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州采访回来，刚出高铁站，地上湿漉漉的，一看昨晚就下过雨，还不小。现在天色已经放晴了，只是空气依旧潮湿粘腻。辛苦了好几天，现在我只想赶紧回家洗个澡睡一觉。

正赶上早高峰，出租车走走停停，经过滨河公园南门的时候，我让司机停车。我家住在滨河公园北门正对面的小区里，但出租车是从环线下来的，如果我打算在家门口下车，那就需要继续往前开，绕公园半圈，途中还要经过小月河。小月河不宽，也就十来米，但河上的那条公路桥常年堵车。看着不断蹦字的计价器，我有点儿肉疼，决定下车从公园穿过去。

快到公园门口的时候，迎面过来一个老太太，穿着邋遢，左手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全是饮料瓶子，右手拖着一个红色拉杆箱。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这个箱子和我的拉杆箱一模一样。很明显，老太太的日子不宽裕，捡饮料瓶卖点儿钱。那个箱子应该也是她捡的，看上去脏兮兮、潮乎乎，上面还挂着几片被雨水泡烂的树叶子。可是再细看，箱子并无破损，拉杆黑得泛光，至少是七八成新的，只是弄脏了而已。

谁把一个八成新的箱子扔公园里了？不过，这也就是我的一闪念，那会儿我脑子里想的最多的是家里那张舒服的大床。

滨河公园不仅滨河，小月河穿园而过，把公园分成两半，中间有一座石拱桥相连，桥面很窄，台阶式的，只能走行人。拎着行李箱爬台阶过桥的时候，我又有点儿怀念出租车里的空调了。

汗流浃背从桥上下来，迎面三个身强力壮的男人拦住了我，都戴着口罩。本市的疫情等级已经下调到三级，不过多数人还是没摘口罩，包括我自己、刚才那个老太太，以及公园里跳广场舞的老人们，更别说推着清洁车扫树叶收拾垃圾的环卫工了——他们的口罩就没摘过。

为首的男人先把口罩摘下来，看清他的脸，我吓了一跳，居然是刑警队长秋生。我也把口罩摘了，秋生也吓了一跳，然后指着我的红色拉杆箱问：“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昨天本市一家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孙子遭绑票，绑匪索要一千万赎金。今天早上，董事长根据绑匪的要求，把现金装进一个崭新的红色拉杆箱。绑匪不告诉董事长把箱子送到哪里，只是指示他一会儿上公交，一会儿下地铁，一会儿步行，根本没个准地方——不知道交接赎金的具体地点，警方就没法提前布控。最后，绑匪让董事长上了308路公交，却不告诉他哪站下，快到小月河站的时候才通知他下车，进滨河公园北门。

滨河公园就南北两个门，跟踪警力都集中在北门，要封堵南门必须绕个大圈，时间赶不及。没办法，秋生带着两个部下进了北门，不敢带多了——早上八九点钟，又不是周末，公园里晨练的、遛狗的、跳舞的，多数是老人和妇女，跟踪的便衣在这个环境里太显眼了。

董事长在前面走，一路听着绑匪的指示。走着走着，突然消失在一面影壁后面，秋生不敢贸然跟进。过了一会儿，董事长出来了，手里已经没了箱子。这个时候还不能跟董事长接触，不过秋生寻思，红色拉杆箱那么显眼，不管谁拎走，应该都逃不过视线。没想到，在影壁周围等了半天，并没见什么人拖着拉杆箱出来。秋生心想不好，直接绕到影壁后面，哪儿还有拉杆箱的影子？

在北门守候的便衣说，没人拎着拉杆箱出来。另外几个便衣已经赶到南门，也说没看见可疑人员，正准备调看周围的监控。秋生带着两个便衣直奔南门方向，正好看见我拖着一个红色拉杆箱从桥上下来……我马上想到了刚才碰见的那个老太太。

老太太很快找到了，但拉杆箱是空的，她说是在公园里的小月河北边捡瓶子的时候，一个戴口罩的男人送给她的。不过，这也不完全算是坏消息。一千万的体积不小，在有警方监视的情况下，不管放到什么样的容器里都很显眼，不可能明目张胆地带出公园。秋生判断，绑匪本打算让老太太吸引警方的注意力，把警力都调到南门，为他们争取时间，然后伺机携款脱逃。不料人算不如天算，让我遇上了，大大节省了警方调查的时间。也就是说，此时此刻，绑匪可能还没出公园呢。

可是，应该怎么寻找绑匪呢？不知道绑匪的长相，绑匪也绝不会背着一袋子钱在公园里满处转悠。而且，三个便衣在这个时间段出现在公园里都非常显眼，绑匪怎么做到不被人注意呢？秋生盯着我拎着的那个红色拉杆箱，突然蹲下身子，从拉杆箱下面的轱辘缝隙中捡出两片被雨水泡烂的树叶子：“绑匪应该就在公园北半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