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开上海市地图，黄浦江蜿蜒曲折，由北向南穿过半个城区，在城区中部拐了一个九十度的大弯，中外闻名的“远东第一监狱”——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就坐落在这个大弯的北岸。这座占地六十多亩的监狱戒备森严：三道坚固的黑漆大铁门，一丈高的围墙上架着高压电网，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昼夜严守……
青年刑警徐延甲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对这座著名监狱并不陌生，小时候还经常从监狱门口经过；长大穿上人民警察制服后，又因工作关系多次出入于此，可以说对这座监狱熟得不能再熟了。但他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自己竟然会以专案组长的身份，主持侦查一宗发生于提篮桥监狱里的重大案件……
第一章囚徒列车即将出发
1969年3月1日午前，徐延甲正准备去医院配点儿治疗感冒的药物——其时他已经被感冒折腾三四天了，一直扛着，可这种江南坊间称为“伤风”的小毛病却始终不见好转。实在扛不住了，他在办公桌抽屉里翻寻公费医疗卡，打算抽空去趟医院，却接到老单打来的内线电话，让他立刻去三楼军代表的办公室。
老单原是徐延甲所在的市局刑侦处第二科科长，后被提拔为实际主持工作的副处长，算是徐延甲的老领导了。不过，“文革”开始后，新四军出身的老单虽然还挂着刑侦处副处长的头衔，但早已名不副实，如今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给市局军管会治保组的军代表跑跑腿而已。
徐延甲很熟悉老领导的语气，一听便知是有重要任务。小徐是烈属、中共党员，算是根正苗红。屈指数来，他从公安学校毕业已有八个年头，至今连个组长也没混上，办的都是偷鸡摸狗的小案子，吹牛都拿不上台面的。在同事印象中，他一向是存在感极低的路人甲；而在他自己的记忆中，更是从来不曾有过上级领导跳过他的直管科长找他办什么事的情况。今天这是怎么了？军代表老于直接召见，看来这任务来头不小啊！这么想着，徐延甲就有了点儿憷头的感觉。
上楼来到军代表办公室门口，徐延甲定定神，喊了声“报告”，得到回应后推门而入。屋里除了军代表老于，老单也在。老于是典型的军人作风，说话行事干脆利落，当下站起来跟徐延甲握手，然后指着一旁的椅子：“坐！小徐同志，找你来是有任务要下达。你先听老单把案情介绍一下。”
日前，公安部指示上海这边提解一千名刑期七年以上的囚犯送往新疆劳改农场服刑。据上海公安机关内部一些对形势比较敏感的人士估计，此举背后有政治意义，可能与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有关。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是公认的政治“风向标”，尤其是在九大举行期间，更是出不得任何问题。国内其他地方可以乱，但上海不能乱。这种“乱”，首先体现在社会治安方面，因此有必要把监狱里关押的那些具有潜在“反改造”倾向的服刑人员送往遥远边地严加看管，以防他们越狱潜逃，既危害社会危害人民群众，还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
上海市公安局对此自是极为重视，被称为“市监狱”的提篮桥监狱（当时上海整个劳改系统只有提篮桥监狱称“监狱”，其余都称“某某劳改队”）更是不敢掉以轻心，早在一个月之前就已开始悄然进行这项工作了。
这年的春节是2月17日，那会儿没有什么“春节长假”之说，举国推行“革命化春节”，休假仅三天。年初四上班，一千名来自上海市及周边郊县各劳改队的囚犯被集中到提篮桥监狱，关押于事先已经腾空了的七号监楼。这个在递解囚犯前将他们集中于某一监楼的过程，用当时的术语来说叫作“编队”。
为了稳定这些囚犯的情绪，保证编队过程以及整个递解途中的安全，监狱方面不但要加强安全防范，还要对囚犯进行必要的思想教育，以及健康状况检查等。以往的经验表明，纵然千般小心，也难免有个别犯人产生对抗情绪，引发殴斗、自伤自残甚至自杀事件，对于参加编队工作的狱警而言，这无疑是一桩棘手的活儿，工作负担重，心理压力大，大脑神经犹如一根绷紧的弓弦，难得有个松弛的机会。
七号监楼的两个狱警司马毅、袁少麟就是如此。这天上午，两人好不容易清闲一会儿，坐在监楼门前喝茶晒太阳。此时，整个七号监楼是空着的，那一千名犯人排着队去监狱大礼堂接受思想教育（业内称为“上大课”）去了。司马毅、袁少麟两人则被指定留下来看守空监楼——编队期间，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比如有人偷偷溜入监舍，往哪个监房里塞违禁品甚至凶器，那就有出大事的可能了，所以，即使是空监楼，也得指派专人看守警戒。
司马毅、袁少麟正聊着闲话，一个中年狱警大步走来：“准备！大课结束了！”
两人只得起身，司马毅边往门里走还边嘀咕：“这算什么大课，才一个钟头就结束了……”
七号监楼外表灰暗陈旧，内在质量却是一流的。外面铁门栅栏的直径不少于二十二毫米，大铁门里面，又是一道仅容两人并肩通行的小铁门，小铁门一侧是墙壁，另一侧是当班值勤警员的位置——犹如银行柜台一样的封闭式木制高台后面，安放着一张大写字台和两把椅子。但此刻司马毅、袁少麟却不能落座，他们必须分别站在小铁门里侧左右，等着那一千名“下课”的犯人返回，清点人数。这个程序可不能马虎，若有半点儿差池，那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弄不好“剥皮”（开除警籍）甚至判刑，狱警眨眼间变为专政对象！
没多会儿，那一千名犯人在狱警的看押下，排着两列并行的队伍从监狱礼堂返回了。他们穿着清一色的黑灰色囚服，一律光头，由于长期关在监房内，少受阳光照射，肤色明显苍白，加之被特地挑选出来参加编队的这些囚犯，刑期少说七年以上，这本来就是一种巨大的痛苦，现在又要把他们押往遥远的边陲劳改，其沮丧的精神状态可想而知。指望通过一小时的大课教育来安抚他们的思想情绪，基本不可能，而狱方此举，仅是例行公事而已，根本不可能起到什么作用。如此，这些囚犯走进七号监楼时，脸上流露出来的神情，自然好看不到哪里去。
一个身材瘦高的中年犯人站在小铁门外侧协助清点人数。他是七号监楼的事务犯（协助狱警处理监区日常琐事的犯人），叫陶嘉元，因倒卖黄金和流氓罪，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刚从看守所押到市监狱就进了编队，只好自叹晦气。不过，在众多编队的犯人中，他还算幸运，被狱方看中，当了事务犯。这是服刑犯人中的头等“美差”，平时不用参加劳动不说，因其与狱警联系紧密，经常向狱警汇报其他犯人的情况，犯人们都要看他的脸色，少不了偷偷“孝敬”，其狱中生活还是相对比较滋润的。如果协助狱警的工作不出差错，多半还能获得减刑。像他这种十五年徒刑的，如无意外，至少能获得两到三次减刑，这是寻常犯人做梦都梦不到的好事儿。
陶嘉元当然清楚这一点，因此他新“官”上任，干得特别起劲。此刻，他一边拨拉着从面前经过的每个犯人的肩膀，一边大声吆喝：“两个两个对好！两个两个对好！”
其实这种吆喝是多余的。当初英国人设计监狱时，已经考虑到这一点，小铁门的尺寸，一次只能通过两人，不“对好”也得“对好”。但这并不妨碍陶嘉元积极表现，站在旁边监督的司马毅、袁少麟听着，也觉得这个事务犯挺卖力气。
囚犯们两个一对并肩通过铁门，拐弯登上楼梯。出礼堂整队时，他们已经按各自所在楼层和监房的位置排好顺序，这会儿秩序井然，一千人由高到低，五楼、四楼、三楼、二楼、底楼，依次进入各自所在楼层。待犯人们全部进入监房，铁门关闭，陶嘉元走到两个值勤狱警面前立正：“报告政府，总共四百九十九对半，加上我，整一千！”
袁少麟点点头。他一向做事谨慎，严格遵守各项管理规定，事务犯清点人数时，他也没闲着，心里在默数呢。
陶嘉元请示：“那我回事务室了？我要登记整理编队犯人的被服卡，一式两份，一份留在市监狱，另一份届时连同其他档案材料一并移交给当地农场。”
司马毅冲他摆摆手：“你去吧。”
事务犯离开后，两个值勤狱警的这段公务算是了结了。司马毅伸了个懒腰：“我这几天连续上双班，老是觉得睡不醒啊。小袁你也是吧？”
袁少麟二十五六岁，中高个头儿，五官端正。此刻，他坐在值班台里的椅子上，手里端着一个印有井冈山图案的瓷杯，小口小口地呷着，稍停方才回话：“我倒还好。这也是没法子的事，累就累吧。任务重，时间紧，人手又少，等这批犯人上路后，我们就可以好好休息几天了。”
司马毅掏出金属烟盒，扔一支给袁少麟，自己也点燃一支，深吸一口：“这整天整夜忙的，我那窝鸽子都没法儿侍弄了。”他是个信鸽爱好者，每逢休息日，喜欢骑着自行车去远郊放鸽子，还让中学毕业后在家待业的妹妹坐在家门口掐表，一一记录数据，常年乐此不疲。
袁少麟把一杯茶喝得差不多了，才想起司马毅刚刚给他的那支烟，伸手往衣袋里掏打火机，摸了两下，动作突然停顿。“哎？这是什么？”话音甫落，已经从兜里掏出一个卷起来的小纸条，遂小心翼翼地把纸条展开，定睛一看，顿时脸色大变！
司马毅跟袁少麟同事数年，还没见过这个长相酷似越剧小生的同事有过这样的反应，连问：“上面写了什么？”
袁少麟把纸条递给司马毅，示意他自己看。
这是一张半个巴掌大小的白纸，上面赫然写着六个歪歪斜斜的蓝色圆珠笔字：“有人准备暴动”！
司马毅顿时目瞪口呆：“乖乖！真的假的？”
袁少麟还没开腔，门外已经有人接话：“什么真的假的，搞得这么紧张？”
随着话音走进来的，是一个五十来岁、头发已经黑白参半的小老头儿。此人叫金钟鸣，曾是提篮桥监狱的监狱长兼党委书记，“文革”开始不久即被打倒，吃了两年多苦头，军代表进驻公检法后才获解放，不过并未官复原职，也一直没有其他任命。这次编队，组织上就让他负责。临时抽调来的这些负责编队工作的狱警组成的部门唤作“指挥部”，老金也就成了“总指挥”，简称“金总”。
金总一听这个情况，哪敢怠慢，如此，这张纸条作为一起重大案件的线索，迅速报送上海市公安局。
市局军管会立刻指令下辖的治保组进行调查。治保组军代表老于是空军军官，尽管战争年代干过军事侦察，但刑侦工作还是刚刚接触。他知道自己是外行，就把副处长老单叫来商议。老单早年在解放区时，就已从事根据地公安局的刑侦工作，上海解放后参与接管旧警局，先后担任分局刑警队和市局刑侦处领导，乃是名副其实的老刑侦。听军代表介绍了情况，他建议组建一个专案组深入监狱进行调查。老于从善如流，立马拍板：“好主意！照办！你看派哪位同志主持专案组工作比较合适？”
这一问，老单只有在肚子里暗暗叹气的份儿了。怎么呢？据《上海公安志》记载，“文革”期间，上海公安机关遭受严重破坏：1967年1月，上海公安机关内部的“造反”组织与社会上的“造反”组织相勾结，篡夺了上海公安机关的领导权。1968年1月，由驻沪空军部队对上海公安、检察、法院实行军管，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向市公安局所属各单位和区、县公安机关派出军管组、军代表，自上而下实行全面军管。同年8月，市公检法军管会将公检法分成大、小两个班子，82%的民警被调离工作岗位，集中到“大班子”，进行所谓“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一打三反”运动；同时在市公检法军管会下设办事组、政工组、政保组、治保组、外保组、清档组、审理组、接待组、后勤组等“小班子”，负责日常工作，取代了原市公检法机关的各个业务部门。
市公安局的治安和刑侦部门一夜之间变成了“治保组”，人手奇缺。留在“小班子”负责公安日常业务的那18%民警，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可想而知。而且，这18%的民警里，像老单这样被认为是“又红又专”的业务骨干更是凤毛麟角。此刻，遇到这么一桩大案，老单想来想去，下面实在无人可以胜任专案组长，便来了个毛遂自荐，说这个组长就由我去当，不知领导认为是否合适？
“这不行！”老于马上摇头。他倒也实在，随即直截了当说明了原因，“老单，咱俩已经搭帮一年有余了，你应该知道，刑侦工作我是外行，之所以能够在这个位置上坐得下去，勉强没出洋相，还不是全靠你在我旁边？这回你若是去市监狱主持这个专案，一番调查下来，总是需要时间的。而往新疆押送的这批犯人，可是报送北京批准的，绝对不可能改变行程，到时破不了案，专案组势必要随押解队伍一起出发，一边押送一边侦查。到了新疆要是还破不了案，人家就不可能放专案组回上海——案子没破就走人，那不是给人家留下一颗定时炸弹？你这一走，不知几时才能回来，就算到新疆把案子破了，人家没准儿也要把你强留下来。像你这样的刑侦专家，到哪里都是一宝嘛！可这样一来，我在这边不就坐蜡了？孤掌难鸣啊！老单，你还是从你熟悉的同志中推荐一位政治可靠、业务过得去的党员同志担任专案组组长吧。专案组在侦查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你可以过去指导嘛！”
军代表说的也是实情，老单只好点头，遂开始认真考虑专案组长的人选。可是，越想越是犯愁。剩下的这18%民警并不都是刑警，各个警种都有，排除业务对不上的，可以挑选的人就更少了。而在这些业务对口的民警里，要找一个政治可靠同时又业务过硬的，实在是勉为其难。思来想去，死马当活马医，总算想起一个可能的人选——徐延甲。
这小伙子是烈属，政治上肯定没问题。他哥哥抗战期间加入中共地下党，因身份暴露，调往新四军从事敌工工作，1944年潜入苏州执行策反任务时不幸被捕，受尽酷刑，英勇牺牲。徐延甲聪明好学，心灵手巧，对篆刻、雕塑颇有天赋，小学时就拜名师学艺，作品曾在市少年宫展出。本来他应该去美术院校深造的，初中毕业那年清明节，市局组织烈属搞纪念活动，一位局领导对徐延甲欣赏有加，勉励他报考公安学校。徐延甲被说动了，一口答应。可是，他的体质较弱，初一时还患过肺结核，如果走正常程序体检的话，多半是过不了关的。不过，有局领导拍板，那就一路绿灯了，干脆免了体检，直接进了公安学校。
1961年，徐延甲毕业，顺利进入市公安局。起初安排他在刑警队当内勤，可小伙子不干，非要上一线，加上那位赏识他的局领导也帮他说话，最终如愿以偿。小伙子工作倒是没什么毛病，不过，在包括老单在内的几位专家级资深前辈看来，徐延甲缺乏刑警天赋，再怎么努力也难有建树。现在，军代表让老单荐人，老单矬子里拔将军，把这个二十七岁的小伙子给推荐上去了。
军代表听老单如此这般一介绍，点头连声说好。然后就商议专案组成员，问平时谁经常跟徐延甲搭档。老单说是一个名叫解宗俊的青年刑警，比小徐小一两岁，政治可靠，业务嘛……军代表摆摆手打断他的话：“行了，就他了，就这样吧！”
老单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惊问：“一个专案组就两个人，行吗？”
不想老于并非信口开河，人家是有实例的，天知道他一个空军军官从哪里听说了这么一段公安往事——
1950年8月，公安部获悉一条重要情报，台湾“保密局”指派解放前北方著名的“飞贼”、江湖诨号“赛狸猫”的特务段云鹏潜入北京，意图对我党中央领导实施暗杀。这案子应该算是“巨案”了吧，下达给北京市公安局侦察科后，科长王兴华因当时任务繁重、人手奇缺，最初只能指派一名同志着手侦查，而且该同志手头还有其他案子在同时调查。这位同志还真不简单，单枪匹马，很快就查出了段云鹏的线索。由于涉案特务众多，组织上这才派人支援，段云鹏的暗杀行动还没开始，这伙特务就被一锅端了。
老于说到这里，见老单一副半信半疑的神情，用肯定的语气说：“段云鹏现在还在啊，就关押在北京秦城（1969年10月11日，段云鹏被押解天津处决）。”
作为资深刑侦专家，老单当然知道段云鹏其人，却不清楚北京公安机关侦查这个案子的具体情况。老于一贯不开玩笑，他既然这么说，八成是真的了，再对照初解放时上海公安的情况，老单寻思特殊时期嘛，也是有可能的。那就只好点头了，两个人总比没人强，先干起来再说吧。
不过，老单为难的神情，老于还是注意到了。其实他何尝不知道两个人的专案组实在太过奇葩？于是对老单说：“两个人太少了是吧？那再给他们派一个。一会儿有个新同志来报到，是我的老战友介绍的，名叫梁锁定，陆军侦察兵出身，党员，擒拿格斗一把好手。让他跟着小徐吧，小徐不是身子骨弱吗，正好当保镖。咱们治保组这一阵人手奇缺，这个案子的政治要求又高，现在凡事都讲政治第一，宁缺毋滥，他们这个三人组先进驻监狱，人手不够，可以请监狱方面派嘛。都是市局的下属单位，又是他们监狱出的事，监狱方面肯定会全力支持的。实在解决不了，治保组再想办法派人增援。”
这时候，徐延甲进来了。听两位领导交代了任务，既兴奋又有点儿憷头，对于专案组只有三名成员更是惊讶。当然，这是组织的决定，他只有服从的份儿。
第二章监狱疑云
相比徐延甲，解宗俊的反应是大喜过望：“这么一宗重大案件，你是怎么从领导那里弄到手的？”
徐延甲苦笑：“兄弟你高兴得太早了，这案子不简单啊，说不定到头来弄个灰头土脸。可那是组织上交给咱的任务，只好竭尽全力去干了，就怕即便把性命搭上去也破不了案子……”
“你这个组长首先要有信心嘛。老徐，这回你可是从小卒到官员了，而且是委以重任，上级给你派了多少人听使唤？”
徐延甲不开腔，叹了口气，指了指对方，又点了点自己的鼻子。解宗俊顿时傻眼。不过，这主儿倒是天生乐观：“这样也好，就咱们两个把案子给破了，既为革命作出了贡献，又为咱哥儿俩扬名立万，何乐而不为？”
徐延甲告诉他：“除了咱俩，还有一位侦察兵出身的新同志……”
正说到这里，门外响起一声高亢洪亮赛雷鸣的“报告”——新同志来了。
徐延甲、解宗俊目视来人，都暗暗吃惊：这哥们儿身高足有一米八，肩宽膀粗，脖颈筋肉凸现，料想必是浑身肌肉发达，一看便知是个大力士。
大力士虽然穿着便衣，还是举手向他们敬了个标准的军礼：“梁锁定奉命向专案组报到。俺是山东威海人，练过武术，在部队是侦察兵，没有接触过刑事侦查，新来乍到，还望二位领导凡事多加指导。”
徐延甲一边说着“欢迎”，一边伸手过去，被对方握得直咧嘴：“我是徐延甲，这位是解宗俊同志，我们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坐吧，别那么拘束，我把情况给你们说说……”
介绍完一应情况，徐延甲作简短总结：“监狱方面认为，这一千名即将递解的犯人中很可能有企图暴动、脱逃的分子。这些人都是被判七年以上徒刑的，其中十五年以上的重刑犯占了半数，绝大多数是杀人、斗殴、抢劫、强奸案由，对暴力犯罪既有能力，又有丰富经验，不能排除这批罪犯中存在或正在形成一个暴动组织。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这伙穷凶极恶的歹徒将会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危害，而且会在国际上产生恶劣的政治影响。所以，我们必须在这批罪犯动身之前破案。”
“他们何时动身？”
“押解这批罪犯的西行特别列车将在3月10日凌晨三点钟离开上海。这个时间是经过公安部批准的，部里已经通知沿途停靠城市的军警单位，并已列入铁道部全国列车运行图，不可能更改了。现在是3月1日下午一点，这就是说，留给我们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只有八天多，我们得抓紧行动。二位，你们看，咱们接下来先干什么？”
梁锁定用不确定的口吻说：“俺只觉得两眼一抹黑，要么，先去市监狱看看？”
解宗俊赞同：“我也是这个意思。”
说走就走。三人随即出发，在走廊里等电梯的时候，徐延甲挠着头皮，忧心忡忡：“看样子这一个多星期甭想睡囫囵觉了……”
解宗俊也不住摇头：“睡不好觉还在其次，我这个对象估计是没戏了……”
两个月前人家给小伙子介绍了一个食品公司营业员，他忙于侦查一起抢劫案，三次误了约会，那姑娘甩手拜拜了。上星期又认识了一个纺织女工，漂亮温柔，通情达理，他觉得挺满意的，谁知眼下又遇上这么一起案子，想必又要忙得四脚朝天，别说约会了，只怕打电话唠两句的空闲也捞不着，他估计又要吹了。
梁锁定初出茅庐，给二位新同事鼓劲儿：“在犯人里查个线索还不简单？他们……”
大个子的话被解宗俊不客气地打断了：“老弟，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犯人？你见过犯人是啥样子的吗？”
梁锁定自是不服气：“你叫我‘老弟’？你今年多大？”
解宗俊要狡猾得多，既然是比年龄，怎么肯先说？“你哪年的？”
“我是1946年大年初三生的，公历2月4日，俺娘说那天正好立春，生肖属狗。”
解宗俊跟对方同龄，但生日小六个多月，不过，认输是不可能的，当然谎也不能撒得太大，否则人家也不相信。“呵呵，我说你是‘老弟’没错吧，我也是1946年出生的，可生日是阳历元旦，属鸡。”
梁锁定被对方唬住，只得认了。
......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