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小舟
市委党史办公室再次给我打来电话，想邀请我父亲出席一个座谈会，“还是关于‘4·20’事件，希望周老能再提供点儿线索。”电话那端的语气有种迫切，我却很无奈。我告诉对方，父亲的阿尔茨海默症加重了，别指望他能再回忆起什么。再说，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我敢让他出门吗？
对方沉默了，却不挂电话，显然心有不甘。我等了一阵，用安慰的口吻适时打断她的无语：“他现在常常把我的名字都叫错的，有时叫的是我姐姐，有时叫的是我母亲，甚至有时喊的不知道是谁。”
对方很机敏地问：“周老都提到过谁的名字？”
我其实很想给她答疑解惑。我听得出对方是个年轻而且热情的女孩子，我也希望历史的谜团在他们这代人手上解开，能寻找到一个感人至深的答案。但我实在能力有限，我听不明白父亲那含混不清的呓语，再说，我也不常去父亲家，我也有工作，虽然退休了，但我仍然很忙。最近，儿媳妇又生了宝宝，我升职做了爷爷，生活被打乱，全家人忙成一团。
我很努力地回想，思绪很乱。依稀记得父亲叫过马福安这个名字，但我知道那只是周家当年的管家。周家曾是江南知名富户，马福安对周家各位老爷太太忠心耿耿，父亲则是从小在马管家脚前跑来跑去的小少爷。父亲还喊过毛头，不知是谁的乳名，反正肯定与“4·20”事件无关。父亲还叫过谁？张三？李四？韩同山？赵广济？林南？森北先生？
“森北先生？”对方突然激动起来，“我在‘4·20’的档案材料里，看到过一个森北先生，说是当时在现场有人喊过这个名字。周老没糊涂，没糊涂啊！”
我浑身一震。对方的激动也让我心里升腾起一股希望。也许，老爷子并没有真的傻掉，在他的脑海深处，仍然残存着诸多往事的碎片。当然，要把这些碎片拼接起来，无疑是件难事。一时的激动瞬间冷静，对此，我仍然信心不足。
这天晚上，我便回了父亲家。我不常回这里，当然不仅是因为忙，还因为继母的存在。继母是个优秀的女人，把父亲照顾得很好，但，她毕竟是继母，年龄只比我大几岁，她的身影和我记忆中的母亲总归重叠不到一起。我走进干休所的大门，高大的白杨树标记出不同方向的道路，一栋栋小楼隐蔽在树的后面，只是点点灯火。恍惚间，我竟不知往哪个方向走了，我迷路了。我想事情大概都是这样，时间会过滤掉许多东西，有的不重要，有的却很重要。我努力地辨认了一阵，从脑海深处找回路线，摸索着走向父亲，也走向扑朔迷离的历史。
开门的当然是继母。她微笑着，带着我往里走，边走边问了一系列常规问题，无非是小宝宝可好？你爱人身体好些了吧？你还那么忙吗？最近在写什么？我简短地回答着，跟着她穿过客厅，走进父亲的书房。父亲已经丧失使用这间书房的能力了，现在这里只是他的休息室，飘散着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
我来当然主要是想问父亲，森北先生是谁。他是一位姓森名北的先生，还是名为森北姓却不明？抑或是代号？在“4·20”事件中，他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继母说：“你来电话之后，我就把东西整理出来了。这些年，老爷子所有的讲话记录、手稿，我都整理好了，查起来很方便的。”
我没回答，我在看父亲，父亲也在看我。因为继母的精心照顾，父亲并不显得过于衰老。他的腰板仍然挺直，眼睛也炯炯有神，但一张嘴，就暴露了他的病症。
“你是谁啊？”他的声音仍然严厉，但已经沙哑，而且含混，像是嘴里含着什么东西。
继母忙说：“你怎么不认识你儿子了？这是小舟啊。”
我拦住继母，一字一句地说：“我是森北先生。”我想刺激他一下，也许这会对他的脑神经有所作用。
果然，父亲的眼睛里闪过不一样的神色，他沉默了一小会儿，然后说：“森北先生死了。”
“死在哪儿了？怎么死的？”我按捺住激动，追问。
父亲不说话了，又开始表现出茫然的状态，仿佛刚刚苏醒的记忆，忽然坠入深度睡眠。他愣愣地看着我，然后突然说：“你不是森北先生，你是林南。”
林南。从他嘴里说出的又一个新名字。
继母叹口气说：“下午市委有人来过电话，问的也是这个森北先生，可他实在回忆不起来了。我发现，老爷子不是完全失忆，他知道人们在问他事情，也着急，可就是不会回答了。”
继母塞给我一沓文件，用塑料袋精心地装着。透过透明的塑料袋，我知道这是父亲头脑尚可的时候，写给组织的各种回忆材料草稿。继母在市委办公厅从事了一辈子档案工作，把一切带有字迹的纸张整理好，是她的职业本能。
二、韩启明
当初我刚被任命为市委副书记的时候，就主动提出分管市委党史办公室。我的毛遂自荐获得了市委常委们的一致同意，因为他们都了解，我不仅一直在宣传部门工作，当年上大学时学的就是历史专业，读研究生时的研究方向更是中共党史。用市委张书记的话说，“小韩来抓党史办，才叫物尽其用”。
其实我也知道，不是所有人都重视党史研究工作，或者说，不是放在第一位的重视。市委党史办公室自成立以来，就总让人感觉是个边缘单位。现任主任老魏，原是市委研究室的老笔杆子，临近退休调来党史办，就是为了解决正处级待遇。剩下的几个人，要不和老魏一样，是等待退休的老同志；要不就是已经退了，被返聘回来发挥余热。原本兼管党史办的市委田副书记，是省委领导秘书出身，主职是市委理论研究室主任，还兼着市委理论刊物的主编，光是那些大报告、大文章，从调研到讨论，再到写作，反复修改，就足够让他焦头烂额的。我主动把党史办接过来，他感激不尽。
而我，只能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说明自己的初衷，我热爱党史。我觉得党史就是一部浩如烟海的大书，自己永远读不完它。而且，它里面还有那么多的谜团，是需要今天的我们去破解的。
“4·20”事件，就是横亘在我心底最大、也最难的谜题。虽然刚刚又燃起了一点儿希望的火光，但我知道，要破解它，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有很长的路要走。
1949年的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江一线发起总攻，渡江战役正式打响。同一天，我们城市的地下党市委紧急召开全体会议，研究迎接大军过江进城的工作。但会场突然被国民党特务包围，紧急时刻，有个陌生男人闯进会场，通知与会者撤离，可惜为时已晚，会议遭到破坏，大部分人当场牺牲。这便是党史中记载的“4·20”事件，也是我们这座城市发展历程里一次刻骨铭心的惨痛损失。
事后查明，会场街对面的书店，竟是特务的秘密据点。估计很久之前，他们就盯上了作为会场的这家竹器店。大概因为解放在即，地下党活动频繁，渐渐暴露了些许形迹。但是，是谁冒死来报信的？这个人后来又为什么失去了踪迹？这个问题至今无解。
据我所知，从我们这座城市解放起，就启动了对“4·20”事件的追查工作。当时，烈士们尸骨未寒，人们复仇的愿望强烈而紧迫。但事与愿违的是，解放大军的步伐行进得太快，他们像一阵旋风似的从这座城市掠过，又扑向下一座城市。刚刚新生的红色政权危机四伏，城市管理任务相当繁重，烈士追悼会上的誓言余音在耳，人们却已经没有时间再顾及这件事了。特务据点的家伙们仓皇逃窜，人去楼空。从“4·20”事件中死里逃生的市委委员顾沉，刚刚成为新的市委书记，就被潜伏特务暗杀牺牲。而前市委书记陈富海的联络员周显龙，当时在现场被捕后，坚称自己只是店铺伙计，始终没有暴露身份，出狱之后就参加了南下干部团，随大军向更南的地方进发，最后抵达海南。今天，周老是“4·20”事件中唯一健在的人，却已经回忆不起任何当年的事情了。
七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出生的婴孩，现在已经到了垂暮之年。而周显龙老先生，当年只是未满十五周岁的少年，现在正被阿尔茨海默症折磨着。
就算没有这个病，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又能记住多少当年的事情呢？我常想我们是不是应该另辟蹊径，可这蹊径的突破口在哪里？我不知道。
在市委大会议室的门口，我碰到了周小舟。
周小舟是我们市大名鼎鼎的人物，是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还获得过国家级的文学大奖。我和他很熟，不仅是因为工作上的交集，还因为他是周显龙老人的儿子。我多次去探望老人，慢慢就和他熟悉起来。我们握了手，我问他现在在写什么，他说：“想下去摸摸情况，写写咱们市的旧城改造。”
我心里一动，说：“那我建议你去幸阳，他们那里的改建工作还是挺突出的。”
幸阳区，过去是幸阳镇，是明代就颇具规模的古镇，长江边上有名的水陆码头，直至今天还是我们市重要的水路出口。幸阳的区委书记老马，是个很有想法的人，他提出的幸阳旧城改造思路，现在是全省推广的典型。
周小舟说：“也可以吧。”语气明显有点儿犹豫。
我说：“抽个时间，我陪你跑一趟。”
作家果然是聪明的，周小舟眼珠一转，笑道：“韩书记你别有用意吧？”
听他这么说，我也就不兜圈子了：“‘4·20’事件最近有个新线索，就是幸阳反映上来的，我还没来得及深入了解。”
周小舟沉默片刻，叹了口气：“韩书记，我佩服你的努力。可是，七十多年了，还能查出什么吗？我们党流血牺牲的奋斗史，有多少人湮没在其中啊。前几天又有一批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有几个是有名有姓的？可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敬仰他们、纪念他们。”
“话是这么说，”我说，“可是，我总觉得心里不安。”
周小舟定定地看着我。其实我知道，作为一个老革命的后代，他心里不会没有波澜。他父亲周显龙老人，几十年来一直在为“4·20”事件的真相奔走。即便是在特殊年代的极端情况下，被关押在牛棚里，也坚持写回忆材料。现在，那份写在香烟包装纸上的材料，仍然装订在“4·20”事件的档案里。虽然没有新鲜内容，只不过是重复过去说过很多次的话，但老人的迫切心情清晰可见。
会场里响起主持人的声音，催促大家尽快入场就座。今天的会议很重要，我还需要上主席台，估计这会儿他们正急着在后台找我呢。我和周小舟握手告别。他轻声说道：“散会之后，我去你办公室坐坐？幸阳嘛，也可以考虑的。”
......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