他试图说服传达室的武警放他进去，可值班武警告诉他这是纪律，坚决不同意。他只能抱着一线希望轮番拨打刑庭的几部电话，期盼有哪部电话突然安装就绪。已经是上午9时40分了，电话仍然没打通。这时，董伟的表哥打来电话说，囚车和执行武警已经开进了看守所。“朱律师，来不及了，我们知道你尽力了……”电话那头传来啜泣声。
朱占平只说了一句：“只要枪声没响，我的努力就不会停止！”　　
9时45分，朱占平终于以要进大院买《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为借口“变通”领到一张通行证，迈进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大门。　　
9时50分，朱占平一路小跑冲进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李武清副庭长的办公室。朱占平用最简练的语言介绍了案情和申诉理由。他剖析了案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董伟的行为是防卫过当，虽然要承担法律责任，但罪不致死，判处死刑有失草率。　　
9时55分，李武清听过朱占平的介绍，马上就找到负责西北片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