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一
行李不用收拾，就一个铺盖卷，两年前从家里扛到警校，两个月前从警校扛回家里，现在我要扛着它到小城公安局报到。
小城是东北的一个县城，离“本市”七公里，被包围在“本市”的几个区中间。到小城公安局大门前的时候，已经是中午12点多了，我放下铺盖，满头大汗。这是一个足有二十亩地的大院子，里面错落着十几栋平房，大门两侧分别竖着挂着象征这个院子身份的牌子，东侧是小城县公安局，西侧是小城县检察院。上中学的时候和姐姐来县里卖自留地里产的土豆，曾经从这个单位的门前路过，只偷偷地瞄了一眼，便一直刻骨铭心。让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是“一瞄成谶”，今天，我竟然成为了这个院子里的一枚。
我落落汗，平静一下过速的心跳，走向东侧的传达室。这个时刻永生难忘，也应该告诉大家：今天是1982年9月7日。两个小时后，我成了小城县公安局刑警队的一名刑警。
重要的事再说一遍，我是刑警，我叫张有才。
传达室里面摆放着四张办公桌，两张放在门口，可能是接待外来人员的，另两张放在东边，挨着隔壁墙，墙上开了一个玻璃窗，玻璃是推拉的，能看到里面是一个套间，仿佛有人在里面睡觉。屋子中央放着一个木茶几，两个老头儿在下象棋，一个看模样有七十岁了，他的脑袋与一个硕大的年代久远的核桃一般，褐色的包浆在脸上头皮上估计浸润了足足半个世纪。另一个年轻一些，估计也有五十多岁，但头发已经全白，不止是白，是非常非常白。这么白的头发我还是第一次见，总有一种他缺血的感觉。他们两个都穿着老头儿衫，这是北方对带袖子的背心的俗称。我还能断定，老头儿衫原本应该是白色的。
我在旁边看了二十多分钟，两个人与其说是下棋，倒不如说是在打架，拿着棋子的手一个比一个举得高，狠狠摔在对方的棋子上，然后像变魔术一样用拇指和小手指把那个被自己杀死的尸体从杀手的身体下抽出来。每一次杀戮，他们两个都有自己的口号，我花了十分钟才听清并且理解了他们各自拥有的也是仅有的一句绝杀令，老者的是：我靠你牛倌！年轻些的是：我管你牛倌羊倌！“靠”字是我为了适应现在的读者而变异的，他们当时说的是那个字，你懂的。
下午一点半是机关上班时间，两人准时停战，年轻的老同志简单问了问我的情况，指点我到政治处。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县公安局的教导员，姓鲁。老者是公安局的老传达，以前是食堂炊事员，再以前是公安部队的炊事员，姓季。
政治处的政工干事姓柳，四十多岁的男生，个头不高而且清瘦，瘦得有点儿像营养不良，我敢打赌他的净重绝对不足八十斤。蜡黄蜡黄的脸，和他的姓氏一样柔软纤细的腰身，幸亏还有下巴上稀稀疏疏的几根黄胡须和上下移动极快的喉结。他只是不经意地扫了我一眼，把我递到他手上的报到介绍信放在桌上，拿起电话打给政治处主任。我根本没注意他说了些什么，估计是汇报有一个毕业生来报到了，但我着实让他说话的声音吓了一跳——清脆的女童音。后来我听说了他的一段比较经典的轶事：那个时候拨打长途电话要通过邮电局接转，他要求接转长途电话，交换台的女孩儿不仅不给办理，还给公安局领导打电话告状，说公安局经常有小孩儿骚扰长途台。
柳干事在办公桌和卷柜之间来来回回走动，柳腰有些向右坠，我这才有了更惊人的发现——他的右胯上挂着一支手枪，看个头儿是“五四”。我身不由己地走到他身边细细打量。的确是一把“五四”式手枪，虽然枪身隐藏在枪套里，但握柄上最容易被汗水浸到的烤蓝还没退色。我顿时心痒难耐，恨不得连他一起挂在我的腰上。转念一想，政工干事都是“五四”，我这个警校毕业生肯定要去一线，枪是必须的，而且不会太差，至少也得是“五四”吧。
爱屋及乌，柳大哥的形象在我眼中顿时高大起来，身子骨也瞬间硬朗了。并且，柳大哥讲话理也不偏，把我的入职手续很快办好，嘱咐我把一张介绍信送到隔壁东院的县人事局。等我回来的时候，他把我的宿舍都安排好了，还告诉我一个更重要的信息，局党委一周前就研究决定了，我们这批警校毕业生都分配到刑警队——说是一批，其实就我和小伊两个人。
我们的宿舍其实和传达室是一趟平房，宿舍在最东侧，有一条走廊能直接通往传达室，如果你不去传达室的话还有另一个门直通后院。宿舍是两人一间，典型的北方火坑，炕梢已经有人住了，别无选择，我只好把行李在炕头安顿停当。把脸盆拿出来，毛巾还是湿的，赶紧晾在椅子的靠背上。上炕躺一会儿，可一闭眼睛又是那把“五四”手枪。我坐起来听听走廊的动静，真希望柳干事这个时候推门进来吩咐点儿什么事情。看看手表，已经到了下班的钟点，我去食堂吃晚饭，食堂的位置柳大哥早就指点我了。
做饭的老太太姓董，可能是食堂就我一个人吃饭的原因，我一边吃饭一边接受她的讯问，差点儿问遍了祖宗十八代，简直就是预审员投胎转世。后来我才知道，她老头儿真是县局的预审科长，患胃癌去世了，局里为照顾她一家的生活，安排她接替老季头儿在食堂当炊事员，核桃老人就此转任传达室。
话痨老太太有一个信息对我是有用的：食堂为什么就我一个人吃饭？因为老土河乡发生了一起杀人案，局长副局长都去了，刑警队更是连窝端，已经十多天了。
“肯定没破案，破了早回来了。”老太太胸有成竹。
呵呵，我把老太太从头看到脚，确认她没带枪。
二
虽然才是初秋，但晚上已经凉意笼罩。我走出食堂没到一分钟，身后的灯就灭了，整个儿院子能看到灯光的地方就是传达室，透过窗户，隐约看见一个老民警坐在办公桌后面看报纸，一副老花镜闲散地搭在鼻梁上，他的目光不时从两个镜片的上方撩起，看看漆黑的窗外。在我犹豫着是否进屋和进屋后怎么打招呼更得体的时候，一趟平房里一间办公室的灯突然亮了，我毫不犹豫地向那间办公室走去。对我来说，任何一间办公室都比传达室有吸引力，何况我还不知道刑警队在哪儿，万一那个地方就是刑警队呢。
这趟平房中间有一个敞开的过堂房，门楣上挂着个巴掌宽的蓝牌，字是白色的，仔细一看，正是“刑警队”三个字。沿走廊右转第一个屋就是那个亮着灯的办公室，门楣上也有巴掌宽的蓝牌牌，写着“内勤”。门是开着的，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一个中年男子在闭目养神。
我犹豫兼狐疑起来，从灯亮起来到我走到门前不会超过两分钟，他是开门开灯然后一个箭步坐到椅子上开睡？还是本来就在椅子上睡着的，灯自己亮了，灯是梦控的？那个年月声控灯还没人见过。
怎么办？退回去是那个既陌生又寂寞的宿舍，迈一步就是撩拨所有年轻人最敏感的那根神经的刑警队，我即将从事并可能奋斗一生的神圣职场……我轻轻敲了敲那扇本不用敲的门，以唤醒这个打坐的禅师。
他的眼睛极不情愿地睁开，映入他眼帘的是和他一模一样的蓝警服，他顿时精神了许多，坐直了身子，示意我可以进来，又进一步示意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我自报家门，说自己是刑警队伍的一名新兵，要向他学习之类，具体的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他说他姓李，是刑警队的内勤。刑警队老老少少都去老土河乡了，因为案件重大，他每天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吃完饭再赶回来，前几天经常有电话打回来要查一些情报资料，这几天电话少了。
“今天，”他看看桌上的台历，“已经整十天了。”他指了指墙角的木板床，意思是他同样在这儿坚守了十天。我和他第一次打交道，分不清他脸上的是疲惫还是慵懒，如果他在这儿挺了十天，应该是疲惫不堪了吧。
“李大哥，今晚我替你值班行吗？”说完这句话我自己都感觉不妥。果然，他摇头连说不行。我低下头，感觉自己的脸一热。他马上说不是我信不过你，万一真来电话要查东西，你找不到。他说的确实有道理，我自责刚才的脸红就红得有些小气，人家这是敬业。同样敬业的还有白天给我办手续的柳干事，我忽然想起来，怎么没看到李大哥的枪呢？他应该有枪啊。仔细看看他的腰，光秃秃的，倒是比柳干事的腰粗壮许多。
可能是我的“见义勇为”打动了他，或者是我们两个目前只能共享这一个话题，李大哥给我介绍了刑警队的一些基本情况。眼瞅着夜里十一点了，他还谈兴正浓，我抓住一个空当儿说：“要不你去我宿舍睡吧，那里是火坑，比你这个木床暖和些。我在这儿替你一宿，有事我去叫你。”
他愣了一下，起身走到木床边，从叠着的被子底下拿出一把带着牛皮枪套的手枪，麻利地套进同样也是牛皮的裤腰带上，动作快得我都没看清枪的型号，就被上衣盖住了。“你替我守一个小时，我回家一趟，如果来电话，你第一说我上厕所了，第二最重要，”他指着桌上的一个记录本，“把电话内容一定记清楚。”
我一直盯着电话，没仔细考核他去了多长时间，只是记得他很快就回来了。好在电话一直也没响。“他去厕所了”这个谎言也就如期搁置，让我们两个在这个夜晚都保住了“晚节”。李哥回来后，话题自然就转移到他的家庭上，毫不吝啬地夸奖自己的老婆：“你嫂子说了，找个时间请你到家里吃顿饭。”
我那会儿好像着了魔，注意力都在他的枪上，眼睛一刻不离地盯着他的腰，根本没听清他代嫂子许下的诺言。后来时间不长，他们两口子真就兑现了。而且，他老婆真挺漂亮。
继续聊了一阵儿，眼见着李哥的语速一句慢似一句，最后像没了弦的钟摆一样停住了，两片眼皮也卷帘门一样放下来，又复辟到禅师入定的状态。我这才醒悟，礼节性地招呼一下，赶紧告辞。现在想来，我那个时候的情商简直就是负数。
第二天，也就是9月8号，中午食堂吃饭的人稍多了些，有的跟我搭讪一两句，有的只是瞄我一眼。早餐时还在审查我有没有对象的董老太太这时候和一个中年女民警唠得正欢，声音低得可能她们自己都听不见。吃了没多会儿，鲁教来了，端着饭碗径直走到我们这个饭桌挨着我坐下，我赶紧象征性地往另一侧挪挪。“小张啊，今年多大？”“是党员吗？”“家是哪个乡的……”
我内心不免感叹，一级有一级的水平，二把手的交流能力和条理几句话就显现出来。鲁教顺便问了小伊的情况，内容和问我的基本一样。他的饭量小得可怜，但因为和我唠嗑，用餐的时间长了点儿，食堂的窗户探进来一个硕大的“核桃”：“找死不等天黑啊！”
按说小伊应该和我同一天报到的，可他到现在还没露面，不知是什么个情况。1982年小城籍的警校毕业生就我和小伊两个人，他家离小城比我家还远大约二十公里。在警校，老乡关系是位列第一的非组织关系，我和小伊在警校这两年被同学们称为铝合金，听上去好像是超硬的组合。那个时候铝合金还是民间的稀罕物，等铝合金普及之后，我才知道其实铝合金并不硬。
我和小伊的关系堪称我们这届的典范。举个例子吧，他小学初中高中女同学的来信都让我看，其中两封后面还有附近照几张的字样。但照片他死活不让我看，后来他干脆说对方没寄。尽管如此，非常重要的回信他还是让我给他把关，至于他犯了抽烟、熄灯后说话等错误的检讨，开始是让我帮忙修改，后来干脆由我捉刀。他的理由是，谁让你喜欢写作呢，赐给你一个练笔的机会。而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两个在外面排队买火车票扛大件行李挤公交占座之类，他必须义不容辞。我的理由是，谁让你身强力壮而且还不会写东西。两年下来，我和小伊成了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异父异母亲兄弟。
8月12号，他到水泉乡酸枣沟找我，村里出了名的热心肠老妈硬留他在我家住了两宿。我们两个除了参观村容村貌，重要的是双方磋商了去小城公安局报到的时间。其实我提出的方案是9月1号，因为参加工作的时间是值得一辈子铭记的，而9月1号是全国学校统一开学的时间，好记，而且在这一天上班，也是对我们疯过的学生时代的一个纪念，多好啊。他否定了我的提议，理由也非常充分，他哥哥9月5号结婚，如果我们9月1号报到，他4号还要返回去，刚上班就请假，不好。最后我让步了，我们两个一致决定9月7号县局见。
可是，直到9月10号晚饭开过了，小伊也没来报到。我有些担心，如果是他哥哥的婚礼出了什么意外，迟个一两天也差不多了，毕竟不是他自己结婚，毕竟这报到的事也非同小可。吃过晚饭，我闷闷地回到宿舍，没有办法，只有等待——或者等到他出现，或者等来他不出现的原因。那个时候全国都一样，等待，是我们工作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章
一
从李大哥的办公室回到宿舍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2点了，我躺在炕上望天花板。说天花板只是为了通俗易懂，我望的是纸糊的天棚。糊天棚的纸用红和绿组合成看一眼就眼花缭乱的图案，可能是为了炕上的人尽快入睡，或者不能睡也快点儿迷糊过去。自从柳干事宣布我分到刑警队的那一刻，我好像就得了见什么分析什么的毛病，我可能是全国最百无聊赖的刑警队侦查员，至少目前是。
闭上眼睛，核桃季老和鲁教的对弈立即浮现出来，而且好像挪到我的宿舍中央开仗，“牛倌”“羊倌”的配音也跟着来了。我扭弯脖子看看，地上是我那盆没倒的洗脚水。再闭上眼睛，董老太太瞪着一双有些浮肿的眼睛看着我，我赶紧低头扒拉碗里的饭，再也不敢去夹盆里的菜。从食堂出来碰到了柳干事，他说你怎么无所事事啊，你不适合干刑警吧。我吓得魂飞魄散，幸亏这时候李内勤招手喊我，我拔腿跑到刑警队。喜从天降，李大哥说他的枪可以借给我几天，我拿过来看看，没有柳干事的新。李哥说柳干事和我们不是一个部门，他肯定不能借给你，你先用我这支吧，反正我是内勤，用枪的机会不多。我赶紧跑回宿舍，把枪从套里拿出来，找出一块新毛巾仔细擦了三遍，然后放到枕头底下，顿时感觉枕头硬了许多……
我仿佛听到了重重的敲门声，赶紧一骨碌坐起来，拉开灯的同时我掀开了枕头，枕头被掀开的瞬间我就从睡梦中回到了现实。真实的敲门声还在继续，我听出来了，敲门的是李大哥。我没顾上穿衣服，跳下地赤着脚开了门。李大哥说到刑警队会议室开会，马上。我手忙脚乱穿好衣服，看看表，凌晨两点。
刑警队的各个办公室都有人了，一趟房灯火通明，最大的那个房间就是会议室。我进去找个靠后的位置坐下，看着走廊里穿梭着的全是陌生面孔，想想这些都是身经百战的侦查员，而我已经是他们中的一员，我立马亢奋起来，感觉呼吸有点儿急促，脸也一热一热的。
一个五十左右的中年男人走进来，在最前面一张充当主席台的木桌后坐下，冲我招招手。我快步走到他跟前，站一个挺胸收腹提臀的标准警姿。我当时想他肯定是刑警队长——小城公安局里的传奇人物田德贵，但是我猜错了，他是二把手，指导员石景立。
他知道我的基本情况，还知道我已经来了四天了，嘱咐我好好干。他的食指和中指像是被硫磺熏过一样，一支已经灭了的手工卷的旱烟在两根手指中间夹着。会议室开始陆陆续续进人，我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等会议室坐满的时候，屋里已经笼罩在蓝色的烟雾里，烟雾里传来此起彼伏的哈欠声。
看着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笔记本和笔，我心里慌起来，想跟指导员说一声回宿舍拿，这时一个人走进了会议室。我看到他的同时他也看到了我，他向我的位置走过来，我呆住了，竟然是小伊。他手里拿着一沓材料纸，我瞄了一眼，第一页是询问笔录专用纸，这应该是询问材料。我马上意识到他是跟着刑警队的大队人马从老土河撤回来的，他不仅撇开我提前报到，而且进入了这个重要的专案组。我直视着小伊，自己都感觉到了眼睛里的怒火。小伊把嘴凑到我耳边：“散会我跟你细说。”
一股浓烈的烟臭味扑面而来，险些把我熏一个跟头，赶紧把上身闪到极限。“你他娘的多少天没刷牙了？”
他的两个食指叉在一起：“十天。”
指导员开始讲话，屋子里马上静下来，每个人包括小伊都低着头记录，我没有笔和本子，但是我也赶紧低下头。我非常希望指导员能把整个案情讲一遍，可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与会的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案情。好在，虽然没有全面介绍，我综合那些零碎的信息，连猜带蒙的还是明白了个大概。这就是警校毕业生的优势。
他先是把查否的线索一条一条摆出来，问大家有没有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的留筐里继续查，没有不同意见的就暂时搁置。百十来条线索，大家七嘴八舌讨论了足有两个小时。最后，指导员让一个姓陈的发言，这个人后来当了我们的刑警队长。陈讲的是新发现的线索以及还需要继续调查的线索。根据陈的发言，我断定他是负责材料综合的。这个角色非常重要，是一个专案组的灵魂。
破案和盖房子正相反，盖房子是把几万块砖一块一块地垒起来，破案是把成百上千绕在一起的线索一条一条分解开。今天有几条线索查死了，说不定明天可能就有几条新的线索出现，总有一条线索会越来越有价值，到了关键证据都吻合的时候，案子就破了。我斜眼看看小伊，他的本子上记得一塌糊涂，基本看不清写的是什么。哼，这就是理科生和文科生的差距。
接下来，指导员进行分工，侦查员都是两人一个小组，沿用东北二人转的习惯称呼，叫“一副架儿”。查线小组的搭配原则是新老搭、强弱搭、文武搭，抓捕小组则完全是强中强武中武，而且至少是四抓一。当然，这都是我后来知道的。交代完毕，大家呼啦一下起身，腿快的已经出了会议室，散会了。我看看表，凌晨五点多。没有我的任务吗？那让我参加会干啥啊？
“小张小张。”蓝色的烟雾里，我看到一个比柳干事还瘦的干瘪小老头儿在叫我。我迟疑着来到他跟前的时候，他没说话，掉头就走出会议室。
小伊跟过来说：“你们俩一副架儿。”示意我跟着他去。我去！我恨恨地看着小伊。我这么一个小有文采四面起线儿的警校毕业生就这样被一个“柴火棍儿”领走了？指导员分工的时候我没听到有我的名字啊？
我挨个儿办公室找，终于在走廊西头倒数第二个屋找到了这位武当真人——武大。他说你怎么才来？我知道他的意思是我怎么比小伊晚来几天，这能怪我吗？但我感觉和他说不上，看样子他都五十五岁开外了，估计连个副队长都不是。我要让他看看我的狡猾和刁钻，于是我装糊涂说：“我们前后也差不了一分钟啊……”
他重新认真地看看我：“我俩的活儿是查几个关系人，都是城里的。我回家换换衣服，你早晨9点上这个屋找我，哦……还是10点吧。”说罢，他拎起一个硕大的人造革兜子出了办公室。我跟着他出了过堂，站在院子里，一直等着他从自行车棚里把自行车推出来，目送他费力地骑上一辆硕大的自行车，在晨曦中出了大院。
回到宿舍的时候，门开着，小伊在里面，而且已经睡在了炕上，炕梢那套行李则挪到了桌子上。他的眼睛虽然闭着，但我能看到眼皮下面活动着的一对眼球。我把门关上：“哼，鸠占鹊巢。”
他立即睁开那双和手表上的镶钻一样大小的眼睛：“这个鹊不住这里了。”
我脱鞋上炕，把灯拉灭。明天我是什么任务呢？查的是什么人呢？问问小伊？坚决不问。眼前又出现了那个干瘪的小老头儿，他姓袁，我听到走廊里有个人喊他老袁头儿。既然我和他一副架儿，那活儿肯定也不是什么露脸的。我还记得读初中时放农忙假，那个时候生产队还在，我去队里找活儿干，队长把我分在妇女组里，每天挣八个工分，比一般的女社员还少两分。我当时只是感觉不好意思，但还没有今天这种屈辱感。
小伊开始打呼噜。在警校我们不是一个寝室，他也从没说过自己打呼噜，没想到他竟然有这种不要脸的恶习。我把被子一把拉过头顶，咋不憋死你呢！说好一同到白头，你却偷偷焗了油……
二
每个人体内都有一套完整的预警系统，只是敏感程度不一样。我从梦中突然醒来，看看表正好10点，小伊早已不知去向。我穿上衣服跑出宿舍，直奔刑警队。距离三十多米，我看到老袁头儿办公室的窗户没开，心里踏实了一些，将跑步换挡为走步。径直来到窗前，玻璃很脏，勉强能看到办公室里没有人。门没锁，我进去之后把门窗都打开，把办公桌和地面打扫干净，桌子上的两个烟灰缸让我至今难忘，那就是两个刺猬坐在桌上，散发着浓烈的尼古丁味道。
老袁头儿来了，他显然看到了办公室的变化，一屁股坐下，从衣兜里摸出一盒烟，抽出一根递给我。我摆摆手，我虽然不会抽烟，但能认出这个牌子是“五朵金花”，多少年前的牌子了，市面上早已销声匿迹。他自己把烟点着，闭上眼睛一口吸进去，一支没有过滤嘴的烟就没了五分之一。
内勤李大哥从门口路过，老袁头儿喊住他，多此一举地给我介绍一番，然后让我跟李大哥去领东西。我一阵心跳，会不会是领枪？我跟在李哥后面，越走心越凉，一直走进他的办公室。他给了我两本询问笔录、四本材料纸、一盒印泥、一副手铐。看我用双手抱着这一堆东西，李哥问：“你没有兜子吗？外勤没有兜子哪儿行？”
我说：“我老家有，周末回去拿。”
“一会儿老袁头儿就得带你出去，我给你一个先用着。”停了停，他又说，“而且周末你肯定回不去家，这么大的案子没破，哪儿还有周末？”
“那我等案子破了再回去拿。”
李哥笑了：“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有案子你走不了，没案子要等案子，你不敢走。再说了，没大案子有小案子没新案子有旧案子……”
哎呀绕口令，我的心思根本没在兜子上，干脆单刀直入：“枪呢？不从你这儿领啊？”如果真从他这儿领，我和李哥毕竟有了非革命友谊，趁小伊不在，我可以挑一把好的。
李哥说：“你刚来的哪儿有，过一段时间等领导找治安科协调吧。不过，要是你运气好，明天早上兴许就能有。”
我差点儿隔着桌子把他薅过来：“啥意思？”
李哥慢悠悠地说：“小伊今天早上就带上了。他们那个组去抓人，指导员从治安科给他借了一把。”
我脚一软，扶着桌子缓了缓神，真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我想问问小伊借的是什么枪，又担心在李哥面前显得自己太沉不住气，只好言不由衷地说：“他有了就好……”
老袁头儿在门口喊我，我把东西装好，拎着李哥的兜子出来，看见老袁头儿正扶着自行车，眉头皱着：“你的车子呢？我们要骑车去啊。”
“我没有车子啊。”
“李宝林！”老袁头儿又喊起来。窗口露出李哥的脸，老袁头儿说，“小张没车子，把你的车子借他骑一天。”
“我中午回家呢，你带着他吧。”
老袁头儿瞪眼：“我驮得动他吗？”
“让小张驮着你呗。”
老袁头儿说：“我们去林产品公司，他不认路。”
李哥从屋里出来，跑到自行车棚推出一辆自行车。“这是齐小平的车，他这几天回不来，你先用着。”
一路上，我和老袁头儿并驾齐驱。老袁头儿告诉我，老土河被杀的人叫韩金玉，外号大茄子，是个在自己家坐堂的老中医。我们今天要查的这个人叫包锁柱，上个月去老土河乡找韩大茄子看过病，大茄子的本子上有他的名字和地址。一会儿到了公司，我们先看看他平时的表现，如果有反常迹象就把他带走。老袁头儿说的像是拉家常，我却一阵一阵地热血沸腾，把手伸到兜子里，摸摸手铐，还在，冰凉。
下午四点多，我和老袁头儿从林产品公司出来，他直接回家，我回局里。我的手铐没能用上——我们几乎等了一天，保卫科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人找来，那人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是扶着墙进的保卫科的门，进门后逮啥扶啥。而且，那人是个女的，她竟然叫包锁柱！老袁头儿问她还有没有别的名字，她大口喘着气：“我是蒙古族，还有个蒙古族名字，叫‘怕冷’。”我听见老袁头儿用北方人听不懂的湖南话低声骂了一句娘……
骑进局里的大门，远远看见董老太太抱着膀子站在食堂门口，我把车头一拐，停在她的面前，拎着兜子进了食堂。董老太太跟进来，接过饭票给我盛饭盛菜。
“你骑的车子是哪儿来的？”“预审员”董老太太开始了她的讯问。
偷的——我想这么说，但是没敢。我的火蹿到了嗓子眼儿，我已经不是警校学生了，我是刑警队的侦查员，而且我今天正式询问了一个被询问人，还做了询问笔录。
“我自己的。”我低下头吃饭。从小我妈就嘱咐我四种人不能惹：做饭的、剃头的、打把式卖艺的、耍猴儿的。尤其是这个做饭的，从局长到通讯员都在这里吃饭，特别是中层以上的领导和她老公又是同僚，相较于我，她充分占据了政治高地感情高地舆论高地。
“齐小平的。”老太太像猜中了谜语一样，而且极不屑这个谜面的简单。
我赶紧做心悦诚服状。可能是没人来吃饭，大受鼓舞的老太太索性坐在我对面给我讲齐小平。虽然她的讲述还是预审员式的，但真的感动了我。
齐小平也是警校毕业生，比我高两届，老家在比我家还偏远的柳条沟乡。上初中的时候父母先后病逝，他成了孤儿。上警校的前几年，他一直住在生产队，从此饲养员天天睡到自然醒，半夜给牲口添料的就是他了。警校毕业，他把行李直接扛到了小城公安局。老土河发案那天正是他百年好合的大喜日子，新房在县局南边二百多米的一趟平房里，是租的，婚礼就在局里的食堂举行。那天是星期天，难得的好天气，主持人是指导员。齐小平长得俊，人缘也好，侯局长、鲁教、分管刑侦的海局长、刑警队的田队长，还有刑警队的男女老少都参加了。他媳妇是西门粮站的，老丈人是县粮食局副局长，丈母娘是县医药局主任，两口子都不太愿意女儿这门亲事，可拗不过独生女儿啊。齐小平小伙儿不错，百里挑一，但他那个家庭够得上万里挑一了，他丈母娘总说女婿身家就肩膀上扛个脑袋。
“唉——”董老太太一声叹息，很突然也很凝重。我好容易在炖菜盆里擒拿到一块食指大的排骨，随着她的一声“唉”，我的手稍松了松，排骨瞬间混到酸菜中逃走。
“新娘子那天哭的啊……”董老太太说着擦起了眼泪，“那姑娘一直哭啊，她爸妈都没来参加婚礼，真够狠心的。听说她爸想来，她妈死活不让。后来指导员讲话都讲不下去了，刑警队这帮爷们儿心肠多硬啊，俗话说的铁石心肠你知道吧，就是不过血啊。那天得有一半人掉眼泪，另一半眼睛红得跟猴屁股一样。齐小平这小子有钢啊，他就是不哭，其实他是最应该哭的……”
我吃完了，但我想听她把故事讲完再走。
新娘子哭得太厉害，指导员干脆不讲了，端起酒杯，大家共同举杯干了。酒杯还没放下呢，值班民警跑进来了，老土河乡发了大案，食堂呼啦一下就没人了。刑警队就这样，有了案子，他们的腿自动就往车上走。田队长和指导员在齐小平去还是不去的问题上犯了愁。小平是重案组长，特别能干，别看到刑警队才两年多，田队长和石指导都离不开他。后来两个领导商量，小平先不去，如果确实需要，再来车接他。可小平说，他还是先去，如果案子不麻烦，晚上再把他送回来。指导员征求新娘子的意见，这姑娘真挺懂事的，没犹豫就点了头。
“这一去啊，到现在也没回来。今天中午指导员来吃饭，说田队长领着齐小平在满洲里蹲着呢。”董老太太笑起来，“他俩这洞房到现在也没入上，你说齐小平这命苦吧？”
回到宿舍，屋里没有丝毫变化，说明小伊还没回来。我看到了桌子上的那套行李，散发着我和小伊以外的体味。第六感告诉我，齐小平结婚前就住在这个宿舍，他就是小伊说的那个“鹊”。
三
一连几天跟着老袁头儿在县城转，查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玩意儿，有的是可查可不查的，还有根本不必查的。工作时间也不像是重案组的成员，我俩天天朝九晚五。李哥说老袁头儿老家在湖南，是1947年参加革命的，还参加了著名的湘西剿匪。我不信，他这样的去剿匪？还没一发炮弹沉，可能那些土匪都是笑死的。
我躺在炕上，脑子里梳理这几天的经历，却感觉从来没有如此乏味过，像一个坐轮椅的人在看别人坐过山车。而根源在哪儿呢？不言自明。
上小学的时候我看过一部电影，叫《铁道卫士》，我对里面那个戴前进帽的公安科长高健佩服得五体投地。虽然后来看了诸如《秘密图纸》、《羊城暗哨》之类很多侦破片，但高科长在我心中的地位始终无人能撼动。虽然我多次警告自己，必须尊重老同志，但我现在跟着的这个老同志，领着我与队里其他刑警的奔波和惊险南辕北辙——如果我和齐小平是一副架儿该有多好。
我姐夫是公社联合厂木工车间的木匠，他给我做了一把木头外面包着铁皮的驳壳枪，我每天上学都要把它插在裤带上，有时候书包忘了带，但驳壳枪从来没忘过。不幸的是，一个学期还没到，我的枪竟然被盗了。我在班里开展侦查工作，一些重点嫌疑对象气焰嚣张，普通群众也消极抵制，更可气的是老师校长竟然不管。我一路嚎啕大哭，直奔联合厂，我姐夫把他珍藏的一把能打纸炮子的仿真手枪送给了我。这真是塞翁失马，这把枪漂亮得与李向阳的几无二致，还能像体育老师的发令枪一样打响。枪壮英雄胆，我迅速返回学校，腰上别着仿真枪的我站在凳子上宣布成立破案小组，全体男生争先恐后参加。我知道这里面不乏觊觎我新枪的家伙，而偷我老枪的贼肯定也混迹其中。我选了几个得力骨干，虽然案件最后没破，但枪的魅力令我从小就敢于舍命追随。
在公安局上班，腰上没有枪不配叫警察，充其量叫公安局职工。腰上挎着枪不破案不抓人不是侦查员，是大打折扣的警察，严重缺斤少两。这是我的职业认知，直到我退休都没变。
我认为齐小平的岳父岳母应该为齐小平骄傲，为他们英雄无畏睿智果敢的刑警女婿骄傲，怎么能说是命苦呢？要说苦也只是他的出身苦一点儿，那是他能选择的吗？话又说回来，“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是天将降大任于小平啊。看来这老两口活脱脱的有眼无珠。但齐小平的媳妇是好样的，这也为我将来找媳妇树立了标杆，我的那个她会是什么个样子呢？无从判断。
心烦意乱的我起身下炕走出宿舍。秋天的夜晚像后娘的脸，既冷又黑。我想去李哥的办公室，远远看过去，刑警队又是漆黑一片，我只好转回来。值班室的灯亮着，意味着如果我不去值班室的话，就只有宿舍一个地方等着我，那里将是我近几年不变的归宿。我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值班室，我感觉到了自己心态的变化，放在几天前，我哪里有如此的自信？
是柳大哥值班，我心里一阵惊喜，这好歹是对刑警队黑灯的一个补偿。寂寞真不是我们凡人能耐得住的，柳大哥的对面坐着一个比他年龄稍大一点儿的民警，可能也是值班的，正在看报纸。不知道是报纸内容精彩还是他身体不适，他一直在摇头。如果和他熟络了，我可能会调侃他晚饭吃的是不是摇头丸（当然，那会儿还没人知道这东西）。其实熟络了这个玩笑也开不得，进了公安局的大门，慢慢你就会感觉到气场的压力，老同志互相之间怎么开玩笑都可以，有年轻人在场他们马上虎起脸。
我好奇地看着他，发现他的摇头是有固定频率的，就像音乐老师说的节拍。柳大哥用他那独有的童音给我介绍，说这是林会计。林会计难得地抬起头，摇了摇。柳大哥说：“象棋你不敢，玩扑克你说不够手，现在小张来了，你还往哪儿缩？”
我这才看清，柳大哥的手里握着一副扑克牌，话是冲着林会计说的。柳大哥把茶几上的象棋收起来，找一张报纸铺上。“来呀。”
林会计把报纸举得更高了，报纸后面的脑袋节拍有条不紊。“三掐一，人不够。”
“我们玩两掐一。”
“两掐一、四掐一都不会，就会三掐一。”
柳干事把扑克拍在茶几上：“哎我说宾努，多一个少一个都不会，你还是会计吗？”
小城公安局的哥们儿太有才了。70年代，宾努在红色中国可是家喻户晓的明星，虽然他不是中国人。那时候听广播，我们国家常驻着一名外国领袖西哈努克，现在我们都知道他是个流亡国王，可当时全国人民都以为他是长期在我们国家访问的，隔三差五来看他的就是他的幕僚宾努亲王。后来村里放电影，正片开演前都要加演一部时政纪录片，内容多是我们的领袖会见西哈努克或者宾努亲王，而宾努亲王给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像林会计一样晃着的脑袋。再看看林会计，他和宾努用的是一个节拍。
值班室的门被轻轻推开，半天才探进半个脑袋，然后是整个脑袋，再然后是上半个身子，最后，一个人蹑足潜踪走进来。柳干事跳起来把那个人拖到茶几边坐下，冲林会计喊：“人齐了，三掐一，来吧。”
林会计把报纸从脸前挪开，打量一眼来人：“于法医刚摸完死人，不跟他玩。”
于法医慢悠悠地说：“你以为我想跟你玩？摇头晃脑的，摸不准你是出牌还是过牌。”说着站起来要走，柳干事却横在门口挡着。于法医只好说，“我实验室里有急活儿，干完了再玩。”
“几点？”
“12点以后吧，我过来找你们。”
“千万别来。”柳干事把他推出门，自己也拿起一张报纸看起来。
值班室陷入静谧，我看看柳干事又看看林会计，一个静止一个律动，感觉自己一百个多余。此刻，另一个地方对我更有吸引力。刚才我注意到，于法医推门进门的动作，都是标准的现场勘察动作，那是出于习惯，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现场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