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史无前例的人口老龄化，是我们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实践。
——题记
引言中国与世界的共同考题
我穿行在老人之间。
老龄，老年，老迈，老态……如一枚枚锈迹斑驳的铁钉，刺入我的神经末梢，钉在我的思维深处，令我焦虑，令我心痛。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世界被如此众多的“老”占领？
小区、公园、广场、公交、医院、学校门口、超市、菜市场……放眼望去，几乎是同一色系，花白、斑白、灰白、霜白、银白……挨肩叠背，令人唏嘘。
在这“白”与“白”之间，是一个个步履蹒跚，盼望着有人搀扶的身躯；是徘徊在几近荒弃的老屋前，向远方张望的孤独背影；是夫妻同时住进医院，躺在同一间病房，泪眼婆娑，相视无言的无助；是一声“真不该把孩子培养得那么优秀”的叹息；是只有一个人的遗体告别；是一碗饭的满足，一口水的尊严；是一声声孤苦的长叹，一次次长情的哭诉……
他们，老了。
“老”是他们共同的名字。人都会老，但没有老的时候，谁能想到，老，有多可怕？
走过老龄的万水千山，走进蹒跚的银色世界。在沉重的行走之间，我看到各种“老”的无奈与不堪、“老”的困惑与艰难、“老”的呼喊与企盼、“老”的失望与遗憾、“老”的昭示与启迪、“老”的感动与感怀——
一位城市里的独居老人说：“没个说话的人，感觉嘴都沤臭了。只想下楼去看看路上的行人，说不定还有人跟我说说话呢！”
一位独居农村的老大爷，某天早上沐浴更衣，在堂屋的火炉边给自己烧过纸钱，然后喝下半瓶农药……
一位72岁的独居老母亲病倒了，奄奄一息之时，艰难地在日记本上写下：“没什么事，我就先死了”……
一位村干部说，他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村头走到村尾，一家家敲开空巢老人的门，生怕这一夜又有谁不再醒来……
一位未能如愿入住养老院的老人沮丧地说：“床位早就满了，还有好多人排队，据说已经排到一百年之后了。谁等得起啊？”
一位小有成就的老板，年迈的父母同时住进医院。他哀叹：“一直以为自己算个成功人士，父母的一场重病，把我的所谓成功梦打了个粉碎。这时才真正明白，之前唱过无数次的‘当你老了’，简直是痴人说梦，可耻得让人脸红！”
……
老，比我们想象的更可怕。
2000年，千禧之年。
人们还沉浸在新世纪钟声的喜悦里，一个极其沉重的社会现象悄然而至。根据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确定的标准，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了严重老龄化社会。而据2000年联合国人口司的报告，全世界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609亿，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
全球就此步入老龄化社会！
老龄化的进程并不是刚刚开始。世界上第一个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是法国。1865年，法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10%。紧接着，1885年挪威，1887年瑞典，1927年意大利，1929年英国，1930年德国，1940年瑞士、荷兰、新西兰、奥地利、比利时，1970年日本，相继进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17年，全球进入老龄化的国家达94个，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962亿，约占总人口的13%，其中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有五个：日本（33%）、意大利（29%）、葡萄牙（28%）、保加利亚（28%）和芬兰（28%）。
预计到2050年，老龄化国家将增至157个，老年人口将达到21亿；2100年，世界所有国家均进入老龄化，老年人口达到31亿。今天，全世界每8个人中就有1个是老人；到2050年，每5个人中有1个是老人；2100年，每3个人中就有1个是老人！
难怪2000年5月25日联合国人口司向联合国大会递交的报告中这样说——
“人口老龄化现象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类似情况。”
“人口老龄化是普遍性的，是影响每个人，男人、妇女和儿童的一种全球现象。”
“人口老龄化是深刻的，对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有重大影响。”
“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大体上是不可逆转的。”
……
老龄化敲开中国的大门是1979年。这一年，上海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10%，率先全国进入老龄化。
中国整体进入老龄化社会是1999年。1999年10月1日，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126亿，占总人口10%；65岁及以上人口8687万人，占总人口69%，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0%，达1200万人。至2017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41亿人，占总人口173%，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58亿人，占总人口114%。换句话说，每556个人中就有1个老人。
我国老年人口占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3个百分点，世界上每4个老人中，就有1人生活在中国。预计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数将达到峰值487亿，占总人口的349%，每287个人中就有1个老人。
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中国不但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形势十分严峻。更令人忧虑的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在很多方面的表现颠覆了以往的规律。
在发达国家，城镇人口老龄化程度均高于农村，而中国却是农村高于城镇。早在2009年，中央农村工作办就对农村老龄化问题进行过调查，其时，中国农村老年人口总数达到了105亿，是城市的169倍；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183%，是城市的23倍；农村老年抚养比高达34%，是城市的28倍。2015年1%人口普查数据也显示，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比城镇高414个百分点。
在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长达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如法国115年，瑞典85年，美国66年，英国45年，而中国只用了25年。从2000年到2017年的17年间，全球老龄化率只上升了3个多百分点，而中国则上升了7个多百分点；预计从2017年到2050年，全球老龄化率将上升9个百分点，而中国则将上升17个百分点，均是全球的两倍多。
在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时人均GNP（即国民生产总值，上世纪90年代后，国际上渐以GNI和GDP取代了GNP数据）已达1至3万美元，而中国进入老龄化时，人均GNP仅844美元，不到某些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在同时期进入老龄化的74个国家中，只有格鲁吉亚（860美元）、亚美尼亚（560美元）、摩尔多瓦（460美元）等少数几个国家比中国还少。
中国的老龄化与“高龄”、“失能”、“空巢”相伴相生。据2016年由全国老龄办、民政部、财政部三部门联合发布的《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成果》显示：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3349万，占老年人口的139%，预计到2050年，将超过1亿；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4063万，占老年人口的183%，预计到2050年，将增加到9750万；全国空巢老年人口124亿，占老年人口的513%，预计到2050年，将超过28亿……
所有这一切告诉我们——
中国，是老年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
中国，是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
中国，是老龄国情最复杂的国家！
中国，未富先老，未备先老！
第一章家庭已告急
有一种孤独叫独生子女，有一种沉重叫家庭养老。“后独生子女”时代，家庭规模缩小，家庭功能削弱，家庭养老告急！
——采访札记
家庭，还能承受养老之重吗？
“家”，英文是“family”。
有人拆分了“family”这个词，“f”代表father，“a”代表and，“m”代表mother，“i”就是我，“l”指love，“y”是you，连起来就是“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这是西方文化对“家”的诠释。家，在世界语境中，是用来爱爸妈，用来敬老、爱老、孝老的。然而，当今中国正逢一场史无前例的“家庭变革”浪潮，小型化、空巢化、单亲化、未婚同居、丁克家庭、独身主义、同性恋，等等，使传统家庭结构和功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
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规模小型化是全球性的普遍现象，在中国尤甚。根据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上世纪50年代之前，中国家庭户平均人数基本上保持在53人，此后日益缩减。1990年缩减到396人，2010年缩减到310人，2014年减少到297人。
单亲家庭日益增多。据民政部统计，自2003年开始，中国的离婚率已连续16年持续上升。2007至2017年的11年间，中国离婚人数累计达35002万对，累计增长率981%。其中，2017年各级民政部门和婚姻登记机构共依法办理离婚手续4374万对，比上年增长52%。
未婚同居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60后”受观念影响，婚前同居比例仅为137%，“70后”为44%，“80后”为59 6%，“85后”到“90后”也有57%。他们中，有的还订立了“同居合同”，有的过起了“周末夫妻”。正过着同居生活的26岁女白领秦欢说：“婚姻可以没有，但绝对不能没有性爱，签一份合同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28岁的林海与女友是一对“周末夫妻”，他说：“同居是双方的快乐，不存在一方为另一方牺牲和付出。我的女友从不要求我承担什么责任，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选择。”
丁克家庭随处可见。“丁克”（DINK）这一概念传入中国，是上世纪80年代，意思是家庭中有两份收入（Double Income ），但没有孩子（No Kids）。这一概念受到很多高学历高收入家庭的热捧，一度被视为潮流。根据零点调查公司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目前中国的大中城市已出现近百万自愿不育的“丁克家庭”，近七成被调查者认为“丁克家庭”将会增多。上海市妇联一项针对全市家庭状况所作的调查显示，结了婚却没有孩子的“丁克家庭”已经占到上海家庭总数的124%。“丁克”了15年的陈一强说：“先别‘丁克丁克’地称呼我，这词儿在我结婚那阵儿还比较时髦，现在哪还有人提？你看，现在的小青年根本连‘丁克’都不是了，人家玩的是‘不婚’……后悔？怎么可能！我们还为当初的英明决策庆幸呢！按现在的行情，抚养一个孩子的成本是多少？有人统计是47万，有人统计是100万，上海达到270多万。生养孩子绝对是无意义、无回报的失败投资！”
独身主义日渐流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我国30至39岁男性中有11959万人处于非婚状态，同年龄段女性中有582万人处于非婚状态。2013年3月，中国最大的婚恋交友平台世纪佳缘和国家卫计委培训交流中心联合发布的《2012～2013中国男女婚恋观调查报告》显示，中国18岁以上非婚人口已达249亿。2015年12月，民政部更是发布了一个权威的调查数据，我国单身成年人已超过2亿。34岁的宋一兴是一个坚定的“不婚者”，他对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去结婚，所有的理由都无法说服我。人不吃饭要饿死，人不喝水要渴死，人不睡觉要累死，不结婚会死人吗？所以婚姻不是必需品。”
同性恋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并接受。我曾问一个同性恋者，当意识到自己的性取向时，有没有试图矫正？他回答：“为什么要矫正？除了性取向不一样，我们和其他人并没有不同，都是守法公民，一样在为社会做贡献。”
……
如此多元的非传统家庭的出现，从根本上动摇了延续几千年的传统家庭的功能：经济功能空前弱化，社会功能今非昔比，养老功能危机重重……如此状况，家，还能承受其养老之重吗？
一张沉重的全家福
走进江苏，走进如东，完全是因为一张照片的诱惑。
照片是新华社一位记者拍的一张全家福，前排正中是20岁的大学生刘心雨，后排左起依次为：45岁的母亲、91岁的曾祖母、68岁的奶奶、66岁的外公、47岁的父亲、90岁的曾祖父、69岁的爷爷，一家8口四世同堂。
我被这张照片震撼了。我查了如东县《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上说，该县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393万，超过总人口的33%，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一倍！如东，毫无疑问是全国“最老”的农村地区。于是，我走进这片土地，走进位于长江三角洲北翼的如东县。
在县城南郊的掘港镇余荡村村口，我看到了这样一番情景：路上行走的是摇摇晃晃的老人；跑车接客的是白发苍苍的老人；田里劳作的是弯腰驼背的老人；村口唠嗑的是倚墙扶杖的老人……村支书管建兵告诉我，余荡村由四个村合并而成，共有48个村民小组，属农业大村。全村5400多人，老人占了近一半。
正说着，一位穿着十分时尚的女子朝我们这边走来。管支书招呼：“媛媛，你来得正好。”
媛媛是独生女，她上面有好多位老人，到她这一代就她一个。本来在深圳打工，因为母亲生病没人照顾，她不得不请假回来。她落落大方地坐到我的对面：“我也是没办法，家里有80岁的奶奶，父母也已经60多岁。爷爷那一辈还好，有我父亲、叔叔兄弟三人，到我这一代，就只有我一个了。现在母亲病了，我不回来怎么办？”
谈到老人的养老问题，媛媛有些激动：“我家这么多老人，就我一个小的，你叫我怎么养？现在家家户户基本都是一个孩子，面临的情况都差不多。好在我爸身体还凑合，很多服侍我妈的事都是我爸在做，我只是打打下手。如果我爸也倒了，就我一个人，我该怎么办？想都不敢想……”
与媛媛告别，我走进村民王美华家。王美华家已是五世同堂，一共18口人，90岁以上的1人，70多岁的2人，50至60岁的10人，20多岁的4人，10岁以下的1人。最老的老祖宗92岁，常年卧床，照顾老祖宗的则是另外两位老人——她的两个女儿，而照顾这两位老人的那几位也已经走向老年。说到这儿，王美华呵呵笑了：“人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家‘宝贝’也太多了。”
王美华算了算，光她和丈夫家应该负担的直系老人就有8个。“还好，我们家是一个传统的大家族，老人们不让分家，10多位老人吃住在一起，能互相照顾，否则，我们这些年轻点儿的真是没法儿过了。”
如东是“中国长寿之乡”，五世同堂并不少见。王美华同村的陈爱民家，也是五世同堂。48岁的陈爱民说起未来，不无忧虑：“家里压力最大的，还是老人问题。奶奶88岁，我父母也都70岁了，父亲兄妹6个，家里的老人加在一起也有10多个。到我这一代，就一个孩子，一个孩子要管我们和我们上一辈的这么多老人，管得过来吗？”
离开余荡村，我辗转来到那张四世同堂照片的拍摄地——双甸镇星光居委会19组。就在拍照的那栋老屋前，刘心雨的爸爸刘爱国告诉我，刘心雨如今已经大学毕业。
说到照片，刘爱国说：“当时给我们一家拍照，说是为了拍一个农村典型的孝顺家庭，没想到被网上炒作成‘恐怖的全家福’，我觉得有点儿夸张了。不过，家里的养老问题确实存在。我现在刚过50岁，干活儿不成问题，老人们的身体也都还好，没生过什么大病，这也是我们的福分。等我们这一辈老了，肯定是问题，全是老人，孩子压力太大，一个起码要照顾四个，甚至更多……”
村里人告诉我，当年如东县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时，比全国整整领先10年。1986年，如东被国务院授予“全国计划生育红旗县”称号。此后，每次计生委一把手交接，都要把这面旗帜交到下一任手里。后来经济发展了，群众的生育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大家都不愿意多生小孩儿，导致村里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
如今，“计生红旗县”早就没人提了，县城国道上立了多年的“计生红旗县”宣传牌也被撤下，计生宣传内容悄然发生变化。2014年3月，“单独二孩”政策施行，县里马上挂起标语：“鼓励符合条件的夫妻生二孩，促进如东人口的长期平衡发展”。县电视台更是不遗余力地宣传：“为自己的家庭幸福、为我县的人口长期均衡增长，不轻易放弃生育计划。”
但宣传归宣传，人口出生率还是很低。二孩政策出台后，县计生委对全县符合生育政策的28万多对夫妇进行调查，有生育意愿的仅占116%。
年轻人不肯生，导致人口出现负增长，老龄化速度进一步加快。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县还有10555万人口，到2017年末，短短17年时间，减少至9803万人，其中老年人口占了三分之一。怪不得，走进如东，目之所及，尽是老人。
“小皇帝”的今天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布，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从此，中国走进独生子女时代。
从1980年《公开信》发布到2015年“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了35年。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专家王广州测算，35年来生育的独生子女约176亿。
当年，这些独生子女被称为中国“小皇帝”，是最幸福的一代。可是，到如今，面对日益年迈的父母，面对许许多多现实问题，他们说，他们成了中国最“悲催”的一代。
浩子就是这“悲催”中的一员。浩子是我朋友，在我的记忆中，他有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可如今见到他，却已是“白发苍苍”。如果不是他先认出我，我是怎么也不敢相认的。浩子1985年出生，如今才30多岁，怎么会变成这般模样？
他长叹一声，说起了“一夜白头”的痛苦经历。
半年前，他妈妈查出了胃癌。医生告诉他，已经到了中晚期。他几乎是一边流着泪，一边办理住院手续的。他总觉得妈妈还没有老，还没有到该去的年龄，她应该有更好的退休生活，应该有更好的老年人生。
医院给他妈妈做了胃切除手术，又进行了系统的化疗，妈妈受了很多罪。和大多数“80后”一样，浩子是独生子女。陪在妈妈病床前的，除了爸爸，就只有他了。手术后的几十天里，妈妈吃不了东西，就靠每天挂水；身体动不了，就靠浩子与父亲轮换着给她翻身，24小时守护。
祸不单行，父子俩手忙脚乱的时候，爷爷中风瘫痪，也住进了同一家医院，但在不同的楼层。浩子爸还有两个姐妹，都远嫁外地，根本帮不上忙，所有担子都落在浩子和爸爸身上，父子俩楼上楼下来回跑。过去，父子俩照顾一个病人，还可以轮换一下，现在有两个病人，只好一人守一个。当然也轮换，不过是从楼上轮换到楼下而已。
尽管他们费尽了心力，体弱的爷爷还是走了。这事没有告诉妈妈。爸爸回去料理爷爷的后事，浩子继续陪护妈妈。爷爷葬礼那天，浩子没能去参加，一个人躲在卫生间哭了好久。哭够了，擦干泪痕，坐到妈妈的病床边，装着没事人一样，还和妈妈用手机看了部喜剧电影。
也许是劳累过度，为爷爷办完丧事后，爸爸突然病倒，也住进了医院。妈妈在12楼，爸爸在15楼，浩子更得一天24小时守在医院，上楼下楼，下楼上楼，几近崩溃。这时候他突然觉得，要是有个兄弟姐妹该多好，至少可以搭把手、换个班，有个可以商量的人。然而，没有，谁也帮不了他，他只能靠自己。
这段时间，他不知道每天的天是怎么亮的，又是怎么黑的，每天都在担忧、紧张、奔忙中度过，心力交瘁。爸爸的身体渐渐恢复，而妈妈最终还是没能挺过来。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她如一盏灯，燃尽了最后一滴灯油……
给妈妈治病，前前后后花了近60万，浩子不得不卖掉了家里的一套房子，这些钱，让妈妈多活了52天。但浩子还是无比悔恨和自责，他认为自己没有想尽一切办法挽救妈妈。浩子说，医生跟他提过一个比较激进的治疗方案，据说有成功案例，但需要再准备30万。那意味着要把家里唯一一套房子也卖掉，可毕竟还有老婆孩子啊……
“我对不起我妈，我太自私了……”浩子哭了。
短短几个月时间，遭遇这么多的事，只有他一个人扛，怪不得一夜白头。
我的一个小同事，也是“80后”，上有90多岁的奶奶、60多岁的父母、岳父母，下有一个儿子。夫妻俩面临抚养一个小孩儿、赡养5个老人的空前压力。
最令他苦不堪言的是，家中经常接二连三发生状况。比如，小孩儿刚出生不久，年近七旬的岳父不慎摔伤，导致脑梗死。岳父住院期间，每天忙完工作，他就匆匆回家做饭洗衣服，然后赶往医院送饭，给岳父按摩、擦澡，忙得脚不沾地，连好好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还要照顾月子里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
屋漏偏逢连夜雨。岳父的病刚见好转，还没出院，他母亲腰椎间盘突出复发，一夜之间双腿不能动弹。他只得让岳母一人陪护岳父，妻子一人带孩子，他和父亲陪伴母亲前往外地治疗。母亲刚在外地的医院安顿下来，妻子打来电话，焦急地说孩子高烧40度。那一刻，他的心碎了一地。他强忍着心酸安慰妻子不要担心，他马上找朋友帮忙，陪她送孩子去看病。
安排好这些事，他心里像刀割一样。母亲需要长期住院治疗，必须有人陪护，而年迈的父亲一个人绝对难以支撑；岳父的脑梗也不是一两天就能恢复好的，岳母本来体弱多病，长此以往，肯定会积劳成疾；家中还有刚出生的孩子嗷嗷待哺……三个地方都需要他，可他没有三头六臂，分身乏术呀！自己既不是个好儿子，也不是个好父亲，更不是个好丈夫。夜阑人静，父母已经沉睡，他一个人跑到医院走廊里痛哭了一场。
更严峻的是经济问题。岳父母没什么积蓄，治疗脑梗已经花费一空，后续的治疗还需要钱；母亲的治疗费用，以及在外地的吃住，都是不小的负担，估计用不了多久，父母的积蓄也会被掏空；还有小孩儿的花销……想到这些，怎不叫他悲从中来。
而这，就是每一个独生子女都可能面临的困境。
独生子女时代，产生了全新的家庭模式——“421”家庭，即一对独生子女夫妻，上有４个父母长辈，下有１个孩子。有的地方还出现了“8421”家庭，比“421”家庭多出8个更老的老人。如今，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又出现了“422”、“8422”的家庭模式。但不论是哪种模式，承受压力最重的中间的“2”，永远无法改变。
这些家庭模式的出现，不但颠覆了中国传统的“孩子多老人少”的金字塔型家庭结构，而且掉了个个儿，成了“孩子少老人多”的倒金字塔。这一家庭结构导致家庭功能式微、嫡亲数量减少，直接危及中国延续数千年的亲族网络及社会伦理文化。若干年后，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叔叔婶子、侄子侄女以至姐夫小姨子等亲属称谓及其形成的社会网络将成为词典中的概念。
亲族关系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建立的最基本的社会网络，血缘基础上的亲情以及稳固的交往关系，充分体现了人类的社会性。依靠根深叶茂的亲属网络，人类得以征服自然、对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中，亲属网络的作用不可替代。而今，很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亲属网络日趋萎缩，亲属关系的功能日渐削弱，过去由多位兄弟姐妹共同承担、大家庭亲属相互帮衬的养老、哺幼等责任，全集中在了独生子女身上。
早在十多年前，北京大学教授、著名人口学者穆光宗就指出：“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属于高风险家庭，风险就在于其唯一性。”他说，这种风险表现在家庭层面，首先是独生子女的死亡风险，其次是病残风险，其三是教育风险，其四是养老风险。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养老风险。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风险不仅包括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也包括独生子女本身的养老问题。就独生子女的父母来说，只有一个孩子，意味着有可能更早“空巢”。一旦出现伤病，一个孩子所能提供的资金和照料都相对有限。“421”的家庭结构将使年少时备受宠爱的独生子女在中年之后背负巨大的养老压力。就独生子女本人来说，一旦父母终老，没有兄弟姐妹可以扶持，万一婚姻再遭遇不幸，那就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人到中年的独生子女最怕听到父母生病的消息，父母生病就像个定时炸弹，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摧毁一个家庭多年的积累。
2017年11月1日，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第26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入选作品公示，一张单幅照《独生子》，记录了独生子女时代中国的养老现状，迅即被围观。画面上，年迈的父母双双住院卧床，独生子孤独地坐在两床之间的小板凳上，守护着自己的父母，左手是爸，右手是妈，他的两臂分别支撑在老爸、老妈的病床上，仿佛快要支撑不住的样子……
有网友留言说：“这个孤寂无助的背影，是你，是我，是他，是一整代人的痛与无措。”
“非常抱歉，没能给你一个弟弟”
初识人口学者黄文政，是在2015年12月初北京大学举行的一次“人口与未来”研讨会上。不论是台上还是台下，谈起人口问题，他便一脸的忧虑与关切，让我印象深刻。
再次见面是2016年6月，我因写作报告文学《中国人口安全调查》，朋友推荐我去采访他，说在他那里定能听到不一样的真知灼见。于是我发出邀约，他爽快答应。在北京三环边上的一家茶馆里，我听他说起自己的故事，才知道他原来也是个独生子。
黄文政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那时的独生子女还不多见，父母将所有的爱都给了他，使他得以顺利完成学业。大学时，黄文政读的是数学系，研究生读的是系统工程，曾在中国科技大学管理科学系任教。1992年，获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奖学金，去该校生物统计系读博士，毕业后在哈佛大学任助理教授。2003年加盟华尔街千禧年对冲基金，任该基金策划师兼副总。2009年，他与同事在华尔街成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2010年将公司迁到北京和香港，他就任董事、总经理。
为了能够照顾父母，在美国期间，黄文政把父母接了过去，但父母不适应国外的生活，没多久就回国了。2009年，黄文政的母亲去世，在生命的最后4年里，她患有糖尿病引发的尿毒症，每周必须去医院做三次血透或血滤。“那时候，巨大的精神压力让我难以承受，多希望有个兄弟姐妹可以分担一点儿。”
他永远也无法忘记母亲临终时的情景。那天，他守在母亲床前，母亲突然伸出手来要他握住，颤动着干枯的双唇，用尽最后一丝气力，声音微弱地说：“非……非常……抱歉，妈……没能给你……留下一个兄弟……或姐妹，这是妈……一生的遗憾……”
黄文政泪流满面：“妈……我也没能让你享受到儿女承欢的幸福！”
因为还有年迈的父亲需要照料，2010年，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黄文政带着太太和女儿回中国生活。在国内，他注意到行走在小区、公园、街道上的老人越来越多，而身边玩耍的小孩儿越来越少，回想起母亲病重期间一家人手忙脚乱的情景，回想起母亲临终时的话，引发了他对中国人口政策的进一步思考。
当然，促使他深入思考中国人口政策的，还有在美国读书时看到的一些相关文章。他说：“念书时，只是偶尔接触人口学方面的知识，并未细想人口政策的问题。直到2000年初，我在网上看到一份世界各地生育率的统计，东亚全球垫底，这些数据让我感到震惊。此前我一直觉得，东亚尤其是中国人很喜欢生孩子，这些数字让我认识到，自己这个想法太过想当然。之后，我才开始分析相关数据，并对人口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母亲的去世，让黄文政更加坚定了研究人口问题的决心，在繁忙的工作之外，又开辟了一条耗时、耗力还耗财的人生之路。
仅近几年，他与同为人口专家的梁建章等人组织各类人口研讨活动四五次，发表各类演讲几十次；2012年至2016年，他与梁建章等人合作发表人口方面的文章120多篇，近80万字；还多次在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财新、澎湃、BBC、美联社等国内外媒体上发声。
“其实，我真正喜欢的是认知科学、经济理论乃至文明起源之类的问题，关注人口问题并不是兴趣使然，而是看到了未来的危机，想尽一份力。这种努力也让我有机会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心怀家国的朋友，这也许是我个人方面最大的收获。”
“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前夕，黄文政联合了三十多位主流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共同签署了一份建议书，呼吁尽快进行生育政策改革。2013年，中央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这是中国人口政策的一个重大调整，不久，“全面二孩”随之启动。对此，黄文政感到非常欣慰。他希望国家能认识到“孩子是最珍贵的资源”，也希望这项改革成为中国人口政策的一个新起点。
愿天下的妈妈不再有遗憾！
只有一个亲人的遗体告别
没有挽联，没有花圈，没有哀乐，甚至连一个多余的人也没有。唯一的亲人——头发花白的妻子，守护在老伴儿的遗体旁，目光呆滞，表情麻木，一手撑着额头，一手压着腹胸。一眼看去，便能感觉到她的孤单、痛苦和无助。
2018年1月25日，失独母亲张仙花打来电话：“老李走了。我已经把他弄到了殡仪馆，就等火化了。”
老李是张仙花的丈夫，夫妻俩是失独父母。前几年因为写作报告文学《中国失独家庭调查》，我走进过他们家中，结识了这对夫妻，并与他们保持着联系，他们遇到什么事，都会给我打个电话，有时张大姐也来我办公室坐坐，说说家里的情况，反映一些问题。
2017年冬天，我还去看望过他们。夫妻俩租住在某单位已经废弃的一套老平房里，房屋外墙墙皮剥落，爬满青藤，内墙也斑驳不堪，天花板上多处有漏水的印记。住如此破烂的房子，只为节省几个钱，此房的租金每月只要200多元。
当时老李已经卧病在床，他告诉我，得的是癌症，住了好长一段时间的院，用光了家里的积蓄，他只得出院。他有些解脱般地说：“我现在只等着与儿子团聚了……”
他们曾经有一个非常优秀的独生儿子，叫李明阳，23岁那年突发心脏病离开人世。儿子本来有比较好的前程，大学一毕业就考进了市机关，工资虽不是很高，但工作体面、稳定。工作没两年，就处上了女朋友，很快办了结婚登记手续。为了给儿子准备婚房，他们卖了自己住的旧房，为儿子在一个新建小区交了首付，他俩则租住在旧平房里。
悲剧发生后，两口子终日以泪洗面，大门不出，不与人交往。老李的身体就是在那段时间垮下来的。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让他们难以接受。
儿子去世不久，儿媳妇就提出将新房的产权过户到她名下。两位老人二话没说，同意了。可谁知，房子过完户，媳妇便一个电话也没来过。张仙花说：“当时也不知是怎么想的，好像留住了她，就能留住自己的孩子。我原来觉得，我爱儿子，她也爱我儿子，是不是这个道理？起码她给我儿子快乐了，我想那就把房子给她吧。谁知结果会是这样。”
老李说：“儿子走的时候，媳妇刚刚怀孕50天。就在儿子的灵堂，我老婆子给亲家跪在那儿，说一定让他们家女儿把这孩子生下来，他们一口答应。我们也不会亏了她们娘儿俩，将来我们死了，什么都是孙子的。我想，当时他们答应，应该是真心的。可是，儿子下葬不到三天，媳妇去把孩子做了，不到一年，谈上新对象了。”
张仙花接着说：“我和媳妇加了QQ好友，可以看她的空间。过去她的空间里放着她和我儿子在上海世博会照的相，儿子走后，她全都删了……儿子以前每个月给我500块钱，出事后媳妇说，妈，以后我给你生活费，还像以前一样，每月500，他怎么做我也怎么做。可后来根本没给过。网上姐妹们问，你媳妇还给你发短信吗？我说偶尔还发。人家就说，哎呀，你们家媳妇真不错。我也只能这样骗骗自己……”
老李沉浸在对儿子的回忆里：“孩子小时候，我骑自行车驮着他上幼儿园，他在后面不停巴结我，说爸爸，等我长大了给你买个大摩托。遇上下雨下雪，我们就坐公交车去幼儿园。他说爸爸，等我长大了，给你买个最大最大的花圈。车上人那个乐啊，说这小子不知道怎么讨好他爸爸了。他觉得送最大的花圈就是最孝顺的。现在呢，我真快到那一天了，真想他能给我买个花圈啊！”
我的心早已浸润在泪水里。一个完整、幸福、温暖的家，就这样四分五裂，奄奄一息。如今，才几个月过去，老李又走了……
对于他，这也许是一种解脱，但对于这个本来已经体无完肤的家，又是何等残酷？对于还要继续生活下去的苦命的张大姐，又该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失去儿子，失去孙子，失去儿媳妇，如今又失去丈夫，她该如何面对？
更令我想不到的是，李大哥的灵堂竟如此空空荡荡。如果我不来，就只有一个张大姐为他守灵。面对李大哥的遗体，我深深鞠躬……
张大姐告诉我：“老李死得很不心甘，就因为身边没个送终的人。我就跟他说，你比我强，你还有我守在你身边，为你烧最后一撮落气纸，我死时，真的一个人也没有了……”
老李咽下最后一口气，她默默地为他洗了最后一个澡，换上很早以前就买好的寿衣，打点停当，打电话给殡仪馆。一切就这么简单。
终于到了火化时间，最后诀别的时刻，张大姐伸出颤抖的双手，从丈夫的额头抚摸到下巴：“老李，去吧，到那边等我……”
这就是只有一个亲人的遗体告别！
这就是只有一个亲人的最后送行！
据《2010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及其他有关资料提供的数据，目前，我国有失独家庭100万，并且以每年76万的数量持续增长。这些失去独生子女的老人，面临生活照料、大病医治、养老保障、精神慰藉、后嗣传承、丧葬善后等各种困难，虽然政府及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关怀、关爱政策和措施，但离他们的现实需求还差得很远。
“老养小”，家庭养老的“畸胎”
有一则顺口溜这样说：“一直无业，二老啃光，三餐饱食，四肢无力，五官端正，六亲不认，七分任性，八方逍遥，九(久)坐不动，十分无用”。
这就是“啃老族”的写照。
“啃老族”即“老养小”。有社会学者认为，随着就业压力增大，以及独生子女逐渐成年，“啃老族”的队伍还将扩大。他们担心，未来“啃老族”很可能成为影响中国家庭生活的“第一杀手”。在走访中，我接触了多个“啃老族”，对于“啃老”，他们大多不以为然，心安理得。
“啃老族”之一：戴小兰，女，30岁，新加坡大学预科肄业，已啃老8年。她说——
“啃老族”不是个好词，不过我觉得我和一般的“啃老族”有区别。“啃”，我认为，是本来就没多少肉，还要把仅有的肉渣吃了，说不定骨头也要嚼一嚼。我虽然也是吃父母的，但我要求的肉很少，因为我对生活要求不高——只要有网上，我就满足了。
之所以“啃老”，主要是我不喜欢上班，不想看上司脸色，不想每天朝九晚五浪费生命。我曾在某证劵公司接受营销培训，一个正式职员理直气壮地让我们加班干本应该由他干的工作！在多数人看来，这不算什么事，到处都这样，可我就是不想平白无故受别人的气！不高兴的时候，还得逼着自己笑，我有那么贱吗？有人说我的想法不现实，身在这个社会中，真空是不存在的。但我能躲一点儿是一点儿。有伞遮雨，为何不用？
当然，这样的日子肯定手头紧，但是两相比较，我还是更愿意过我的宅女生活。在家里自由，只要有网络，我就不会觉得无聊。什么都不操心，多好啊！
“啃老族”之二：徐雨，男，29岁，大学毕业，啃老7年。他说——
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待在家里没有做事，被狠心的父母从家里赶了出来，如今流落街头，无家可归。
我爸和我妈是1980年结婚的，听他们说，5年后才得的我。可能是来之不易吧，小时候，我爸我妈还是非常疼我的，不论我要什么，他们都会满足我。大学毕业之初，我也去外面工作过，可实在没意思，不想干。就这样闲在家里，每天上上网，睡睡觉。
2013年，我认识了一个女网友，我们一见钟情。交往一段时间，她就住到了我家里。起初爸妈也没说什么，可时间一长，他们就生事了，总是看我和我女网友不顺眼，总在一些小事上找我们的茬儿，比如我们睡个懒觉，在房间里多玩了会儿电脑，出来吃饭迟了那么一点儿，也必定遭他们一通数落，说我不但自己不工作，吃现成的，还带个陌生女人回家白吃。我没好气地回敬他们：“没工作也有恋爱的权利，这是谁也剥夺不了的。”结果他们说让我自己出去找吃的穿的。他们是父母啊，他们有养育我的义务！可是，他们竟然要把我赶出家门，自谋生路。我坚决不同意，我说死也要死在这个家里。
谁知他们来真的，将我诉至法院，要我限期腾房。我不搬，他们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哪有亲生父母这样对儿子的？他们这是想逼死我啊！哼，走就走，他们不要我，我就让他们断子绝孙！
“啃老族”之三：叶红专，女，27岁，大学毕业，啃老4年。她说——
我不是那种好吃懒做的人，虽然大学毕业4年来一直住在家里，靠父母过活，但我也努力过。刚毕业时，我也到处投简历，应聘过多个单位，但总是不满意。
有人说我好高骛远，很多亲戚朋友看到我毕业这么久还不出去工作，好像是什么大事似的，都来劝我。我说他们是空操心，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与其勉强干不喜欢的工作，不如嫁个好丈夫。
目前我的开销确实全靠父母，要吃他们的，住他们的，穿他们的，零用也问他们要，有时出去见个男朋友、谈个恋爱的开销也要他们资助。好在我的父母非常爱我，我妈妈常说：“啃老也无所谓，只怕到时求他们来啃他们都不来。”
当然，我家里经济条件还过得去，母亲退休，父亲在经商，养我一个女儿绰绰有余，不算负担。我爸说，就我这么一个女儿，随便我啃到什么时候他都乐意。
“啃老族”之四：张健，33岁，大学本科，啃老10年。他说——
我2008年就大学毕业了，至今已经10年。10年中，我干过不少工作，可是干没多久就下岗了。你听清楚了，不是我不肯干，是别人不让干。总是碰到下岗，我灰心了，干脆不找工作了。没工作，多少有点儿无聊。去找同学和朋友们玩，可他们白天都要上班，我就昼伏夜出。他们上班时，我就在家睡觉、上网、打游戏，等到了晚上，我再约他们吃饭、唱歌、蹦迪。
爸妈也犯愁，但我不想找工作，他们也不勉强我。为了保障我的未来，他们就定期给我交养老保险。我爸对我说：“你现在没工作，保险费我们交，等到将来找到工作了，单位给交的话更好，如果单位不给交，那我们就一直给你交。有什么办法呢？谁叫你是我儿子？”
我爸妈可真好！
……
有研究者把“啃老族”归类为六大人群：第一类，高校毕业生，对就业过于挑剔，总找不到满意的工作，这一类约占20%。第二类，以工作太累、太紧张、不适应为由离岗离职，占10%左右。第三类，“创业幻想型”年轻人，他们虽有强烈的创业愿望，但没有目标，缺乏真才实学，又不愿寄人篱下当个普通打工者，这一类约占20%。第四类，频频跳槽者，跳来跳去最后无事可做，这一类占10%。第五类，单位里下岗的年轻人，习惯用过去轻松的工作与如今的紧张繁忙相比较，越比越不如意，干脆不就业，这一类占10%左右。第六类，文化低、技能差，只能在中低端劳动力市场找苦、脏、累的工作，但又怕苦怕累，索性在家中“啃”父母，这一类占30%。
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在“啃老”？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的调查显示，我国有65％以上的家庭存在“老养小”的“啃老”现象，有30％左右的青年基本靠父母供养。特别是失业青年，靠父母抚养的达七成。这些家庭中，平均每个家庭负担了12个失业人员。
“啃老”一族正在成为寄生现代家庭的“怪胎”，他们的存在，使本来问题多多的中国家庭养老变得更加脆弱。
第二章城市在叹息
在中国老龄化的大背景下，城市的家更像一座孤岛，在这座岛上，老人无处可去，只有在等待中消磨余生。
——采访札记
就缺一个说说话的人
“叮咚——”随着门铃声响，紧闭的房门里传来苍老的声音：“侬撒咛（你是谁）？啥事体啊？”
“老奶奶，我给您送水来了。”和我一起上楼的送水工小张大声说。
门缓缓打开，一张布满皱纹的老妇人的脸呈现在我们面前。
这里是上海市徐汇区。上海是我国第一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而且老龄化程度逐年上升，领跑全国。到2017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332%，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218%，老龄化程度比“世界第一老”日本还高。于是，我将上海列为此次采访的第一站。
年轻的送水工小张有着一张略带倦意的笑脸。他正准备给某小区一户老人送水，听了我的来意，看了我的证件，痛快地答应了：“跟着我吧。”
小张告诉我，这位老奶奶姓王，81岁了，老上海，从一家大型棉纺厂退休。他平均每十天给老人送一次水。老人有三个儿女，住得很远，一个月只能回来看一两次，平时都是老人一个人住在家里。因为常年往这里送水，熟悉了，老人不时会让小张帮忙做点儿小事，比如挪一挪沙发，搬一搬桌子，下楼时替她把生活垃圾带下去。但更多的时候，是留小张坐一会儿，陪她说说话。
屋门打开的刹那，也许是看到陌生的我的缘故，老人愣了一下。小张解释：“奶奶，这是我朋友，作家，正在写一本关于老年人的书，想采访一下上海的老人。”
她顿时露出笑脸，用普通话说：“欢迎！请进！”
她住的是一套两居室的老房子，墙面斑剥，陈旧的家具在窗外斜射进来的阳光照耀下，泛出清冷的光。屋子里有一种奇怪的味道，说不出是什么，似乎是霉，但又不全是，好像是久不开窗通气，抑或房间许久没打扫散发出来的味道，这种味道在很多独居老人的住所我都闻到过，有人管它叫“老人味儿”。
“别那么急。”就在小张换水的当儿，老人拿出糖果。从她的眼神里，我看出了她想留小张多待会儿的愿望。
小张会意地笑笑：“奶奶，今天不急。”
老人去厨房烧水沏茶，小张轻声告诉我：“我每次来，她总是想方设法让我多待一会儿。我感觉，她生活上并不缺什么，就缺个能说说话的人。”
听着小张的介绍，再看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不时自言自语的老人，我心里不由一颤。老人虽然生活在繁华的大都市，窗外就是车水马龙的世界，有退休工资，有儿有女，更不缺吃不缺穿，唯一缺少的，就是陪伴。
“你送水的那些住户里，像她这样的老人多吗？”我问小张。
“可多啦！有时候同时给一个小区里的几户人家送水，每户人家都只有老人，根本看不到年轻人，真搞不懂年轻人都去哪儿了。”
老人沏好茶，抓一把糖果放到我和小张面前，然后开始了她的诉说：“儿女不在身边，整天一个人，唉……”
过去她确实幸福，有心爱的工作，有爱她的丈夫，有三个听话的孩子。可是，自从孩子有了自己的家，自从几年前丈夫去世，屋子里一下子空了，而且安静得让人害怕。为了弄出点儿声响，有时候她甚至故意摔碎个碗碟，“哐当——”“哗啦——”可声响过后，复又归于沉寂。
老人给远方的儿女发短信，身边只有小狗陪伴
“经常是连着好几天没人说话，感觉自己的嘴巴都快沤臭了。”她说。
为了排遣寂寞，老人买来一只母鸡养着，不是为下蛋，只为有个伴儿，有个能对它说说话的伴儿。那时她的身体还勉强，每天天一亮，她就抱着母鸡下楼，到院内的小草坪里，看着母鸡翻草皮刨土找虫子吃。就这样消磨时光，很快就混到了天黑。
那年春天禽流感流行，城区拉网式开展家养禽、兽清理，连天上飞的鸽子都不放过。小区保安逮住了她的母鸡，说什么也要处理掉。老人声泪俱下，说母鸡是她的伴儿，一个劲儿央求保安，如果母鸡没了，她也活不下去了。保安心软了，放过了那只母鸡，还一个劲儿叮嘱，关好了，别再放出来。物业管理人员听说了这件事，认定老人是精神出毛病了，不住摇头：“养一只臭不拉叽的鸡做伴儿？不会晚上抱到床上睡觉吧？”
老人感慨地说：“还真抱到床上一起睡过……”
感谢那只鸡的陪伴，让她挨过了一段孤独的日子。可陪得了一时，陪不得一世。最后鸡还是死了，她伤心了好久，感觉像是又一次失去了亲人那样难过。以后，就再也不养什么活物了。
现在，老人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整天一个人待在家里，每天晚上看两集电视剧，这是她全部的娱乐。可那些电视剧大多是给年轻人看的，老年人的节目很少。时间怎么打发啊？她像院子里的其他老人一样，买了本佛经放在床头，无聊的时候就读几行。老人眼睛不好，很多字看不清，更不明白意思，但她也“读”。她说：“看不清没关系，读不懂也没关系，只要我在念，就证明我还活着。”
告别老人，走出小区，天空和我的心情一样，布满阴云。路过小区警务室，小张建议我进去了解一下。警务室是派出所设在小区的警务点，每天派民警值班，经常深入各家各户走访，对小区的情况了如指掌。
果然，一位姓谢的民警听了我的来意，给我讲了他的一件亲身经历。
那是一个冬夜，他当值时接到报警，说小区里有老人晕倒了。跑去一看，认识，是一位姓张的老大爷。老人早年丧妻，有三个儿子，个顶个优秀。大儿子清华毕业，二儿子复旦毕业后去美国读硕士，小儿子更厉害，在剑桥读博士。2001年，张大爷光荣退休。也是在这一年，大儿子在北京的公司准备上市；二儿子拿到了绿卡，在硅谷做软件工程师；小儿子接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邀请，前往新加坡任教。一门三杰，张大爷家成了远近闻名的“状元府”，人人羡慕。
可张大爷退休后患上了眩晕症，一个人出门遛弯很危险，经常晕倒在小区里。每次都是警务室的民警叫120，护送老人到医院。有一次谢警官把老人送到医院，老人恢复神志后，拉着他的手，求他帮个忙。谢警官问啥事啊？老人支吾了半天：“麻烦你给我儿子打个电话，就说……就说公安局命令他们回来陪我，不然就把他们都抓起来……”
谢警官啼笑皆非。但不管怎样，老人确实需要陪伴、照顾。回到警务室，谢警官依次跟老人的三个儿子通了电话，说了老人目前的情况，建议他们回来多陪陪老人。当然，他没有说“不回来就把你们抓起来”。三兄弟一再致谢，都表示“一定抽时间回家看看”。
可最终老人还是失望了，兄弟三人一个都没回来。老人气愤地说：“他们忙，就真忙到腾不出回家一趟的时间？他们老爹的命就不值得他们回来待一天？”
不得已，谢警官再次给他的儿子们打电话，谁知有一个儿子在电话里说：“要不这样，警官，您辛苦一下，平时帮我多照顾一下老爷子，我每月付您劳务费，要多少，您说。”
谢警官对我说：“我从警几十年，遇到的古怪事多了去了，可还从没遇见过雇警察养爹的！”
随后，我拜访了这位张大爷。他独居在一套三居室里，屋子里乱七八糟，一看就知道许久没打理了。他说自己一个人生活，也就这样了，打理有什么用？提起三个儿子，他沉下脸一言不发。半晌，他拿出手机，给我看他保存在手机上的新闻。
第一条：“我于昨晚走了，走时心如止水”
“我于昨晚（农历八月十五）走了，走时心如止水……你接到通知回来办丧事的时候，先开窗通风，这样才不会染病……橱柜的钥匙就在床头柜里……遗体速火化，一切从俭。”
2017年12月21日，南京市某小区一位81岁的独居老人在家中去世两个多月后被发现，老人的身边还留有这样一封遗书。
邻居反映，老人搬到这里居住已经七年多了。过去经常看到她出门买菜，最近两个多月没看到人，还以为她走亲戚去了。
从老人的遗书可以看出，老人的确切死亡时间应是2017年中秋节，即10月4号，正是人们享受双节长假的时间。其他家庭享受中秋、国庆家人团聚的欢乐时光，她却不得不忍受无边的孤独与寂寞，因此，她在独自过完中秋节后，选择“心如止水”地死去。老人以为自己死的第二天就会被发现，没想到走了两个多月，才……而且第一个发现自己去世的不是自己的亲人，而是邻居。
警方联系上老人的儿子，儿子非常惊愕，连问：“怎么会呢？怎么会呢？”
警察没好气地说：“怎么不会？！”
第二条：“没什么事，我就先死了”
家住湖北的72岁的罗奶奶，死在家中没人知道。死前，她在日记本里写下了与亲人、与世界的最后告别：“没什么事，我就先死了”。
罗奶奶有一个儿子，在广州工作，因为离家远，一年也就回来一两次。儿子上次回来是腊月二十九，正月初二就回广州了，在家里仅仅住了三天。老人不怪儿子，知道他工作忙，儿子初二离开时，她虽然很不舍，但还是说：“你放心去吧，好好工作。”
退休前，罗奶奶是位老师，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退休后，生活孤独，可以写的东西越来越少。翻开她过去一年的日记，写得最多的是：“今日无事”、“今日又无事”……
孩子离开后，罗奶奶生病了。独自撑了一段时间，再也撑不下去了，于是，在日记本上艰难地写下她一生中最后一篇日记：“没什么事，我就先死了”。
罗奶奶去世的消息，儿子也是多日后从警察那里知道的……
第三条：七旬老人去世两个月无人发现
一位七旬独居老人洗澡时摔倒，不幸离世，两个月后才被儿子发现。警方勘查时发现老人身上有动物的咬痕，接着在家里找到了一只小狗的尸体，同样已死亡多日。老人的儿子说，老人为了排遣寂寞，就养了这只小狗。
警方推断，小狗发现老人摔伤后，试图把主人拽出浴室，但没有营救成功。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小狗一直陪伴着不幸去世的主人，直到自己也活活饿死……
给我看完这些，老人擦擦干涩的眼睛，长叹一声：“他们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
我不知道用什么话安慰老人，只有紧紧握住他的手，好久，好久……
返回宾馆的路上，我在百度搜索里输入“老人孤独死”字样，竟然跳出来692万条新闻：安徽蚌埠一名60多岁的退休老人死在家里没人知道，生前他养了十条狗，被发现时，他的尸体被饿急了的狗分吃，惨不忍睹；甘肃一位75岁的独居老人被人发现时已在家中死亡多日，他的子女始终联系不上，老人的遗体只好停放在殡仪馆，老人生前所在单位派专人去寻找家属，在媒体刊登公告，都没有结果；四川一位老人……
这就是空巢，现代社会的一种特殊现象。
当前中国的空巢现象十分普遍，其增长速度前所未有。上世纪80年代，全国空巢家庭仅占有老人的家庭总数的10%，到了90年代，这一比例迅速上升到30%，目前，已飙升至50%，大中城市空巢家庭率更是高达70%。国务院公布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预计，到2020年，独居和空巢老人将增加到118亿，到2050年，空巢老人家庭将增加到近2亿。
空巢老人不同程度患有焦虑、抑郁等症状，有的甚至产生了厌世的念头。与疾病等肉体上的痛苦相比，这些情绪是对空巢老人更大的伤害，往往成为恶疾之源。2013年7月，北京回民医院曾对北京某地区空巢老人的生存状况做过调查，调查对象855人，其中患严重慢性病的753人，占881%；同时患有两种疾病的265人，占31%；同时患有三种以上疾病的128人，占15%。
表面繁华的城市，却居住着中国一半以上的孤独老人，没有陪伴、没有照顾，甚至连找个说话的人都很难。他们独居在喧闹的城市里，徘徊于生命最后的时光，然后悄然离去……
我们是儿孙的“司务长”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夕阳/脚踏在退休的道路上/背负着孩子的期望/我们是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我们是子女的后勤兵/我们是儿孙的司务长……”
2016年5月，一首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改编而来的“退休大军军歌”在网络上疯传，耳熟能详的曲调和通俗易懂的歌词，经过歌手幽默诙谐的演绎，唱出了退休老人“退而不休”的另一种生活，另一面人生。
坐在我面前的张丽霞大姐67岁，2007年从贵阳某局处级领导岗位退休，至今十余年。她说，退休比没退休还累。
瘦弱的身躯，稀疏的头发，混浊的眼睛，满脸的沧桑。她对我说这一切时，布满皱纹的脸上虽然泛着一丝淡淡的笑，但我看得出，那笑里藏着无尽的倦意。
“退休那年，我患上了癌症，这场大病几乎将我击倒。做了一次大手术，切除了很大一片组织，化疗放疗，总算挺过来了。但身体受到很大的伤害，至今没能恢复，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不舒服，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至少有三百天在痛苦中煎熬。每天早上，都要挣扎很久才能从床上爬起来，喘息半天，等头不晕了，不再天旋地转了，才穿衣下床。”
即便这样，她也不得休息，还得为孩子们操持。她有两个儿子，都住在贵阳，她与小儿子住在一起，大儿子住在城市另一边，但离得不远，打车20分钟的样子。
“我每天的作息时间都是固定的。早上不到6点爬起来，给儿子儿媳、孙子孙女准备早餐。7点，把孙子孙女叫起来，帮他们穿好衣服，刷牙洗脸吃早餐，骑上电动车把他们送到学校。回到家里，自己赶快扒两口早餐，放下碗就直奔超市，买好全家一天的菜。菜买好了还得赶紧回家洗碗、洗衣服、收拾房间，然后准备午餐。时间非常紧，一点儿不能耽误，11点又得赶到学校去接孙子孙女。要是晚了，老师会不高兴的。”
孩子接回来，那就赶快吃饭吧。两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8岁，吃起饭来挑三拣四，这个不吃，那个不要，好不容易伺候他们吃完，该休息一下了吧？还不行。老师布置的作业都由儿媳转发到她的手机上，得赶快督促孩子做作业，下午上课老师要检查的。等孩子磨磨蹭蹭把作业写完，下午上课时间到了，又赶紧骑上电动车把他们送到学校去。下午上课时间短，只有一节课，为了不来回折腾，只好在学校门口等着。等放学把孩子接回家，一边安排孩子做作业，一边收拾家务，准备晚餐。晚饭后，还要继续督促孩子写作业……
一天就这么过去了。这还只是平常日子，如果是周末，那就更忙更累了。孙女要去舞蹈培训，孙子要去学习围棋，要分别送到相距很远的两个地方，两小时后再把他们接回来。这还只是小儿子的两个孩子，大儿子的两个孩子她也要操心。这两个孩子虽然没和她住在一起，但时不时会跑来找她。奶奶，我们没有吃饭。奶奶，我们要买学习用品。奶奶，你带我们去这里、那里……遇到特殊情况，四个孩子全是她一个人照看。
“忘了说，老公早两年得了一场大病，先享清福去了，留下我在这里耗着。四个这么小的孩子，三男一女，特别淘气，闹得鸡飞狗跳。累，实在太累……谁想这样啊？可都是自己的孩子，都是自己的孙子，都是自己最亲的亲人啊！我不这样，他们谁管？年轻人都图省事，没给做，他们就叫外卖，有时就吃方便面。没办法，我还能动，能为他们做一点儿就为他们做一点儿吧。”老人苦笑着说。
看着老人一脸心甘情愿的样子，我心里五味杂陈。她任劳任怨、无怨无悔做着这一切，是因为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支撑着她，那就是“含饴弄孙，共享天伦”的文化传统。
在中华大地，像这样“退而不休”、“退而难休”的，又何止一个张丽霞老人？
广州越秀区一位姓郑的老人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带娃比上班还辛苦，可不带又不行，年轻人都认为我们退了休没事干，帮着带带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不知道哪一天才得解放……”
河北保定一位叫张玉梅的老人对我说：“我退休十年，带大了四个孩子！带孩子不轻松，小孩儿看着什么都好奇，一会儿要摸插座，一会儿要爬茶几，必须时刻紧盯着，生怕一不留神让孩子磕着碰着。每天的生活就是鸡飞狗跳，一整天下来，筋疲力尽……”
一路采访下来，我的采访本里记录下这样一些老人的感言——
“是主人吧，说了不算；是客人吧，啥活儿都干；是保姆吧，一分钱不赚，外搭钱还不算；是志愿者吧，还没人点赞。”
“带孙苦，带孙累，带孙还没辛苦费。不如参加旅游队，游山玩水尝美味。带娃苦，带娃累，子女带娃这才对。老人心中若有愧，可以给些保姆费。”
“少壮不努力，老大带孙子；春眠不觉晓，醒来带孙子；举头望明月，低头带孙子；亲朋好友如相问，就说我在带孙子；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天到晚带孙子。”
……
这种带着几分揶揄、几多无奈的感言，道出了很大一部分老人的心声。其中的酸甜苦辣，也只有亲历的老人才能体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