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安全调查

——“全面二孩”周年回眸

文/韩生学



我们有必要了解关于人口问题更多的真相,因为它不仅事关我们的今天,事关我们的明天,更事关家与国的未来……

——代题记

引子 从二孩出发

“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

读着梁启超大师这些立论纵横、气势磅礴、慷慨激昂的文字,作为华夏子孙,我们无不有一种民族自信、人口自信、文化自信的满足感。

公元2年,我国人口就达6000万,清道光时更突破了4.3亿,而且成为屹立世界东方的文明古国。正如美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写《全球通史》时赞叹的那样:“这些地区孕育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这些文明使这些地区成为起重大作用的世界历史中心。”

然而,曾几何时,与中华文明相伴而生,一度为华夏民族所骄傲的“中国人口”,突然之间成了我们的一个“痛点”。先是数量,再是结构,继而数量结构均“告急”,直接影响中国当代甚或后世的人口安全,影响人类的进一步发展。

据国家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平均每个妇女生育五至六个孩子,人口飞速增长,给当时的经济带来了巨大压力。共和国领袖们毅然决定:实行计划生育。而后,又于八十年代初实行更加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几十年过去,中国人口在继上世纪中后期出现人口过快增长的“数量问题”后,更出现了少子化、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衡、出生缺陷发生率高、失独家庭增多(详见本刊2015年第11期《中国“失独”家庭调查》一文)等许多新问题,人口风险、人口亏损等问题纷至沓来,使中国日渐进入人口学意义的风险社会,不但严重影响了人口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事关人口安全乃至国家安全,事关中国大国地位。于是,从专家学者到普通百姓均大声疾呼:放开二孩生育。

这一天,终于来到,2015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一时,国人欢庆,神州喧哗,世界热炒。

诚然,二孩问题作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一个节点,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关键性的作用。“全面二孩”政策出台一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来回眸前路,展望未来……

第一章 走近中国人口

老龄化:中国人口最沉重的包袱

他,名叫李智,来自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一个盛产八角的地方。对于生二孩,他感觉压力很大,因为他和妻子要供养六位老人和一个孩子——父亲、母亲、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和刚满四岁的孩子。

据李智说,父母和爷爷奶奶生活在家乡的小镇上,以前每逢圩日就做点儿小生意,基本可以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他和妻子则带着孩子在市里生活,他在一家企业做业务主管,月收入6000元左右;妻子开个小商店,每月可以赚3000多元。这样的日子过得也算稳定,虽然还没有买房子,但是应付各种开销绰绰有余。可自从去年父亲因爬树采摘八角,不小心从树上掉了下来,光治疗费用前前后后花了五六万元。虽然“新农合”报销了一部分医药费,但也花了他们不少积蓄。父亲暂时做不了重活了,生意只能暂停,母亲则在家照顾爷爷奶奶。老人家一下子断了收入,李智夫妻每个月必须寄2000元生活费回去。好在是在农村,生活开支还不是很大。

岳父岳母那边情况稍好些。他们原来开有一个早餐点,基本可以丰衣足食。不过,去年该早餐点面临拆迁,好不容易找了个新铺面,光转让费、装修钱加起来就花了五六万。因为资金不够,妻子从家里拿了一万元去解燃眉之急。现在新铺开业半年了,生意却是冷冷清清,连基本的生活费都赚不回来。一个多月前,岳母不小心被油烫伤小腿,因为没有医疗保险,不能报销,同样需要他们负担。另外,孩子生病、奶奶住院七七八八的,花光积蓄不说,还欠了不少外债。也因为状况不断,李智不得不经常请假,以致销售总监每天给他脸色看。他知道,再这样下去,肯定连工作都没有了。也因为经济问题,夫妻俩经常吵架。现在“放开二孩”了,他们却不敢生了,再生一个真不知怎么应付。

不仅农村孩子的压力大,城里的独生子女面临同样的养老难题。他,网名叫“花样男子”,是网络热帖《独生子女的沉重未来》的作者。他在文中这样写道:

与其他独生子女一样,我有过世界上最幸福、最甜蜜的童年和少年时光,被家里所有的大人无微不至地围绕着,当着一切以我为中心的“小太阳”。突然有一天,我意识到,过去所有的幸福只是预支的消费。从现在开始,今后一生都要为那庞大得超出个人承受极限的账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初,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四个人照顾我一个,以后,我要一个人照顾四个,甚至更多。

单位里一个老同事的父亲病了,瘫痪在床。为此,他忙得焦头烂额。他很沉重地对我说:“你们独生子女以后真可怜啊。我有兄弟姐妹六个,现在老父亲病了,一人只陪一天已经难以招架。如果换成你,怎么应付?”看着他怜悯的目光,我的心如同被人紧紧地揪住。一个同为独生子的老同学一直梦想着出国深造,努力了好些年,终于拿到了签证,但最后他却选择放弃,因为父母年事已高,近年来身体又不太好,他无法安然撇下家中一切。他很沉重地对我说:“如果有个兄弟姐妹就好了。”看着他失落的目光,我的心如同被人紧紧地揪住。一个同为独生子的朋友是位白领,收入不菲,但他还是拼命地想着赚钱。他很沉重地对我说:“家里的负担实在太重了。爸妈所在的单位是亏损企业,他们的生活要靠我来补贴。我爸也是独生子,爷爷、奶奶在农村,现在干不了农活了,也要靠我供养。一份工资怎么应付得了四个老人?幸好现在他们还身体健康、无病无痛。”看着他疲惫的目光,我的心如同被人紧紧地揪住。我的一个亲戚,只有一个独生女。他常说,女儿以后找丈夫,他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要找独生子。他很沉重地对我说:“夫妻两个都是独生子女,以后家庭负担实在太重了,我不忍心女儿吃苦。”看着他凝重的目光,我的心如同被人紧紧地揪住。

……

对独生子女来说,他们通常与父母年龄差较小,当父母老到生活无法自理时,他们也往往已近不惑甚至花甲。要赡养那么多老人,就算金钱上能应付,精力上也难以支撑。家庭的重负,就如同一座大山,死死地压在每个独生子女的身上。他们曾是最享福的孩子,但也注定将是最受苦的大人。

资料显示,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4.9%;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就上升到了5.6%;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再次上升,达到6.96%;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更是上升到8.87%;到2014年突破10%,达10.1%,65岁及以上绝对人口数达1.38亿。按国际惯例,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7%,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人口进入老龄化。根据数据推算,中国于本世纪初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另外,据联合国预测,1990年至2020年世界老龄人口平均年增速度为2.5%,同期我国老龄人口的递增速度为3.3%;世界老龄人口中总人口的比重从1995年的6.6%上升至2020年的9.3%,同期我国由6.1%上升至11.5%;无论增长速度还是比重我们都远远地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到2020年,我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达1.67亿人,约占全世界老龄人口的24%,即全世界四个老年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

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人口最沉重的包袱。

男女比例失衡:给我一个有女人的家

沅陵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境内武陵、雪峰两大山系逶迤延伸,山峦重叠,溪河纵横,地形复杂,1000米以上的山峰有30余座。由于山多田少、边远偏僻,群众生活十分困难,是国家重点扶贫县。至2015年初,全县仍有170个贫困村和10.63万贫困人口。

离县城大约30多公里的邓家界是沅陵有名的光棍村。进邓家界没有专门的路,一条蜿蜒在山脊上经山洪长年累月冲洗而成的水沟,就是进村的路。水沟越冲越深,两边的荆棘也越长越密,许多地方“路面”陷于地下一人多深,荆棘伸过“路面”把“路”完全掩埋。这里原来是一片大山,只因几百年前,以打猎为生的老祖宗看到这里山高林密,野味众多,便拖儿带女住到了山上。几百年过去,人口不断增加,逐渐形成了一个自然村落。后来野味少了,人们就在山中开荒种地,但地也很有限,而且产量极低,使得他们连糊口都成问题,从而变成了贫困村。全村32户,118口人。就是这么100多口人中,22岁以上的光棍就有55人,几乎占到总人口的一半,其中最大的82岁,最小的22岁。

据村民说,没结婚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贫穷,二是女人少。因为贫困,本地女子留不住,只想往外嫁,外地女子又娶不来。还有就是女的少,方圆几十里都缺女人,这样就迫使他们中很多人找不到老婆,哪怕是再优秀的男人。

82岁的邓长友是村里年龄最大的光棍汉。邓长友家住在村子的山坡上,房子为三扇两间木房,木房的门柱早已霉烂,让人担心它到底还能支撑多久。说起婚姻,老人那布满深皱的眼角顿时有了泪花。他说,没结过婚,是他这一生最大的痛。

“怪我人长得差吗?不是,我不是自吹,当时在村里我还算长得可以的。是穷吗?穷当然是个原因,但比我更穷的也还有啊。那是什么呢?一句话,是我们这里女的实在太少。”他曾尝试过到外面去找女人,也曾打算过到别人家去当上门女婿,但都没成功。当一切努力失败后,他十分苦闷,曾想到自杀,他认为这样活着已没什么意义,可是没死成,他拿绳子上吊,被母亲发现了,母亲哭得死去活来,说:“把你养大,你就忍心这样把妈丢在这个世上?”母亲哭他也哭,最后他醒悟了,为了尽孝,也要活下去。自此,他打消了轻生的念头。慢慢地,时间一日日过去,年龄越来越大,也就没再去想那事儿了。

沉默了一会儿,老人又说:“我现在已经是快死的人了,有什么话不敢说?我是一个正常人,年轻时身体也蛮好,一到夜晚,还真的就想那事,也曾想过去犯法。有一次,见一年轻媳妇从山那边走来,就打上了她的主意。我躲到路边的大石头后边,等那媳妇走到眼前,出其不意,跑上去,抱起那媳妇就往山上奔,怎奈那媳妇力气特大,抱不多远,就让她挣脱了。这次没成功,反而被抓到乡政府关了几日。唉——”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你们是有女人的人,当然不知道我们没有女人的苦楚,有一句话叫做‘饱汉不知饿汉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听着老人一字一句的倾诉,心情不觉一点一点地沉重起来。他虽是低声倾诉,可对灵魂的冲击不亚于痛心疾首的呐喊。

年轻的李伢仔可算是光棍中的新一代了。本来,他不应该算光棍,他结过婚,有过老婆,只是老婆跟他生活了不到两年就出走了,使他又回到了光棍队伍里。

李伢仔初中毕业后就去了广州打工,在工厂里认识了一个四川妹子,人长得漂亮,也很能干,两人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通过几年的交往,双方均认为条件成熟,便结为伉俪。生下孩子后,女人把孩子留下,自己一个人走了。走时,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说不要找她,就是找也找不到。她不是嫌他人,而是嫌他生活的地方,她没有能在这地方生活下去的勇气。后来他还是去找她了,准备向她说,如果只是嫌这地方,他们可以离开,永不回来。但去了许多地方都没有找着。自此,李伢仔连工也没心思再打,就待在家里过这种没有女人的日子……

在这里,更是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之所以说它特殊,是因为家中只有一个女人,却有三个男人。

女人本是个寡妇,三个男人中,两个是前夫的兄弟,一个是本村的单身汉。许多年前,女人的丈夫在外打工遇车祸死亡,媒人们闻讯而来,可她谁也没答应,因为她与丈夫不但有小孩,而且丈夫的父母都老了,需要人照顾。再说,丈夫死后,伤心的公婆也希望她不要外嫁,就在两个未结婚的兄弟中挑一个。而两兄弟对她都好,对她都有那种意思,她无法在他们中选择任何一个,选择谁都会伤害另一方。于是,她干脆决定不嫁了。后来,公婆相继过世,她就成了这个家庭的主心骨,两个兄弟也跟着她过日子。突然有一天,同村里的另一个男人也搬过来住了。她对两兄弟说,看着他一个人过,实在太苦,大家都是命不好的人,就互相照顾吧。兄弟俩心里当然不悦,但又怕嫂子不高兴,也就默认了。从此,一个女人三个男人住到了一个屋檐下。三个男人出外做工,女人在家操持家务,倒也和谐。

采访时,我分别问三个男人:“为什么会听她的?”

他们都说:“她人好,会管家;有了她,我们什么事都不用操心。”

又问:“你们之间闹不闹矛盾?”

“矛盾肯定有,但再大的矛盾,到她那里就化解了。”

无须多问,有这一句话就够了。这就是女人的力量。

村干部告诉我,因为村里光棍多,村里的治安很成问题。大家脾气都很烈,说不上三句话就骂娘,就打,就动刀子。有个小组的组长就是用刀子换来的。那家兄弟两个都是光棍,为了当这个组长,除夕夜兄弟俩拿着刀跑到前任组长家里,逼他交出了组长的职务。还有,这里的女子晚上不敢单独出门,村里发生过多起强奸案,有几个人还因此蹲过监狱……

村干部给我讲这一切时,语气轻松,仿佛讲的不是他们村子里的事情,而是别人的故事。从这份轻松中,我看出了村里人对这些现象已司空见惯。

在中国,何止一个邓家界?2010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所对全国28个省共计369个行政村调查后得出结论,平均每个行政村至少有九个光棍,平均年龄达41.4岁。《海南特区报》曾作过相关报道:海南省琼中县吊罗山乡幸福村(化名),全村51户243人。男性人口149人,其中22岁以上的有108人。这108位男性人口中,未婚的占59人。整个琼中县人口约12万,22岁至49岁的未婚男性有13511人之多。屯昌县屯郊乡水岭村村支书介绍,本村已经整整七年没有娶进新媳妇了。《成都晚报》也曾报道:崇州市西山乡晴霞村,全村200余名适婚男子中竟有115个光棍,其中35岁至72岁的光棍有86个,另外29个22岁至35岁的青壮男子至今没有交过女朋友。《温州日报》亦报道: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467名成年男子中仍有168名光棍。

……

“北大荒,真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没有大姑娘。”这是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年代流行于北大荒的一句顺口溜。这句顺口溜,描写的是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社会大环境下,北大荒里男女性别比失衡的现状,表现的是男性缺少性伴侣的孤寂和自嘲。当中国的出生性别比数据公布后,这句当年流行于北大荒的顺口溜,一夜之间,又开始在城市的上空流行,并被多家新闻媒体引用。诸多媒体在引用了顺口溜之后说,再过10至20年,“没有大姑娘”的现象将在我们周围愈演愈烈,中国将出现3000万至5000万光棍。

我们透过历年人口普查数据可以看出,自1982年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超出正常值107,达到108.47,此后连年升高,最高时的1999年达到122.65。也就是说,每出生100个女孩,与之相对应的男孩出生了122.65人,如按一比一配对的话,与每100名女孩相对应的男孩多出了22.65个。此后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在120上下徘徊。就算从2009年开始,连续六年下降,但2014年仍然还有115.88,高出正常值范围8.88个点。

著名人口学家、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在他的新著《人口生态重建》中预测:“从1983年到2020年之间,中国的新生男婴将超过女婴5100万人,而在事实上,1983年到2010年,中国已经出生的男婴比女婴多出了4100万。以22岁至60岁男性人口对应20岁至58岁女性人口,姑且定义超出的部分为光棍的话,2010年之后中国光棍数量快速攀升,2022年超过2000万,2028年超过3000万,到2024年超过4000万。”

光棍!光棍!一个个带着惊叹号的字眼,不断刺激着我们的神经。可是,那一切的一切,又何止是一个简单的光棍问题?

少子化:学生都去哪儿了?

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下二十里铺乡向阳小学,已经42岁、头发有些花白的班主任王永贵老师正坐在办公桌前。桌上摆着一把木制三角板、半盒粉笔和一红一黑两瓶墨水,红墨水瓶里插着一支蘸水笔。桌上本该再有一摞学生作业本,但是没有——一本也没有。

他抬头看看窑洞壁上挂在一块小黑板上方的石英钟,喊了一声:“毛小!该上课了!”却没人回应。王老师走出窑洞,又喊了一嗓子。稍许,铁栅门外闪出一个瘦小的男孩,小男孩一边走一边把玩耍着的几粒石子丢到地上。

转身进了屋的王老师坐回到办公桌前。男孩跟在后面,在桌旁的一条长椅上侧身坐下,从布书包里取出语文练习册,翻开,拿笔写起来。唯一的学生惠毛小,就这样开始上课了。

王永贵无奈地指着墙上一张表说:“这张《学生基本情况表》只列了两个年级:一年级,三名学生;学前班,两名学生;合计五人。开学没几天,两个学生转走了;一天前,学前班两个孩子放了假。现在,学校里就只剩下了读一年级的惠毛小。”

在老师的记忆中,以前学校不是这个样子。离清涧县城10多公里、位于公路边上的向阳学校过去甚至有高中。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隔壁绥德县的学生都来这里上学,学生多得挤满了27眼窑洞。如今,原先作为高中教室的那排窑洞闲置多年,大都变卖了,剩下的三五眼也已堆满杂物。

向阳学校从高中、初中一步步“萎缩”成一所小学,这是谁也想不到的。而现在,它连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小学也算不上了,因为只有唯一的一个学生了。不过,即便只有一个学生,该上的课还得上,一节也不能落下。这不,再过几天就放暑假了,王永贵正给毛小复习功课准备考试。乡上的教育专干曾来说过,一个娃娃也照样要好好教。王永贵记得,专干当时还开玩笑说:“好好教吧,教完这个也许就没得教了。”

教完这个也许就没得教了,多么心酸的一句叮咛。向阳小学的窘状,在榆林、在陕西、在中国都不只是个案。安康市宁陕县从1999年的83所中小学、122个教学点,撤并到2014年底只有26所;吴起县2005年时农村还有185所小学,到当年下半年时就剩下10所;延川县更是少之又少,全县辖八镇九乡,只在县城和永坪镇设有中学……

坐落在湖南省怀化市中方县花桥镇的三洞溪村小学,座落在村中心十分开阔的突起地带,四周田野包裹,绿色葱郁,一条小溪从校门口潺潺流过。呈一字排开的三栋砖房在十几棵古树的掩映下,显得幽静而典雅。东南西北四条小路从学校操坪伸向远方,仿佛一个心脏泵出的四条动脉,把四周的田野、山涧、农舍维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完美的整体。远远望去,就觉得这是一块教书育人的风水宝地。

村支书告诉我,过去这里可热闹了,别看它只是一所村小,鼎盛时有学生200多人,教师20多位。一到开学,讲课声、读书声、歌唱声、追逐声、打闹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热闹非凡。这里的教学质量也是上乘,在每年学区的统考中,不拿第一,就拿第二,早已声名远播。除了本村的学生,附近很多村的孩子也都以能来这里读书为荣,许多邻县的家长甚至不惜代价将孩子送来这里,使得这里声名远播,愈加繁荣。

然而现在,这里既听不到半个字的读书声,更看不到一个学生的身影。学校的牌子已经换成了“三洞溪村党支部委员会”、“三洞溪村村民委员会”、“三洞溪村调解委员会”、“三洞溪村计划生育办公室”等各色牌匾,学生上课的教室也已经变成了“计生学校”、“党员活动室”、“村务公开室”、“村级图书室”等等。还有几间空的,堆满了各种杂物和垃圾,叫人不禁打起寒战。教室后面的教师宿舍,有的被人破门而入,有的门楣上吊着半边门牌在蜘蛛网的牵绊中摇曳……

近年来,这里的乡村小学基本上都废弃了。全镇23个村,过去每个村都有一所学校,现在都没有了,只在三个中心村还办了教学点,其中一个教学点才五名学生,却安排了三位老师,平均每个老师教1.7个学生。就是这样的教学点,也面临着能办一天是一天的命运。

为什么会这样呢?学生都上哪儿去了?

“一是计划生育,二是外出打工。过去农村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每个家庭至少也有两三个孩子,有的甚至六七个孩子。实施计划生育后,农村的家庭也大多生一个,所以人少了,学生自然也少!再加上近几年打工热的兴起,本来就少的孩子都跟着打工的父母去了城里,有的寄居到了镇上的亲戚家,使乡里村里几乎难见到孩子了。”说着,他深深叹一口长气,“如今的乡里村里,真没搞头。”村支书感叹道。

如今的乡里村里,真没搞头。简单的话语里糅进了无限酸楚。是啊,在中国广大乡村,在我们难以忘怀的那一片热土上,不知道有多少像向阳、三洞溪那样的学校,因为生源奇缺,正一日日走向“集体衰亡”。据国家教育部每年公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1995年,全国尚有小学66.87万所,招生2531.81万人,在校生13195.15万人;有初中学校6.86万所,招生1782.49万人。可是到了2015年,全国仅有小学19.05万所,减少了47.82万所,减少71.51%;招生1729.04万人,减少了802.77万人,减少31.79%;在校生9926.37万人,减少了3268.78万人,减少24.77%。初中5.24万所,减少1.62万所,减少23.62;招生1411.02万人,减少了371.47万人,减少20.84%。

而且,这种减少还在继续,不知要减到何年何月?古人云,“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敬教劝学,建国之大本,兴贤育才,为政之先务”。中国历来重视教育,讲求耕读为本,诗礼传家。可是,到了今天,耕读无人,诗礼何以传承?

这,恐怕是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每一个中国父母、每一个中国人都始料未及的。

失独者泣诉:余生如何安放?

“孩子没了,一切都破灭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这是一位失独母亲在“同命人”群里的最后留言。

这位母亲名叫大胖,因为体型偏胖,大家就给她取了这个网名。

大胖是一个要强、自信的女人,过去她在北京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赚了不少钱,日子过得也算幸福。然而,2013年6月,一场疾病夺去了她唯一的孩子,从此她一蹶不振。不久后,她主动与丈夫离婚,让丈夫去与别的女人结婚生子。而她自己,停止了一切生意,把剩下的货物低价转卖,房子也廉价出让,共得现金607万元。她将这些钱一分不剩地分给亲朋好友,多的分到上百万,少的也有十几万。

2015年12月4日晚上9点,群里的好友突然发现大胖退群了,感觉不是个好兆头。他们纷纷给她发短信,没有收到回复;随后打电话,也无人接听。

第二天早上,群里传来消息:大胖自杀了。

一个生活富裕、有房有车、有巨额财产的成功女商人,就这样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这,就是部分失独者的余生。

失独,即独生子女死亡。据有关资料统计,失独现象出现在本世纪初,随着时间推移,日益增多,目前我国有失独家庭100万左右,且以每年7.6万的数量在增加。这些失去独生子女的老人,面临生活照料、养老保障、精神慰藉、后嗣传承、丧葬善后等各种困难。他们有的为排遣痛苦,在夜深人静的夜晚,流着悲伤的眼泪,为亡儿不断地写着寄往天堂的信;有的每天从凌晨到深夜,靠着两个QQ,活在“母”“子”的世界里;有的养一只小狗,相互之间称呼“爸爸”、“妈妈”和“儿子”,以此来麻痹灵魂,寻得“家”的温馨;有的每逢春节、元宵、中秋等传统节日,为躲开喜庆的氛围,在澡堂里一待就是一整夜;更有甚者,为了挽救病中孩子的生命,不惜一切代价为孩子治病,最后,孩子走了,巨债来了;还有的在失去孩子的痛里疯掉,在别人对“妈妈”的呼唤中垮掉,在反复进行的试管婴儿手术的痛苦里毁掉……

是的,唯一的孩子死了,如何养老成了老人们最大的心病。

清华大学潘教授夫妇在儿子死后用了大量的时间为养老奔波,但咨询了多家养老机构后,都被拒之门外。唯一的理由就是:养老院接收老人,需要子女签字。没有子女的潘教授夫妇甚至想到了用“出家”的方式来度过余生,可寺庙的方丈说:“我们只接收60岁以下的施主。”

他们泪流满面,仰天长问:“没了儿子,哪里才是我们的去处啊?!”

2007年,在安葬儿子的时候,潘教授给自己和老伴儿也买好了墓地,就在儿子的旁边,他们希望自己去世后能够离儿子近一些。他去和墓地的工作人员商量:“我们现在给你们一笔钱,等我们死后,麻烦你们把我们的骨灰送进这墓地。”

墓地工作人员回了一句:“我们还没有开展这项业务。”

老人听后,顿时瘫坐在地,号啕大哭:“这到底是怎么了?我们自己掏钱,找一个能把我们骨灰送进墓地的人都找不到……”

因为没有子女陪伴,失独老人死在家里没人发觉的事件时有发生。2014年11月21日,重庆北碚区石马河街道一位叫赵国华的老人,死了几天无人知晓,后来是邻居闻到了臭味遂报了警。当警察把房门打来,房间里的电视机还开着,而老人的尸体都已经腐烂了。同样是2014年11月,长沙市河西区溁湾镇一位62岁的失独母亲,死在租住的房屋里,也是直到尸体发臭才被人发现。

“没有孩子的我们,余生该怎么安放?”

“多荒”并发:拷问中国人口安全

2011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军区原司令员谈文虎少将联合济南军区、南京军区的军队人大代表共同向全国人大提案组提交了一份特别提案:如何应对中国军队“征兵难”问题。此提案开门见山地指出,原本兵源充沛的中国,似乎一夜之间,征兵工作由“百里挑一”向“兵源紧张”逆转。

就此,“兵源荒”问题第一次在全国“两会”上被公开提出,并进入公众视野。

谈文虎代表说,山东历来是我国的兵源大省,全省每年录取新兵的数量约占全国总数的1/10。但是与往年相比,2010年底山东省的报名应征人数有所减少。针对一些地区征兵中“意外”地出现了报名人数走低的情况,有的县市还进行了“二次动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很多,既有现在青年就业、上学渠道增多的影响,也有部分群众国防观念淡化的因素,还有一些地区优待优惠政策不到位、优抚待遇不平衡等,但最主要的还是人口出生基数降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山东省严格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每年人口出生率以25%到30%的幅度下降。从那时至今三十多年时间,正好这一代的青年成为适龄入伍青年,因此,适龄青年人数减少,报名参军的青年人基数相应减少。

山东所遭遇的情况在全国几乎普遍存在,根据征兵部门提供的数据,1993年我国适龄入伍男青年约5000多万,到2010年降至约4300万,到2015年再降至3300万。专家们预测,到2020年还将降至2700万,2030年更是降至2000万。

而另一方面,这些应征入伍的青年,80%以上是独生子女。一支由独生子女构成的部队还能够英勇无畏、冲锋陷阵打胜仗吗?很多眼看着这一代独生子女长大的人,无不为此担忧。美国华盛顿尼克松中心分析,中国征兵情况不容乐观,且作战部队独生子女构成比例过大。并据此认为,中国军队已经不再可怕。美国的战略智囊机构更是作出“研究结论”称:中国独生子女一代会削弱军力,解放军没有实力挑战美军。

虽然,美国人的这些分析难免偏颇,中国军队的独生子女化并不像西方分析家想象的那么负面,但更多的基层部队确实存在80后、90后独生子女新兵的管理、训练难题。解放军某部一份有关军营独生子女兵的调查报告显示,独生子女初到部队时普遍怕吃苦,有26%的独生子女士兵在新兵训练期间曾找各种借口逃避训练,甚至私自离队跑回家。这无不为我们的国防、军事、军力敲响了警钟。

“兵之胜在于篡卒”——风云战国,诸侯争雄,一代名将孙膑献出成就霸业之策;“兵民是胜利之本”——白色恐怖,武装割据,一代伟人毛泽东指出强军之基。一个是古代杰出的军事家,一位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跨越两千多年的历史时空,他们不约而同地揭示了一个真理——兵员是国防的基石,是战斗力生成最基本的要素。

“兵者,国之大事也。”为人民军队输送优秀兵员,到人民军队中去当一名合格的子弟兵,历来是各级政府的光荣职责和适龄青年的神圣义务。从战争年代老区群众踊跃参军支前、“一口饭,做军粮;一块布,做军装;一个儿子,送战场”的悲壮场面,到和平时期人民群众争相送优秀儿女当兵、“十里挑一、百里挑一”的热烈景象,“参军热”始终涌动在神州大地。可是,当历史的车轮进入二十一世纪,当伟大的国防需要更多、更优秀、更睿智、更强悍的英雄战士时,如此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却悄然浮现,这确实让人感到意外。

与“兵源荒”相叠加的还有企业的“用工荒”、大学的“生源荒”,“三荒”并发,挑战国力,拷问中国。

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用工荒”最先出现在东南沿海地区。2008年年底,全球金融危机使“用工荒”暂时变成“就业难”,大量农民工从东南沿海地区提前返乡。但到了2009年下半年,“民工荒”以更大规模再现,而且持续到现在,并将进一步持续下去,其地域也不再局限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已经波及全国。

2015年12月18日,由“58同城”集团组织召开的“首届蓝领互联网招聘行业研讨会”发布了这样一组数据:全国54%的企业面临“招工难”,光蓝领职位总缺口就达3550万,其中普工和技工高达2000万,普工总计需求1688万,文员153万,操作工129万。除普工等蓝领外,低端白领的缺口也较大。

在珠三角最大的制造业人才招聘基地汇安,过去,高峰时每一场招聘会都会有5000多人来应聘,而现在每场只有不足3000人。

“哈一代”玩具厂的老板肖森林表示,从5月到7月,订单数量明显增加,但工厂里却有三分之一的机器因为没有招到足够多的工人而无法运转。

2015年2月24日,湖北省麻城市飘下绵绵春雨。上午9时,“春风行动”大型人力资源招聘会在市会展中心广场开幕。50家外地企业和77家本地企业早已排兵布阵,把广场围了满满一圈。浙江省台州市欣鑫电动车公司计划招普工等共100人,人力资源主管杨冕一脸疲惫地说:“我们23日在洪湖赶了一场招聘会,仅招到40人,远远不够,今天又赶来麻城,还不知道能招到多少。”

在新近一次人才招聘会上,台州市椒江区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局长徐玲荣深有感触地说:“目前,椒江区劳动密集型企业普遍遭遇用工荒。台州民营企业发育早,数量多,过去一直是稳定的劳务接收大户,本地企业一般不愁用工。今年坐在家里等不行了,我们组织了31家企业,带着3900多个岗位到劳务大县招人。像这样大规模组团走出来‘抢’工人,十多年来还是头一次!”

在“招工难”的尴尬下,各大企业不得不各出奇招,希望招到更多的工人以保证生产顺利进行。比如设立年终奖、改善福利、员工培训、拓宽招工渠道等,希望通过现有的努力,能招聘到足量的工人。沿海不少城市的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保护农民工的政策,不仅要求企业按时发放工资,而且督促企业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购买社保、医保等。

但,工还是难招。很多企业老板不住地发问,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到底是怎么了?到底是谁在操纵这个令企业头疼的怪圈?

古人说,问君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12年开始,中国15岁至59岁劳动力人口四年四连降:2012年比上年减少345万人;2013年比上年减少244万人;2014年比上年减少371万人;2015年比上年减少487万人。提供人力资源的源头——劳动年龄人口在萎缩和枯竭,民工从何而来?

至于大专院校的“生源荒”更是愈演愈烈。2011年8月22日,《厦门日报》上一篇《高考每门考19分就可能上大学》的报道引发网络热议。报道说,福建省在2011年的高考录取中,首次试行“注册入学”,只要理工类在140分以上,文史类在245分以上均可报名。从理论上看,以理工类为例,140分便有望被大学录取,以现今普通高考满分750分计,140分的资格线仅占总分的19%。换句话说,100分的试卷,只要每门成绩在19分以上,就有望成为一名大学生。

有关人士说,这都是“生源欠缺”惹的祸。据教育部门公布的结果显示,我国高考生源减少始于2009年。在2008年我国高考报考人数达到历史最高峰1050万人后,2009年急剧下降到1020万,此后逐年下降,至2013年降到912万;2014年在连续下降五年后第一次出现反弹,增长27万人,但有11个省仍然在减少。2015年再次回升,但仍然有15个省市区在减少,减少最多的是江苏省达3.28万。2016年再次减少,只有940万人。北京连续第10年减少,10年间缩减了一半。

由于生源减少,为了完成招生计划,各省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低分数和门槛,在一些地方干脆实行专科学校注册制,或是录取分数低至150分。即便如此,许多高校仍然招不满。山东省2011年专科二批一志愿投档后,尚有文科501所院校、理科572所院校生源不满,有100余所院校的投档线直降到200分以下。此后全省连续三年都未能完成招生计划,2013年有6.3万个招生计划没有完成,占整个计划的12%。考生大省河南省2012年计划录取69.3万人,实际录取55.18万人,超过14万的招生计划没有完成,其中专科录取只完成了招生计划的75.4%。

纵观中国当代人口,“荒”的不止这些,还有“孩子荒”、“少年荒”、“青年荒”、“壮年荒”、“女人荒”……这一“荒”叠着一“荒”的背后,写满严峻的人口形势。它,不可回避地拷问着人口安全,乃至国家安全;一针见血地拷问着昨天,拷问着今天,更拷问着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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