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也许不能给你答案，但是可能会给你线索。
——罗斌
天目湖的夜雾还未散尽，三两只归家的白鹭掠过水面，翅尖沾湿了青瓷色的天空。运河边老树的新叶，在曦光里泛出温润的光泽。常州人常说，这座城仿佛是窑火炼出的青瓷。
走在安详的街巷，黛瓦墙角垂下的凌霄花依然是几十年前的色彩，那些被岁月打磨得光滑的青石板，已被细心嵌入防滑纹路。老街坊们坐在新设的“平安驿站”前择菜、聊八卦，一些老人还会讲到几十年前的故事。而不远处，警务室的蓝灯安静地亮着，像枚别在巷口的徽章。转角遇见的古井围上了雕花石栏，井水倒映着屋檐下旋转的智能摄像头——它们将大街小巷的市井烟火尽收眼底。
这是多么安宁的景象。
常州市委、市政府聚焦风险防控，深化平安建设，自2009年起，持续四轮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常州公安成功构建起多方参与、联动共治、齐抓共管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社会治安防控布局，实现了预警预防、打击犯罪、整体防控、基础管控“四大能力”和公众安全感满意度的明显提升。常州连续四届获评“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城市”，三度夺得全国综合治理领域最高奖——“长安杯”，成为全国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这辉煌成绩的背后，离不开常州市公安民警的忠诚坚守和无私奉献。法医罗斌，就是这支优秀队伍的杰出代表之一。
一、
与法医结缘
电话铃声在门外响起。
我打开门，一个身穿警服的中年男子站在五米远的走廊上。他背着一只普通黑色双肩包，面色沉静，胸前警号清晰可见：050628。
“我是罗斌。”他边挂手机边说。
“快请进。”我连忙相迎。
罗斌，常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警务技术三级主任、主任法医师。
他的故事，很长。
邮差敲响家里那扇脱了漆的大门时，一个身材偏瘦、戴着眼镜的年轻人应声而出。正是夏收时节，他的父母都在田里忙活，不到天黑是不会回家的。
邮差问：“你是罗斌吗？”
年轻人手里举着早已准备好的身份证说：“我是。”
邮差立刻将一封挂号信递给他，眉飞色舞地说：“恭喜啊，小伙子！考上大学了！”
邮差送来的，是大学录取通知书。
1987年夏，刚满19岁的罗斌考上了同济医科大学法医系。句容是个小县城，罗斌考上大学这件事情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罗斌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儿子考上大学他们十分高兴，至于学什么专业，他们便不懂了，倒是罗斌的班主任逢人便说：“真没想到！”
班主任的话其实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罗斌居然考上了名牌大学，二是指他竟然选了法医学专业。
法医！
这个年轻人的选择过于与众不同。
医生与法医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职业。医生面对的是有生命的个体，职责是悬壶济世、治病救人；而法医主要是与无生命的人体打交道，让死者“言”，只在命案现场出现。
上世纪80年代，大部分人对这门新兴学科知之甚少，身处镇江句容这个小县城的农民子弟罗斌，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呢？
罗斌出生于1968年，是家里长子，下面还有一弟一妹。父母每天都要下地干活儿，无暇照顾三个孩子，所以在罗斌稍大些后，就把他放在隔壁的二大爷家里。
少年时期，罗斌就表现出了和同龄孩子不一样的性情。村里其他男孩子大多一天到晚不着家地在外面疯玩，他却安静平和，话不多，放学后总是坐在家门口看书，对文学有着深厚的兴趣。
也许是因为喜欢看书，罗斌的语文成绩一直不错，特别是作文成绩，在班上稳居前列。初中毕业时，他最初是报考了中专。对于那个时候的农村孩子来说，上中专是他们的第一选择，因为中专毕业就能分配工作，成为“国家干部”——有城镇户口了。所以，当年中专录取分数线比高中的还要高。罗斌的成绩够了，但是因为身高只有一米四三，体检未达到要求，没有被录取。
全家人都感到很遗憾，尤其是舅舅，连连叹息。罗斌的舅舅是全家唯一一位有“国家户口”的人。
由此，命运的齿轮开始朝另一个方向转动。
高中暑假，罗斌偶然得到了一本全英文阅读练习册。他拿出看小说的劲头，每天从早到晚攻读这本册子。练习册每个单元末的短文是一部中篇小说的节选，讲的是一个男人蒙冤入狱，在狱中受尽屈辱，最后成功出逃自证清白的故事——多年后这个故事被好莱坞搬上荧幕，轰动一时。那时罗斌已经是常州市公安局的一名法医。
那个暑假，罗斌翻着字典啃完全书，等到故事结尾，男人几经波折终于抓住真凶洗尽冤屈时，他发现自己已经不需要字典就能流畅阅读了。阅读理解过关后，英语考试变得轻松自如，主谓宾语法也不再是障碍。新学期开始，英语老师对他成绩的突飞猛进惊讶不已。高考时，他英语考了86分，甚至超过了英语专科的录取分数线。
这次英语阅读还带来了另一个收获：罗斌迷恋上了武侠和侦探小说。他一有空就去新华书店，把能找到的世界著名悬疑侦探作品几乎都翻了个遍，尤其是日本作家的作品。他记忆力出众，海量阅读之后，那些精彩的情节、巧妙的结构、出人意料的人物与事件安排，在他的心里层层叠叠地留下了深刻印记，让他对悬疑侦破这一领域充满向往。
高考前，罗斌立志成为一名警察。
然而高考结束填报志愿时，他因近视不符合警校报考条件。就在失落之际，命运为这个志向坚定的年轻人留了一扇窗——罗斌发现了“法医学”专业，毕业后同样可以进入公安系统工作。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在第一志愿填报了法医学。最终，凭借优异成绩被顺利录取。
1987年，罗斌踏入同济医科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校门，成为法医学专业的一名新生。
客观而言，与普通医学专业相比，法医学无疑具有其特殊性。许多新生在初次接触时难免产生心理波动，尤其在解剖实验课上。但罗斌相较之下适应良好，他并未表现出过多不适，平静地度过了最初的实验阶段。大学四年里，即便课业繁重，他仍保持着阅读侦探小说的爱好。学校图书馆的丰富藏书为他提供了一片广阔天地，大量的课外阅读和系统的专业学习相结合，为他日后从事法医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二、不能忽视的微小线索
1991年8月，罗斌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常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三大队，当上了法医。
三大队也叫技术大队，对外称常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
法医学是以医学为基础，沟通法学与医学两个领域的桥梁学科。它致力于在法治实践中，研究并解决与法律有关的人身损害、死亡、身份鉴识等问题，为刑事侦查提供线索，为司法审判、灾害事故鉴定等提供科学依据。
罗斌到单位报到那天，正值8月底一个晴朗的好日子。他特意早早起床，郑重其事地洗了澡，换上整洁簇新的警服。当他精神抖擞地站在办公桌前时，浑身上下还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香皂清香。
接待罗斌的是一位老警察，自我介绍说姓蔡，满脸是日光曝晒后的黝黑。老蔡板正地站着，一脸严肃地交代了工作纪律、注意事项，全是干巴巴的条款。末了，又说：“干我们这项工作责任重大，一定要认真仔细，不怕苦不怕累……”
老蔡站着，罗斌也只能站着，一一点头。
老蔡又交代了办公用具，当然还有他们的“工作箱”。箱子方方正正，盖子紧密地合拢着，放在屋角的桌子上。
交代完，老蔡便转身离开了办公室。罗斌满头大汗，心想，这么严肃，果然是干警察的。回想老蔡那饱经风霜的面庞，他暗自猜测：老蔡同志怕是有五十好几了吧！
然而罗斌很快得知，满脸沧桑的老蔡实际只有47岁，是大队的教导员，已经在法医这个行当干了20多年。常年日夜不分的户外工作，让他看上去十分显老。
老蔡成了罗斌的师父。
办公室窗明几净，窗外高大的杨树在盛夏中枝叶婆娑。罗斌坐在桌前，心情十分愉快。终于如愿成为了一名警察，此刻的他雄心勃勃、自信满满，在心底默默立下誓言：一定要当一名追凶擒恶、除暴安良的好警察。
但罗斌的好心情没有持续多久。上午的时间还没有过半，门一下子被推开，老蔡伸头喊了一声：“小罗，带着家伙。跟我走！”
罗斌一愣：“走哪儿？”
老蔡说：“出现场。动作快点儿，车在下面。”
罗斌这才反应过来，是有任务了。
法医到命案发生地做实地勘查检验叫作“出现场”。其中，全面而深入的现场分析和死亡方式判断，是法医工作的核心环节与首要任务。
罗斌完全没想到，才上班第一天，师父老蔡就带着自己出现场了。
车就停在办公室楼下——好几辆“二八”自行车，每一辆都旧兮兮的，坐垫、扶手以及车大梁处的漆面斑驳脱落，一看就是被频繁使用的结果。老蔡和罗斌一人一辆，蹬起来就出发了。
现场位于一处荒僻的山脚下，周围已经拉起了一圈警戒线，前期到达的派出所民警在警戒线外守着。死者仰面倒在乱石之中，头顶一个拳头大的伤口血肉模糊，头部周围是大片暗沉的血迹。天气炎热，尸身已经膨胀变形呈乌黑色，面目难以辨认，浓烈的腐臭扑面而来，成群的蚊蝇嗡嗡环绕。
罗斌刚走到警戒线旁就吐了，吐得涕泪横流，仿佛五脏六腑都拧在一起想要夺喉而出。
老蔡似乎对罗斌的反应见惯不怪，他一声不响地走进警戒线内，先是将四周打量一圈，然后来到死者身边蹲下，打开随身带着的勘验箱，对5米之外罗斌惊天动地的呕吐声充耳不闻，甚至连看都没看一眼。
待罗斌终于艰难地直起腰，眼前的景象让他更加大惊失色——老蔡正一言不发地俯着身子查验尸体，鼻子距离死者那张面目全非的脸不过三五厘米，居然连口罩都没有戴。
30多年后，在常州总工会整洁安静的会议室里，罗斌神情淡然、语气平和地告诉我：“当年，因为勘验手段和技术的限制，法医在出现场时是不准戴口罩的，为的是第一时间直接准确地捕捉到更多现场的气息——气味也是携带大量信息的。”
报案的是两个民工，一高一矮，矮个子穿件破洞圆领汗衫，旧得没了相；高个儿的那位穿着件崭新的长袖衬衣。两人说，他们和死者同在附近的采石工地打工，因死者连续两天没上工，他们便出来寻找，没想到在山岩下发现了他的尸体。
罗斌是自律的，一番撕心裂肺的呕吐后，他猛然意识到自己的职责，当即咬紧牙关，摇晃着来到老蔡身边，跟着开始勘验。
在此之前，罗斌读过的侦探小说和教科书案例不下数十上百，他自诩满腹经纶，以为书中记载已是复杂案件的极致。然而，当亲身面对第一个真实现场时，却完全失去了思考的能力。现场恶劣的环境引发的生理不适只是其一，死者惨烈复杂的状态更是令人毛骨悚然。罗斌脑中一片空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只能将注意力放在死者头顶那个触目惊心的巨大伤口上。死者身体其他部位没有明显伤痕，他努力控制着喉间的阵阵作呕，把头顶的伤口做了仔细检查。据报案人说，前天晚上他们几个人和死者一起喝了酒后各自散去，估计死者是因为天黑失足，从高处跌下，头撞在石头上摔死了，有头上的伤处为证。
罗斌在心中暗暗点头：头顶那么明显的损伤，头骨都裂了，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肯定是意外失足死亡。
老蔡问两位报案人：“你们俩，谁先看到死者的？”
穿长袖衬衣的高个子马上指着矮个子说：“他，是他。”
矮个子点头，又摇头，反手指着高个子说：“是他先给我说山下有头死猪，我想着这荒郊野外的，哪里来的猪？就走下去近看，没想到……他一定是喝多了酒，回来的路上失足摔下去的……”
派出所民警走过来，问：“老蔡，什么情况？”
老蔡面无表情地说：“他杀。”
“啥？”民警一听眼睛都瞪大了。
罗斌也吃了一惊，不解地看着师父：“头上那么重的伤……”
老蔡好像知道罗斌要问什么，他用指尖轻轻指了指死者的手。罗斌看到了，那肿胀的指头上的指甲有损伤，可死者的身份是民工，体力劳动者的指甲有损伤很正常啊！
老蔡再次蹲下，指着死者颈间一个位置，示意罗斌仔细看。罗斌像师父一样凑近，一股巨大的恶臭再次令他作呕，但这一回他看清了，死者的颈间有一道浅浅的类似刮痧的伤痕，周围可见些许散布的出血点。
罗斌一下呆住了。在校期间，法医学和临床医学本是他学得最好的科目。从法医学角度来说，出血点的成因复杂多样，但人在生前只要经历过缺氧，就很可能出现这种现象——显然，死者生前曾有过窒息的过程。
老蔡走到高个子民工面前，目光在他脸上停留了片刻，随即视线下移，用下巴朝他的胳膊一点，说：“衣服解开。”
话音刚落，高个子民工腿一软，瘫倒在地。
罗斌顿时明白了：死者头顶那个触目惊心的伤口是暴力所致，却并非致命伤。颈间差点儿被忽略的那条细微的伤痕和出血点，揭示了其真正死因——生前曾遭外力压迫，窒息后被丢下山岩。其头部周围的出血情况属于死后伤的特征，种种迹象表明：在跌落前，他已经死亡。
罗斌将死者指甲上那些不起眼的损伤一扫而过，想当然地将其归因于日常干活儿所致，没有深究，可老蔡却没有放过这个细节。成年男子在被人扼颈时必会挣扎，指甲很可能是反抗时受损。这么热的天气，身为民工的高个子却穿着崭新的长袖衬衣，这本身就透着反常。
那个年代还没有DNA检测，老蔡从死者的指甲缝中提取到了极微弱的血样，经比对，其血型与高个子民工吻合。在强大的证据面前，凶手如实交代：两日前的晚上，聚餐后返回住地的途中他与死者发生激烈争执，盛怒之下他用擦汗的毛巾勒死了对方，然后仓皇抛尸僻静的山岩下。搏斗时死者抓伤了他的肩膀和胳膊，为掩盖伤痕他买了件新衬衣穿上。
对于新就职的年轻法医罗斌来说，第一次出现场的冲击过于巨大，令他手足无措，更令他震惊。回公安局的路上，他始终耷拉着脑袋，沉默地跟在老蔡身后，心中波澜起伏。老蔡没有责怪罗斌，而是安慰道：“你刚开始工作，以后经历得多了慢慢就有经验了。”
那天晚上，罗斌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独自待到很晚。他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法医工作是案件侦破中关键的一环。回想起今天自己在现场的表现，羞愧不已——师父老蔡在现场勘验时运用的每一个专业知识都是大学课堂上老师讲过的，但是自己一到案发现场，这些知识却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影响一个案件的往往并不是那些刺激眼球的证据，有些时候越明显的损伤，所能提供的证据信息量反而越有限。倒是那些极易被忽略的微小痕迹，可能暗藏着揭开真相的决定性密钥。
罗斌（左二）给同事讲解勘验报告
一名优秀的法医，就是要能够捕捉到被一般人忽略的关键细节。
采访那天，罗斌坐在我面前，波澜不惊、温润平和。我看着他，不禁问道：“从一位不谙世事的书生，到每日直面罪案现场的法医，面对血腥与罪恶，你是如何修炼出如今这般强大的心理素质，做到如此从容冷静的？”
罗斌只回答了两个字：“职责。”
穿上这身警服，就意味着扛起了捍卫正义与公平的无上之责。尤其在罪案现场，必须全神贯注、全力以赴，稍有一丝疏忽就可能会让罪犯逍遥法外，一瞬间的大意或许就会使人蒙受冤屈。正是这种对真相的敬畏，让罗斌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法医工作中。
准确深入的现场分析，离不开全面细致的现场勘查，更需要不断总结每一起案件的得失。积累经验，方能提升自身的能力和水平。因此，在工作之余，罗斌有意识地在日常生活中磨炼观察力。他像个侦探一样，时刻保持警觉，处处留意细节。早晨起床洗脸，他将水龙头从小拧到大，观察不同流速的水流落在脸盆中或溅落到地面所形成的痕迹；刷牙时，留意泡沫落在洗手台面或地上的形态，从而分析出不同浓度、不同速度的液体，从不同高度落下形成印迹的差异。雨雪天走在路上，他注意观察不同身高体重的人留在地面的鞋印深浅。去农贸市场买菜的时候，他会到活禽摊铺前站一会儿，看老板宰杀家禽，从血液凝固的形态推测出血时间。跟不熟悉的人近距离说话时，他也会留意对方的手和脸，判断对方的身份和职业。有一段时期，他总是随身带着一把直尺，遇到什么量什么——没过多久，各种常见包袋的大小尺寸、各种刀具的厚薄长短等，他都了然于心。
只要有空，罗斌就骑上自行车沿着城市的大街小巷转。常州自古就是古运河的水陆枢纽，城内河道密集，水系纵横。罗斌渐渐熟悉了每座桥梁的位置，以及水流的方向。
因为工作性质特殊，很长一段时间，从事法医工作的人员严重不足。罗斌来到三大队的时候，全队只有三名法医。大队长当时已经53岁，日常管理事务繁重，加上年纪渐长，基本上不再外出现场。于是，只要有出现场的工作，就是教导员老蔡带着罗斌一起上，罗斌一人身兼数职，主刀、辅助、记录，一个人全干了。在近10年里，由于没有可替换的人手，他的工作量大得无法形容。每次出现场回来都要写报告，按照一个现场最低处理周期5天来算，有一年年终罗斌数了数他的报告，累计竟相当于560多个工作日。而一年，只有365天。所以，罗斌几乎天天都在加班。
高强度的工作，一方面锤炼了罗斌的意志力，另一方面，在大量亲历现场、参与勘验的过程中，他的技术能力突飞猛进。
......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