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学生罚跪事件闹得满城风雨的中学校长杜欣欣女士最近一直闭门不出（好在放暑假了，否则校长天天不上班，玩笑就开大了），拒绝接受媒体采访，不过，对我却破了一次例。倒不是我多么能忽悠，巧舌如簧哄得杜欣欣对我另眼看待（当然，这也是必要条件之一），而是我和一般的记者不一样，我要的是真相，而不仅仅是跟着舆论一起对她口诛笔伐。

以前，我也曾经为殴打嫌疑人的警察辩护过。派出所附近总是有个瘸子带着几个小孩儿沿街乞讨，刚入职的年轻民警看他们可怜，经常给他们点儿零钱或者吃的。后来那个民警注意到，瘸子身边的小孩儿们越来越少，过不几天，又有新的孩子补充进来。民警起了疑心，一查，原来瘸子是个人贩子，他就是拐卖小孩儿的中转站。民警怒从心头起，把瘸子带进派出所抱揍了一顿。这一幕恰好被进来办事的人撞见，拍照发了微博。警察打瘸子，这个标题就够博眼球的了，没人再关心警察为什么要打瘸子。如果不是我帮他们公布真相（警方自己说的没人愿意相信），公安局差点儿就被口水淹了。为这事，刑警队长秋生一直很给我面子，一些案子的内幕消息，经常向我透露一点儿。

当然，无论殴打嫌疑人还是让学生罚跪，总归是不对的。杜欣欣既然做得出这样的事，可想而知，脾气是相当古怪的，我采访的难度也可想而知。

那天，杜欣欣向我倒了一肚子苦水。她说你知道那些学生是在什么环境里长大的吗？他们中有好多人都是化工厂那一带的——稍微解释一下，化工厂就是这座城市里的贫民区，人穷，治安乱，发案多，如果你打扮光鲜一点儿，到那一带溜达一圈，还能跟没事人似的出来，那基本上就是奇迹。那一带的孩子也以粗野没教养著称，他们可能怕地痞流氓，怕警察，但绝对不怕老师。我顿时理解了杜欣欣的处境，可无论如何，体罚还是不对的。

从上午九点多到十一点半，杜欣欣和我聊了两个多小时。从杜欣欣家出来，我冒着三伏天毒辣的阳光继续我的下一个采访任务，心里暗暗咒骂老板小气，连出租车票都不管报销。跑了一天，我浑身透汗赶回报社，刚准备写稿子，却接到了秋生的电话。秋生问我上午是不是去过杜欣欣家。我好奇怪，他又不是我的老板，怎么会知道我的行踪？更可悲的是，得到肯定的回答后，秋生让我去公安局报到——杜欣欣在家里被杀了，而我是当天去过她家的人之一。

于是，我又从清凉的报社出来，冲上热气蒸腾的大街，挤公交……当我大汗淋漓地赶到公安局的时候，淑女形象尽毁。

杜欣欣倒在自家客厅的鞋柜旁边，她的后脑遭到重物击打，凶器就是掉在地上的玻璃花瓶。周围没有搏斗的痕迹，花瓶上也没有发现凶手的指纹，估计凶手是戴着手套作案的。据法医推断，死亡时间在中午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半之间，也就是我离开之后一个小时（这样说的前提，是警察相信我没有嫌疑，但愿秋生不是心口不一）。

在我之后，那天还有两个人去了杜欣欣家，都在中午十二点前后，不过，他们都坚称，他们离开的时候杜欣欣还活着。

第一个是被罚跪学生的家长。他的身份让他成了秋生的重点怀疑对象。这位家长说他不是上门讨说法来的，而是想给孩子办转学。因为媒体曝光了他孩子的照片，孩子的压力很大，不想再上学了——虽然打了马赛克，但大家都明白，那点儿马赛克根本挡不住什么。据这位家长说，他只在客厅待了不到五分钟，杜欣欣冷着脸告诉他，让他按程序走，只要手续到了她这里，她会马上签字。

第二个去杜欣欣家的是社区电工。杜欣欣最近总是给物业打电话，一会儿说厨房的灯不亮了，一会儿说浴室的浴霸短路。电工没有及时上门（整个社区就这么一个电工），杜欣欣就向物业投诉，说电工服务态度不好，而且不给她认真检查，要是她出了什么事，比如触电或因电路问题起火，那全是物业的责任。物业主管为了息事宁人，让电工上门跟她好好解释一下。没办法，电工只好带着各种工具上门服务，希望杜欣欣撤回她的投诉。但是，电工说，杜欣欣根本没让他进厨房和浴室检查，还没等他解释几句，就不耐烦地把他打发走了。

最后，就是杜欣欣的老公了。她老公是下午五点多回家的，发现杜欣欣已经死亡。听到这儿，我已经知道谁是凶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