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一、两代伟人的治国睿智
看到“枫桥”二字，大多数人想到的是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那是古城姑苏的枫桥。
其实，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县（1989年改为诸暨市）也有一个枫桥，在当代中国，诸暨枫桥远比姑苏的枫桥更受关注，它是毛泽东主席和习近平总书记两代伟人的目光聚焦地，是事关国家政权建设、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成败和建设“平安中国”的试验田、试金石。
让我们的目光穿越60年的风风雨雨，回到1959年8月21日。那天下午4点，时任诸暨县委书记孙子甫突然接到金华地委负责人打来的紧急电话，中央领导的专列将于当晚8点沿浙赣线由金华到诸暨，让他做好向中央领导汇报工作的准备。“中央领导”是什么人？孙子甫不能问。但他知道，有资格乘坐专列的中央领导屈指可数，有幸亲眼见到这种级别的中央领导，还要当面汇报工作，孙子甫的激动难以言表。
孙子甫很早就来到站台上等候，站在他身边的几位当地主要领导显得有些紧张。专列在诸暨车站停稳，警卫人员引领孙子甫等人上了列车。走进车厢的那一刻，孙子甫惊呆了。专列里面的中央领导，竟然是他心中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
看到孙子甫等人，毛主席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诸暨是个出名人的地方，美女西施和画家王冕都出在这里。”
美女西施，中国人都知晓。毛主席提到的王冕是元朝画家，诸暨县枫桥镇人，诗、书、画、印样样精通。2017年10月25日，新当选的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就引用了王冕《墨梅》的诗句：“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两代伟人都对枫桥的历史文化名人王冕情有独钟，是巧合，也是必然。
毛主席在跟孙子甫的谈话中，详细询问了诸暨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状况，交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毛主席当时在思考什么？这次听取了孙子甫的汇报，诸暨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多少印痕？我们无法揣测。但四年之后，毛主席再次把目光投到了诸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大笔一挥，树立起“枫桥经验”的旗帜，为正在摸索中成长的新中国指明了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方向，奠定了治国根基。
自1959年到1961年，新中国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举步维艰。而世界局势风云变幻，苏联不断对中国施压；美国不仅保持其在台湾的军事存在，还发动了侵略越南的战争；印度趁机强占中国藏南地区，妄图造成既成事实……在这种背景下，台湾当局似乎看到了“反攻大陆”的良机，于1962年春成立了“反攻大陆行动委员会”，下达了“征兵动员令”，拉出了随时发动进攻的架势。国内的反动残余势力死灰复燃，散布反革命谣言，成立反动组织进行颠覆活动，与台湾遥相呼应，做起了“变天”美梦。一时间，黑云压城，群魔乱舞……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中国，到底该走向何方？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中国共产党能否坐稳江山，关键在于稳定基层社会，巩固基层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1963年1月9日，毛主席写下了《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1963年5月，他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起草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稳固基层政权，要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让他们成为新中国的建设者。
中共浙江省委一马当先，选择了诸暨、萧山、上虞等县开展“社教”运动试点。1963年6月，浙江省委“社教”工作队在省委书记处书记林乎加的率领下进驻诸暨。在这个工作队中，最为亮眼的是省委枫桥工作队政法组和省公安厅工作组，他们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在枫桥区（现枫桥镇）的七个公社，针对那些被部分基层干部和群众认为必须逮捕的对象开展说理斗争，不费“一枪一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964年1月中共中央向全国推广“枫桥经验”的文件及三个附件
在此期间，全国其他一些地方在开展“社教”运动试点时，采取了跟枫桥完全相反的做法，动不动就抓人。到底哪一种做法更有利于基层社会的稳定？争论非常激烈。
同年10月29日至11月9日，毛主席再次来到杭州视察工作，陪同毛主席视察的公安部领导汇报了诸暨枫桥试点中“依靠群众，就地改造地富反坏分子，没有捕人”的做法，毛主席听了很高兴，说这就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并指示公安部要好好总结这个经验。
“矛盾不上交”这句话内涵丰富。
毫无疑问，就地解决矛盾，是稳定基层政权最理想、最有效的办法。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浙江省委由省公安厅副厅长吕剑光带队进驻枫桥，全面总结“社教”运动试点经验。公安部由凌云副部长带队深入枫桥实地调研考察，主持起草了《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
11月21日，公安部领导把一篇题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依靠群众，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文章送毛主席审阅，这篇文章就是根据诸暨县枫桥区的那份调查报告写成的，准备作为全国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发言。毛主席当时说，我没有意见，可以去讲。
隔了一天，11月22日，毛主席就在这篇发言稿上作了重要批示：“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党委及县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①
同一天，毛主席同公安部副部长汪东兴谈话时说：“你们公安部，日常的具体工作很多，如巩固边防的工作，搞一些特大案件，投靠外国使领馆的案件，重大的刑事案件，等等，这是经常要做的，还要研究情况，提出一个时期的政策。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如何做群众工作，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做一般性的公安工作，比如说对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监督、教育、改造工作，应通过群众来做。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做得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群众工作做好了，可以减少反革命案件，减少刑事犯罪案件。”②
在这段谈话中，毛主席反复强调的是“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从井冈山到瑞金，从遵义到延安，从西柏坡到北京，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才使得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党和群众的关系，就是鱼和水的关系，脱离群众就无法生存。
接下来，毛主席又说：“我们的公安工作，历来是与苏联不同的。诸暨的经验要好好总结一下，整理一个千把字的材料发下去，回答两个问题：（一）群众是怎么懂得这样做的；（二）依靠群众办事是个好办法。材料要短一点，长了没有人看，短了就有人看。你们要经常蹲点，做这种工作。”③
著名的“枫桥经验”就此诞生。“枫桥经验”的旗帜是毛主席一手树立起来的。
自然，公安队伍成为“枫桥经验”的先行者、推动者和主导者。196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并且转发了“枫桥经验”，在全国掀起了学习和推广“枫桥经验”的热潮。1964年2月，公安部召开了第十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研究部署在全国学习推广“枫桥经验”，很快大见成效。
自“枫桥经验”诞生以来，枫桥的干部群众在公安政法机关的指导下，遵照毛主席“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指示，成功地将“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全国率先给所有“四类分子”摘帽，巩固了基层人民政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也相伴而生。枫桥镇政府和公安政法机关依靠群众预防化解矛盾，不断完善和发展“枫桥经验”，总结出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工作原则，为新时期维护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积累了宝贵经验。
进入21世纪，“枫桥经验”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习近平同志任浙江省委书记后，专门到枫桥考察，高度肯定了“平安枫桥”的做法，并在2003年纪念毛主席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暨创新“枫桥经验”的大会上，发表了《创新“枫桥经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讲话，指出要根据新形势下维护社会稳定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把学习推广“枫桥经验”作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总抓手，以基层安全文明创建系列活动为载体，抓基层、打基础，建机制、架网络，明责任、强保障，使“枫桥经验”在全省城乡基层单位全面推开，并贯彻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工作中，有效维护全省社会稳定。④
2004年5月10日，浙江省委在十一届六次全会上作出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的决定》，提出要通过进一步总结、推广和创新“枫桥经验”，不断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制，做好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工作。这一决策部署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执政理念，完全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也完全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
“平安浙江”，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战略决策，习近平同志把“枫桥经验”推到了一个新高度。
2006年2月9日，针对浙江省实施的“八八战略”，习近平同志接受了人民网记者的采访，进一步阐释了“平安浙江”的内涵，道出了他对“枫桥经验”的深层次思考。他说，浙江经济发展走在前列，同时也有一些矛盾和问题在全国早发先发。为此，省委从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要求出发，强调从“大平安”的角度统筹考虑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对社会和谐的影响。
据不完全统计，习近平同志在浙江主政期间，先后有21次强调创新和发展“枫桥经验”，足见他对“枫桥经验”的重视。他曾告诫全党，一旦脱离群众，中国共产党将成为泥足巨人。从“平安枫桥”到“平安浙江”，再到后来党的十八大上明确提出建设“平安中国”……可以这样说，当年是毛泽东思想诞生了“枫桥经验”，今天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孕育、发展了新时代“枫桥经验”。
2013年10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50年前，浙江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成为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浙江省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紧紧抓住做好群众工作这条主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⑤
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的指引下，枫桥干部群众又总结、创造出“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新时代“枫桥经验”。
毛泽东主席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枫桥经验”的高度重视，彰显了两代伟人的治国睿智，这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群众路线，依靠和发动群众，抓早、抓小、抓苗头、抓源头，化解矛盾纠纷，消除风险隐患，做好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现社会和谐平安，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中国梦，首先是平安梦；小康社会，首先是平安社会。
55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枫桥经验”是党和政府跟人民群众沟通的桥梁，是人民群众通往平安幸福的桥梁，是中华民族通向伟大复兴的桥梁！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枫桥经验”必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不断创新发展，使中国基层社会稳如磐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谱写新的篇章。
“枫桥经验”永放光芒！
二、枫桥，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枫桥的干部群众为什么能够创造出如此长盛不衰的“枫桥经验”？
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金伯中的《论“枫桥经验”的文化底蕴》一文认为：枫桥的山水文化，记录和承载了辉煌而厚重的枫桥文化；枫桥的耕读文化，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历史文化名人和诗文书画大家；枫桥的理学文化，孕育和滋养了“枫桥经验”说理斗争的基本内涵和人文精神。他的观点非常精辟。
作为一个小镇，枫桥人的诗画成就和艺术造诣，几乎可以独步天下。
喜欢书画的人，大多知道著名的“枫桥三贤”：王冕、杨维桢、陈洪绶。
陈洪绶是明末清初的绘画大师，推崇陶渊明亲近自然的处世哲学。曾专门作了一幅《出处图》，画中，陶渊明盘坐于树下，手扶无弦琴，与诸葛亮侃侃而谈。这有点儿“关公战秦琼”的意味，陶渊明跟诸葛亮并非一个朝代，陈洪绶把他们二人放进同一个画面事出有因：他的朋友周亮工从明朝御史变成清朝降臣，陈洪绶很不认同，借此画规劝周亮工辞官归隐。
杨维桢是元末明初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和戏曲家，被后人称为“一代诗宗”、“元末江南诗坛泰斗”，“铁崖体”就是由他独创。
三贤中，元代著名画家王冕最负盛名。《儒林外史》第一回就写了王冕的故事，说他年幼失怙，十岁辍学，给隔壁秦家放牛，因美景而自悟绘画。《儒林外史》是小说，有夸张的成分，不过王冕幼年家境贫寒，确实放过牛，因“窃听”私塾先生讲学，多次让牛吃了别人的庄稼而遭毒打。王冕年轻时就擅长画梅，声名远播，求画者“肩背相望”。他曾作画《墨梅》，并题诗一首：“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流传至今，竟与中国共产党人不慕虚名、自珍操守、芬芳乾坤的情怀相吻合。
三贤之外，枫桥还有不少文化名人。如出生在枫桥钟瑛村的骆问礼，明万历年间官至南京工部主事、福建湖广副使，是一位秉性刚直、不畏权贵的清官。到了清末，枫桥镇的陈家村出了一个叫陈遹声的进士，曾为翰林院庶吉士，后出任松江知府。当地盐枭为患，陈遹声亲率精兵飞驰百余里，擒获匪首，绳之以法。由于建功卓著，被朝廷授予头品顶戴二品衔，以示嘉许。晚年称病返乡，退隐故里，在陈家村的五显桥西头建了一座名为“畸园”的府邸，以“畸人”自喻，多次婉拒徐世昌的出仕邀请，在畸园内遐思神游，淡泊余生。
枫桥自古就出文人墨客，与枫桥有缘的文人墨客更是不胜枚举。“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的墓地，就在几十公里外的柯桥境内；南宋理学家朱熹，曾多次到枫桥讲学……枫桥的一草一木都浸染了浓厚的书香和墨香，骨子里透出一种唐风古韵；一代代枫桥人，更是传承了祖先们的优秀基因。
陈家村的五显桥，当地人也称“三义桥”。据说明万历年间，当地三位义士出资重修五显桥，由此得名。过了五显桥，就是古香古色的陈家村孝义巷。沿石板路走过二三百米，就到了枫桥大庙。那是一处值得细细品味的地方。
旧时枫桥大庙承担的重要功能，就是议事、息事，保持宗族内的和谐稳定。在枫桥的文化中，宗族文化占有重要的位置。宗族内部的矛盾，都是通过家长、房长、宗长、族长、祠长等秉公调解，最终达到“止讼”、“息讼”的目的。族内负责断事的人都是族人推选出来的，他们秉承的是以文化人、以孝感人、以理劝人、以德服人的断事理念。尽管宗族不同，但家训大同小异，其核心就是：族内发生争讼，须在族内解决，实在解决不了的，才可以向官府申告。这与当今的“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要义如出一辙。
如此说来，这片土地诞生“枫桥经验”顺理成章。
据史料记载，清光绪年间，陈家村水上生意兴隆。外地来了一群“霸挑客货”的团伙，于是多家商铺联名向官府控告这伙“挑夫”。官府觉得事关当地水上生意的兴衰，不应强行判决，就请当地有名望的乡绅陈烈新调解。陈烈新联系其他乡绅乡贤，召集矛盾双方人员（俗称“两造”）进行调停，最终达成和解。至今，陈家村居委会大院内还有一堵文化墙，上有“两造允服，取结求息”八个大字。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孟子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诸暨当地的很多家训中都有这一告诫：“一人孝悌慈，而人人孝悌慈矣；一家孝悌慈，而各乡孝悌慈矣。”
如果用古人的宗族文化衡量当今的“枫桥经验”，可以这么说，止讼息讼是“枫桥经验”的宗旨，民间自治是“枫桥经验”的手段，睦族和邻是“枫桥经验”的基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枫桥经验”的基因。
从历史上追溯，这就是“枫桥经验”的源头。
2017年1月25日，中央发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三个内容：一是要大力弘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二是要大力弘扬自强不息、敬业乐业、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三是大力弘扬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鼓励人们向善的思想文化内容。《意见》还指出，“中华优秀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规范，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体现着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在2017年10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九大上，更是提出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综合治理体制，给新时代的“枫桥经验”提供了广阔的创新和发展天地。
就在不久前，2018年8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主任习近平主持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要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
正是枫桥人自古传承的家风家训、族规村约，为诞生“枫桥经验”提供了丰沛的养分，这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跟“自治、法治、德治”以及“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综合治理理念完全吻合。
枫桥，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上篇站起来的中国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面临的最迫切问题是巩固基层人民政权。因此，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枫桥经验”的本质是：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
一、天地之间有杆秤
现在，我开始讲述枫桥的故事。说真的，这些故事中没有一个称得上跌宕起伏，也不会让你扼腕长叹或泪流满面，但你读后一定会久久回味，因为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跟这些故事息息相关，你甚至可以用这些故事作为一把尺子，衡量现实生活中的自己是否有幸福感和获得感。
“枫桥经验”是枫桥的干部、群众创造的，这一点没有异议。要了解“枫桥经验”形成的过程，就必须到枫桥的干部、群众中去。我在枫桥采访了几个月。我拒绝道听途说，也不喜欢别人一本正经地介绍，更多的时间是一个人潜到最底层，寻找当年的亲历者，去解读他们沧桑的脸、穿透历史烟云的眼神或是欣慰的叹息。其中有几位将近百岁的老人，很感谢他们跟我说了许多交心的话，给了我一次拥抱历史的机会。
在枫桥，我最先走进的是枫溪村。几乎所有“枫桥经验”的材料中，都提到了枫溪大队党支部书记，说他是枫桥干部、群众的杰出代表。他创造了“六个第一”：第一个敢于让年迈体弱的“四类分子”坐着接受批斗；第一个敢于到县里说理，把被带走的“四类分子”要回村里教育改造；第一个敢于让“四类分子”担任植保员；第一个敢于让表现好的“四类分子”子女入团；第一个敢于让表现好的“四类分子”子女当大队干部；第一个敢于让表现好的“四类分子”子女参军。
说真的，在那个年代能做到这些，需要一定的胆魄与智慧。他叫陈友堂，一个很有故事的人。
如今的枫溪村已经跟枫桥镇融为一体了，不过，村子依旧保持了原貌，灰瓦白墙，斜街窄巷，凹凸的碎石路，结满青苔的排水渠……二十年前，陈友堂已经离世了，我在枫溪村只找到了他的住处，那是一栋上下两层的老房子，楼下的房间只有十平米，木门紧锁。二层像阁楼，不能住人，是用来存放杂物的。我走上楼梯，木质的楼梯踩在脚下发出刺耳的“吱嘎”声。我停住了脚步。我知道，上面的阁楼内不可能找到五十多年前的那些人和事，更没有我需要的故事细节。我只是表达一种敬意。
陈友堂家的隔壁，门敞开着，里面坐着一位年过八十的老奶奶。我跟她打招呼，问她是否知道陈友堂。半晌她才明白我的意思，拿了一个方凳，让我坐下说话。她的口音很难懂，十句只能听懂三四句，但我还是听明白了，她的男人跟陈友堂是本家兄弟，两家又是邻居，关系很好。问及陈友堂的生活细节，她没太多的话，只说：“那人心眼儿好。”
陈友堂有两子一女，女儿是收养的。长子在宁波，次子在枫溪村，养女在诸暨市。有人说这个女儿是从路边捡来的，也有人说是从别人家里抱来的，众说不一。
经过陈友堂的老屋，穿过一条不足百米的窄巷，就到了陈友堂的次子陈伯云家。诸暨市公安局政治处副主任周颖和枫桥派出所内勤民警章立佳已经在陈伯云家中等候我了。一张小桌子摆在门前，上面放着几杯清茶。陈伯云明白我的来意后，轻轻叹息一声，已经很多年没人问及他的父亲了。他从屋里拿出一个塑料袋子，里面装满了陈友堂的荣誉证书和有纪念意义的照片，其中最显眼的是1978年2月参加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出席证，还有1990年被绍兴市公安局追授一等功的证书。
从一个普通农民到全国人大代表和一等功臣，陈友堂的人生颇具传奇色彩。他是小学文化水平，因为家里穷，十多岁去杭州永丰丝绸厂当学徒工，抗战时回到村里务农，一直没娶上老婆。有一天，他母亲在大街上遇到一个讨饭的女人，就领回家里问儿子，这个女人给你当媳妇要不要？他看了看脏乎乎的女人，摇头不答应。母亲把女人领进里屋洗了个澡，又带出来给他看，他愣了愣，女人看着挺顺眼的，于是就点头同意了。这个女人叫陈亚芳。
我曾经看过陈亚芳口述的一篇文章《回忆我的丈夫陈友堂》，觉得不太真实，原因很简单：陈友堂回家把自己在外面开会的内容讲给她听，就像在大会上作报告，一二三点问题条分缕析。这不像农民夫妻的对话，其实，任何夫妻在家里也不可能这样交流。
我跟陈伯云的聊天，就从他母亲的这篇文章开始。我问他：“这篇回忆录是什么时候写的？”
陈伯云不假思索地摇头：“我母亲不识字，不可能有这种文章。”我想提示他这是口述，不需要动笔写。还没开口，陈伯云继续说，“再说了，在外面开会的事情，我父亲不可能回家说。”
这个我认同，那个年代的人保密意识强。“你母亲有没有接受过记者的采访？”
陈伯云还是摇头：“不可能。就算有人采访，她也说不出什么。在家里，她只管做家务，照顾我们几个孩子。”
“你父母的关系怎么样？小时候看到过父母吵架吗？”
“不吵架，但他们之间也没多少话。”
陈伯云（右，左为作者）从屋里拿出一个塑料袋子，里面装满了陈友堂的荣誉证书和有纪念意义的照片
我问陈伯云是否见过父亲开会，他说经常见，妹妹比他小一岁，母亲照顾不过来，父亲晚上出去开会，就把他带在身边。“他们开会的时候经常吵起来，吵得很厉害，最后没办法，大家举手表决。父亲没文化，但喜欢有文化的人。晚上开会的时候，看到有文化的人在屋外，马上请他们进屋坐着听，发展党员也是先让有文化的入党。”
“你跟哥哥差几岁？”
“四岁。他对父亲有意见，因为父亲送他去当兵了。”
我有些不理解：“那个时候当兵很光荣呀，普通人家的孩子当兵很难。”
“1962年，听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要打仗，很多人不愿意去当兵。父亲带头把哥哥送去了，哥哥刚结婚……”
“你母亲不反对吗？母亲最心疼儿子呀。”
“母亲怕父亲，家里的事从来不参与意见。哥哥去当兵，我母亲什么也没说，也没去送，我父亲也没去送。”见我有点儿难以置信的表情，他强调，“真的，就我去送的……”突然间，陈伯云不说话了，他的眼角有泪水。
为了避免尴尬，我假装没看见，低头翻弄陈友堂的那些老照片，等他心情平静一些了，才小心翼翼地问：“你也恨父亲吗？”
“原来恨过，现在理解了，那时候他也不容易，不恨了。”
陈伯云对父亲的恨，主要是父亲整天忙大队的事情，不管母亲不顾家。哥哥当兵走后，刚满十五岁的陈伯云就挑起了家庭重担。他最怕拉车子，因为吃不饱饭，肚子空空的，没力气。有一次累得受不住了，跟父亲吵。可那也没用，父亲还是我行我素，家里头的事不管不顾，对于集体的事情却很用心。他给大队建了几个鱼塘，养鱼卖钱，还开荒种茶，把一片荒山变成了茶山，每年能采200担茶叶，都卖给国家。我问这片茶山还在吗？陈伯云说早没了，先是被个人承包，后来为了挖沙卖钱，茶山就被挖掉了。
“我父亲如果不当村干部，家里早就富起来了。他脑子聪明，会搞经营会做生意。1951年，他曾经当学徒的杭州永丰丝绸厂写信给他，请他回厂里当技师。公社干部得知后找他谈话，说组织培养一个人不容易，他就留下了。”
1950年，陈友堂担任枫溪大队的治保主任，1955年，担任支部书记兼治保主任。
“那时候省里面的工作队在枫桥，应该经常有人到你家里，你见过吗？”
陈友堂（前排右五）参加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见过。到我家里，给我饼干和糖。在我们村住了十几个，大多是公安，住了三年，‘文革’时走了。那些人真好，跟我们一起干活儿，就住在农民家，村里人都喜欢他们。”
“文革”期间，陈友堂被定为“走资派”、“四类分子”的保护伞，免去党支部书记职务，到处游街，吃了很多苦头。我问陈伯云：“你父亲挨批斗的时候，你见过吗？”
陈伯云点点头：“前几次说是斗灵魂，我没到现场，后来我听说让他跪在玻璃碴子上，急了，赶去一看，父亲胸前挂着一块几十斤重的木牌子，是用整块门板做的。这是成心整人呀！我冲上去摘掉木牌子，要挂到革委会主任的脖子上，让他试试有多重。我那年十八岁，天不怕地不怕，我冲革委会主任喊，谁再敢这样，我跟他拼命！”
据统计，枫桥和檀溪两个公社，被“造反派”批斗后自杀的共产党员和农村干部有8人，被殴打致伤致残的有511人，被直接打死的有23人。不过陈友堂骨头很硬，让他跟“四类分子”一起劳动的时候，他还不忘叮嘱“四类分子”要遵纪守法，不要跟着有些人起哄。在最艰难的岁月，枫桥的干部、群众依旧没有放弃“枫桥经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默默坚守着。
“文革”结束，陈友堂恢复了党支部书记兼治保主任的职务，还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按说在当地有点儿影响力，给陈伯云找个好工作不难，怎么他还待在农村呢？我问陈伯云，他反应很激烈：“我们家里的人，跟他没得一点儿好处。别人怕上战场，他就把哥哥送去了。我想出去工作，他不答应，却把村里好几个人送出去了，现在人家工资都挺高。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读书少了，十五岁他就让我下来干活儿……”
我跟陈伯云聊天的时候，他的妻子在厨房忙活，其实一直关注着我们这边的动静。这会儿她插话了：“别提了，不但没沾光，还跟着倒霉了！你知道我两个孩子叫什么名字？一个叫群群，一个叫众众，群众！被批斗批怕了，我发誓不让孩子当干部，当群众最好。”
陈伯云的妻子也被划到“四类分子”堆里，跟他们一起劳动。她跟我诉苦，说自己是被陈家骗来的，当初是想嫁过来过好日子的，没想到反而受了欺负。
“你跟陈伯云怎么认识的？”
“我们村的民兵到枫溪村演练，那时候我是民兵副连长，被我公爹看上了，发动人做我的工作。”
“发动群众是你公爹的强项。”我笑着说。
陈伯云那时候是民兵排长，比妻子低一级。两人结婚，没办酒席，连一块糖都没发，那天他家里的饭桌上，就多了一双筷子，多了一碗菜。而且，当时妻子的娘家并不同意这门婚事，觉得陈家太穷了。
“是我自己同意的。”陈伯云的妻子说。
我看看陈伯云，他已经悄悄走开了，站在远处朝我笑。不用问，一切都是真实的。我问陈伯云的妻子叫什么名字，她犹豫一下：“骆丽英。”
我要在采访本上写下她的名字，这个举动引起了她的警觉，似乎意识到自己说多了，站起来要走开，被我拦住了。“你结婚的时候，有什么值钱的嫁妆没有？”
她哼了一声：“什么也没有，他家里的房梁都快掉下来了。别的东西我不要，就想要台缝纫机。我公爹说，好，你先来，明年给你买。我就嫁过来了，可缝纫机一直没买。”
“当时缝纫机多少钱一台？”
“一百多块钱……讲话不算数，到现在还欠我一台缝纫机！”
我忍不住笑了。陈友堂死了二十年了，她还想着那台缝纫机。“你们家里一直没有缝纫机吗？”
“分家后我自己买了一台。说是分家，其实哪有什么可分的？我当时还怀着孕就说分家，让我们出去住别人的房子……”
“陈友堂对你怎么样？你们关系不好吗？”
她停顿了一下，想了想，认真地说：“其实，他对我很好。我刚嫁过来那天，他对我说，你能到我家来，我很开心。他确实很高兴。我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在医院生完孩子，他用担架把我抬回家。后来我又生了个儿子，他对村里人说，我这个儿媳妇好，先开花后结果。”
说着，骆丽英笑了。气呼呼说了半天话，她还是第一次笑。
“他对自己的孙子孙女怎么样？”
“好。那年到北京开会，临走前专门把孙子叫来，用手比画着孙子的头，回来给孙子买了一顶军帽，那时候最流行的就是军帽……”
我感叹：“真没想到，大队书记家里会是这样。”
听了我的话，她又生气了：“他就是太革命了，从来不给自己家里人找好处。记得村里有个人到家里找他批地基盖房子，提了一盒香糕，两个孩子馋得围着香糕看，刚拿起来就被他一把夺过去。他答应给人家批地基，可还是逼着人家把香糕带回去了。俩孩子当时那样子，真可怜……还有，别人家的孩子能入党，我家孩子不能，到现在我儿子都不是党员。他把‘四类分子’的孩子送部队当兵，我让他帮两个孩子找工作，他却说，别人家的孩子能在家里劳动，你们为什么不能？”
陈友堂送“四类分子”子女当兵的事，我在资料里看到过。“当兵的人叫什么？还能找到吗？”
“叫崔伯康，搬到新村了。”
枫溪村现在寸土寸金，为保持古村原貌，政府不让盖房子，在附近划了一个新村。枫溪村的土地几乎都被征用了，农民现在没地种，陈伯云的两个儿子又没有工作，待在家里闲着。骆丽英说：“我公爹就对养女好，给养女在外面找了工作。”
“就是从路边捡来的女孩儿？”
“不是捡来的，是别人养不活了，他怕女孩儿饿死，就抱回家了。”骆丽英说，养女的亲生父母跟她是一个村的，她没嫁给陈伯云的时候就认识这个养女，只是没想到能跟养女成一家人。养女叫陈仙茶。
告别陈伯云的时候，我帮他收拾了桌子上的荣誉证书和照片。他小心翼翼地装在塑料袋里，这是父亲留给他的唯一财富。
三天后，我在诸暨市给陈仙茶打通电话，听说了我的来意，在电话里她就哭了。
我们约好在附近公园的亭子里见面，看上去她的身体不好，很瘦。见面刚说了两句，她又哭了：“我父亲这人，太善良了。”
陈仙茶上面有四个哥哥，父母生下她后，实在养不起了。陈友堂跟她的生父很熟悉，有一次两个人聊天，生父告诉陈友堂，刚生下的女儿快饿死了，准备找个地方扔掉。陈友堂忙说：“千万别扔了，给我吧，我老婆刚奶大了一个儿子，还有奶，再奶你女儿吧。”
就这样，陈仙茶被陈友堂抱回了家，当时还不满一个月。
“没有我爸我妈，我早就死了。”看得出来，她对陈友堂夫妻很有感情。
三个孩子中，陈友堂对这个养女最好，或许因为不是亲生的，生怕陈仙茶受委屈。他给陈仙茶安排了工作，最初在诸暨丝厂，后来单位不好关门了，他破例求了一次人帮陈仙茶换个工作。陈仙茶被调到了印刷厂，一直干到退休。
“我爸爸一生只求了一次上边的人，就是为我。”说着，陈仙茶的眼泪又流出来了。
陈仙茶对父母很感恩，上班后每月挣十七块钱，她拿出五块钱寄给陈友堂。她一直不找婆家，想一辈子留在父母身边。陈友堂当然不答应了，逼着她找男朋友，即便这样，她也是到了三十九岁才嫁人。在那个年代，三十九岁嫁人是一件大新闻。
“我这辈子，只有一件事情没听父亲的，就是嫁人。他希望我嫁给一个部队干部，可我不喜欢那个人，没听话。现在真后悔，如果父亲在天有灵，一定要骂我……”
我问陈仙茶：“你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是抱养的？”
“十岁那年，我上学拿户口本，发现户口本上写着养女……我当时挺害怕的。”
“你问过父亲吗？”
“没有。我没跟任何人说，不过父亲肯定看出我知道了。他一直对我很好，比亲生的都好。那时候父亲压力很大，在家里脾气不好，母亲给他端洗脚水，他不知为什么就踢翻了洗脚盆。家里穷，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父亲心里很压抑，吃饭的时候会突然掀翻饭桌。但是对我，他很少发火。”
陈友堂成了典型后，背负着很多舆论压力。他对待“四类分子”的做法跟别处不一样，就招来很多议论。他让“四类分子”的儿子崔伯康去当兵，有些人就不理解，背后骂他。不过，还是说他好的人多。陈仙茶说：“我回村里，那些‘四类分子’的子女看到我，都很热情地跟我打招呼，让我到他们家里去说话。父亲不喜欢出风头，就是凭良心做事，在村里威信很高。”
“听说在宁波的大哥，刚结婚就被你父亲送去当兵了，对父亲一直有意见。”
陈仙茶有些犹豫，似乎不知道该不该说，半晌才叹了口气：“其实不是当兵的事。让他去当兵，转业回来有份好工作，许多人都求之不得呢。哥哥对父亲有意见，主要是结婚后想盖新房子，父亲却不给批地基。现在枫溪村的房子，地皮也值上百万，要是当年给哥哥批了……去年清明，我去坟地看父亲，发现坟头塌了，想给父亲重修一下，立块石碑，大哥却不同意，说坟头不能随便动。”说着，陈仙茶无奈地摇摇头，“大哥一直没有原谅父亲，父亲死的时候他都没在场。”
陈友堂生病住院期间，陈仙茶的女儿刚好满月，她带着女儿去医院看望陈友堂。尽管病得很重，看到陈仙茶和外孙女，陈友堂还是很高兴，把外孙女放在胸口上逗她玩。外孙女百天的时候，陈友堂也到了弥留之际，一直不肯闭眼。老伴陈亚芳凑到他耳边，问他等老大？他摇头。问他等仙茶？点头。后来听到院外有拖拉机的声音，老伴说仙茶来了，他点点头。可等到陈仙茶进屋，他已经闭上了眼睛。
陈仙茶边哭边说：“别人都说生完孩子不能哭，可我忍不住，哭了好几天，就把眼睛哭坏了。”
我仔细看了陈仙茶的眼睛，确实像是有眼病，忙劝她别哭了。我说：“他知道你赶过去了，安心闭上了眼睛。你没有遗憾，你父亲也没有遗憾。”
她有些激动：“不，父亲有一个遗憾，我心里最清楚，只是别人不知道。”
“什么遗憾？”
“父亲见过很多领导，市里省里不说，还有不少都是北京的。但父亲住院的时候，没有一个领导去看他。他一直在等……”
这就是枫溪大队党支部书记陈友堂的故事。我耳边突然响起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的片头曲：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
不觉间，我的眼中盈满了泪水。还好，外面太阳很毒，一会儿就将我的泪水晒干了。
是晒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