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公安机关对侵害海外中国公民的犯罪无动于衷，无所作为，那么这些海外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谁来保护？中国的大国形象谁来维护？
——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
远隔重洋的同胞在哭泣
远离故土的人，平安是他们亲人最大的期盼。
然而在安哥拉的二十多万中国公民，失去的恰恰是平安，他们每天都要面临绑架、抢劫、敲诈的威胁，曾一度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中。许多人怀揣梦想来到这片神秘的国土，几个月后就带着遗憾和无奈空手而归。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发生在安哥拉的中国公民被绑架案二十多起，2011年十四起，并造成五名中国公民死亡、八人重伤。而到了2012年，针对中国公民的暴力犯罪更是有恃无恐，仅第一季度就发生绑架案三起、持枪抢劫案九起。
为了避难消灾，一些私营企业主雇佣安哥拉人做保镖，购买防弹车，有的将房子盖成外人难以进入的"空中楼阁"，还有的外出办事乔装打扮成安哥拉人。即便是这样，有些人仍旧没逃过劫难，把生命永远定格在异国他乡。
来自浙江的戴文生，就是这样一个不幸的人。
戴文生2008年开始闯荡安哥拉，最初在哥哥嫂子的建材公司里做销售，三年后决定自己单干，跟亲朋好友借了一百多万元人民币，凑够了两百万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2011年11月，戴文生的建材店在距离安哥拉首都罗安达市中心五十余公里外的维亚纳区开张了，他特意从国内请来了舅舅帮忙照看店面，自己集中精力跑业务。
戴文生心里明白，在安哥拉开店，挣钱不难，虽然自己借了一百多万，但要是顺利的话，一年半载就能挣回来，难的是如何保证店铺和自己的安全。他哥哥的店铺就曾遭到一伙持枪劫匪的抢掠，多亏哥哥藏匿于货物之中，才逃过一劫。为了增加安全系数，戴文生特意雇用了一名当地人做店员，聘请了两个持枪的安哥拉保安负责看门护院。他在心里祈祷，只要能顺顺利利干上两年，挖到"第一桶金"，就立即回国与亲人团聚。
然而店铺刚开张不久，一伙持枪歹徒就明目张胆地开着汽车闯进大院，掠走店铺里的现金，并将戴文生绑架而去，用老虎钳子夹他的肉，用打火机烤他的皮肤，逼着他交出更多的钱。因为开店的钱大多是借来的，交了钱就意味着梦想破灭，就等于死路一条，他索性一咬牙，把自己的命交给劫匪了。最终，劫匪失去了耐心，他侥幸捡回一条命。
脱险后，戴文生成了惊弓之鸟，恨不得把自己藏进地缝里。他买来一个集装箱，改装成自己的卧室，里面增加了厚厚的挡板，房门是铁板焊接的。看着自己的杰作，戴文生得意地告诉远在老家的妻子，说现在绑匪想抓他，只能用大炮轰了。
但妻子仍旧忐忑不安。对于安哥拉的社会现状，妻子从网上和安哥拉的老乡群内知道了很多，虽然人在海宁市，心却始终牵挂着万里之外的戴文生。她要求戴文生的QQ一直开着，只要有时间就给她留言。安哥拉跟中国有七个小时的时差，为了陪戴文生聊天，她黑白颠倒，每天都是凌晨五六点才睡觉。
这样提心吊胆的日子仅仅过了三个月，灾难又一次降临到戴文生头上。一天傍晚，戴文生在QQ里跟妻子聊天，肚子有些饿了，就告诉妻子说："我去吃饭了，回来聊。"
妻子立即回复："早点儿回来。"
然而，妻子一直等到凌晨一点半了，仍不见戴文生上线，她几次给戴文生打电话都没人接，给戴文生的邻居老乡打电话，也没有人接听。一丝不祥的感觉掠过妻子心头。随后，她在安哥拉的老乡群内发布求助信息，老乡告诉她：戴文生出事了。
妻子立即赶往安哥拉。事后才得知，戴文生离开电脑去吃饭的时候，正好遇到前来抢劫的歹徒，身中数刀当场死亡。他的舅舅头部遭铁锤重击，在送往医院途中也不幸身亡。
戴文生被害的那一天，是2012年7月18日。就在他死后的第二天，在他的祖国首都机场，一个由中国公安部派出的工作组，悄然登上了飞往安哥拉的航班。可惜的是，他没有等到祖国亲人的到来。
什么人如此猖狂？为什么目标锁定中国公民？答案令人痛心——残害中国人特别是绑架中国人的犯罪团伙竟然主要由中国人组成。人们不禁要问，都是远离家乡的中国人，为什么要对自己人下如此毒手？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陌生的国度安哥拉吧。
安哥拉位于非洲西南，大西洋东岸，原是葡萄牙的殖民地，1975年独立，随后爆发内战，马拉松式的战火蔓延二十七年，直到2002年才实现国内和平。战后的安哥拉千疮百孔，百废待兴。
安哥拉拥有两千万人口，战乱期间，由于首都罗安达相对太平，很多人从全国各地迁往罗安达，使这个本来只能容纳几十万人的城市，人口猛增至八百万，差不多占了全国人口总数的一半，因而形成大片贫民窟，城市拥挤成一团解不开的乱麻。
安哥拉的连年战乱造成物资严重匮乏，大量物资都依靠进口，物价相当昂贵，一瓶矿泉水六美元，一个汉堡十五美元，一顿自助餐七十五美元，勉强能达到三星级的宾馆房间，一天的房费四百二十美元……毫无疑问，罗安达成为世界上消费最高的首都。好在，安哥拉的土地上到处是猴面包树和木薯，贫民可以依靠这两种最基本的食物糊口度日。而且安哥拉属于热带气候，一年四季平均气温在十九摄氏度左右，那些衣不蔽体的底层人民不至于被寒冷夺去生命。
安哥拉几乎没有农业和工业，缺乏最简单的基础设施。据说，由于卫生医疗条件非常落后，五岁以下婴儿存活率只有43%，人的平均寿命不到五十岁，全国有30%以上的人口是艾滋病患者或艾滋病毒携带者。脑炎和疟疾是安哥拉两大流行性疾病，一旦被蚊虫叮咬，就可能染上脑炎、疟疾。首都罗安达没有公用厕所，没有垃圾处理设施，行人随地丢弃垃圾，环境卫生极差。罗安达没有户籍管理制度，没有统一的门牌号码，房屋随意建造，交通秩序混乱。
安哥拉现行法律规定，公民不允许私藏枪支，然而由于战乱造成的枪支泛滥，大街上随处可见背着枪支晃荡的安哥拉人。有人说，罗安达是目前世界上治安最混乱的首都。
但是，贫穷的安哥拉有一大资源令世人羡慕，那就是沉睡在地下的石油，而且石油质量是世界上最好的。有石油就会带来财富。近十年来，安哥拉成为全世界"淘金者"成就梦想的地方。
安哥拉内战结束后，我国政府最先向安哥拉提供了大额贷款，使他们在第一时间启动了重建进程，因而两国经贸合作发展迅速，中国成为安哥拉第一大贸易伙伴，安哥拉也成为中国在非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和第二大石油供应国。一百二十多家中国大中型企业进军安哥拉，二十六万中国公民在安哥拉务工，开始了他们的追梦之旅。这其中有优秀的商人和企业家，自然也有抱着一夜暴富心理、好逸恶劳的不法分子。
这些不法分子最了解自己的同胞，能够选择最不设防的时机对他们下手，而且最清楚中国人破财免灾的心理。2009年以来，在安哥拉的中国籍不法分子开始结伙抱团，频繁针对中国公民实施抢劫、绑架、敲诈勒索、拐骗妇女强迫卖淫等犯罪活动。这些犯罪分子对受害人采取殴打、汽油浇身、活埋等残忍手段，逼迫受害人交纳赎金。有的犯罪分子以到国外打工为名，将中国妇女拐骗到安哥拉，采取限制人身自由、威胁恐吓等手段强迫她们卖淫（典型案例见本刊2012年第5期《安哥拉大解救》）。由于安哥拉警方警力有限，装备落后，跟中国人语言不通，不熟悉中国犯罪分子的作案方式，即便抓获了犯罪嫌疑人，讯问中也难以有深度突破。而且许多受害人因为不信任警方、害怕犯罪分子报复，遭到侵害后不报案，也不敢向中国驻安哥拉大使馆反映情况。
可以这么说，犯罪分子针对在安哥拉中国公民的绑架和敲诈，作案的成功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如此低风险低成本高回报的"生意"，自然助长了不法分子的嚣张气陷。到后来，有的犯罪分子甚至懒得亲自出马了，花点儿钱雇用本地人进行犯罪活动。时间长了，当地的不法分子心里也不免生出坏主意，既然挣钱这么简单，干脆自己去搞中国人算了，于是近两年当地安哥拉人针对中国公民的暴力犯罪也时有发生，更让在安哥拉的中国公民防不胜防。
为此，当地华人报纸《安哥拉华人报》刊登了一篇《我们将何去何从》的文章，每一行文字都是用泪水浸泡出来的。这些文字既表达了他们的无奈和迷茫，也是他们的一声声呼唤。
乌云遮不住阳光，有魔鬼就有利剑。
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得到中国驻安哥拉大使馆反映的情况后，对此高度重视。这些害群之马，不仅使在安哥拉工作的大批中国公民因担忧自身安全不得不返回国内，丢失了安哥拉这个重要的经贸市场，而且可能影响中国跟安哥拉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安哥拉是中国的能源战略国，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犯我国法者，虽远必诛。"孟建柱部长下决心采取措施，打击在安哥拉的中国籍不法分子，保护在安哥拉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2012年4月下旬，安哥拉内政部部长马丁斯访华，也向孟建柱部长提出了派工作组至安哥拉协助安警方侦破针对中国人犯罪案件的请求，双方还就两国共同打击侵害中国公民犯罪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和安哥拉共和国内政部关于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合作协议》。有了这个协议，公安部就有了出警安哥拉的法律依据。
孟建柱部长把打击侵害在安哥拉中国公民权益犯罪的任务，交给了公安部刑侦局局长刘安成，专案代号"5?11"。安哥拉内政部部长马丁斯结束访问回国后，公安部刑侦局立即派出一支秘密小分队，于5月11日飞往安哥拉。秘密小分队的负责人是刑侦局打拐办主任陈士渠，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去安哥拉会见受害人和知情人，针对侵犯在安哥拉中国公民合法权益的犯罪展开秘密调查。经过一周的紧张工作，初步掌握了在安哥拉的中国籍犯罪团伙的第一手资料。
由此，一场跨国打击侵害中国公民权益犯罪的战斗拉开了序幕。
纸条背后的秘密
秘密小分队从安哥拉回国后，根据初步摸底情况，公安部于5月30日召开了由江苏、福建、安徽、辽宁四省公安厅负责人参加的专案部署会议。会上，公安部刑侦局局长刘安成传达了孟部长的指示，详细布置了下一步的具体任务，有关各方围绕出警安哥拉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
尽管公安部与安哥拉内政部签署了合作协议，然而根据国际惯例，中国警察去安哥拉不能携带武器，也没有执法权。对于安哥拉，中国警察几乎是陌生的，加上语言不通，在安哥拉办案的难度很大，准备工作必须细致周到。
7月19日，由公安部刑侦局精心选拔的二十二名工作组民警在北京机场会合，他们将搭乘下午四点飞往安哥拉的航班。工作组组长是公安部刑侦局局长助理吴仲飞，副组长是刑侦局办案经验丰富的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工作组成员有福建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王锡章、安徽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刘峰、安徽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打黑队队长杨庆、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红卫、福清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王丽朝、福建省公安厅刑侦总队主任科员肖剑羽等。工作组中还有两位女警官，一位是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主任科员孟庆甜，另一位是福建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主任科员李晓蔚。同时随队的还有中央电视台记者侯西魁和魏鸿、《人民公安报》记者郭坤泽。
没有鲜花，也没有欢送的人群，工作组的一切行动都是低调的。天气很好，北京机场上空蓝天白云，然而工作组民警们的脸上却难见笑容，甚至老朋友们见面后应有的寒暄也省略了。一切呈现的，都是大战之前的平静。
吴仲飞作为工作组的组长，虽然表面上显得从容，其实内心压力很大。他说："执行这样特殊的任务，对于我这个从警几十年的老警察来说，还是第一次。"
让工作组负责人焦急的是，飞机还有一个小时就要起飞了，安徽抽调来的几名民警的护照，还在安哥拉驻华大使馆办理中。后来，负责办理护照的民警来电话，说护照终于办好了，可去往机场的路堵车。北京堵车不是稀罕事，而且一旦堵死了，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工作组只好兵分两路，让陈士渠主任带领一部分人先行登机，其他护照未到的民警只有等下次航班再走。吴仲飞说："当时我真恨不得长出一双翅膀，飞过去取护照。"
还好，飞机起飞前半小时，护照终于送到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二十个小时的长途飞行让人疲惫，但是大家在飞机上几乎没怎么休息，一路上都在小声讨论到达安哥拉后如何开展工作。
工作组于第二天上午九点到达安哥拉首都罗安达机场，随后马不停蹄地开展工作。从7月20日开始，每天下午六点，陈士渠主持召开例会，通报当天各个小组调查进展和国内工作情况，研究部署第二天的工作安排。
工作组拜会了安哥拉内政部马丁斯部长，递交了孟建柱部长的亲笔信，并转达了孟建柱部长对马丁斯部长的亲切问候和对此次行动效果的殷切期待。马丁斯部长表示，安哥拉方面一定全力支持、配合中国警方的行动，切实保障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在安哥拉内政部，工作组遇到了内政部刑侦局局长亚历山大先生，他特意拿出珍藏的2012年4月26日的《人民公安报》给大家看。4月25日，亚历山大随安哥拉内政部长马丁斯访问中国，并同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会面。中国警方把刊有报道此次会面新闻的一份《人民公安报》赠予亚历山大。因此，见到中国警方的工作组成员，亚历山大备感亲切，在同工作组会谈的过程中，他满怀深情地回忆了访华时的情景。
毋庸置疑，安哥拉内政部对中国警方工作组的此次任务是非常配合的。但安哥拉警察不懂中文，无法派员打进中国籍犯罪团伙内部，为我们提供第一手材料。安哥拉警方的办案条件有限，没有网侦，没有技侦，现场勘查手段落后，无法跟踪掌握犯罪嫌疑人的活动。工作组很快发现，单纯依靠安哥拉警方开展工作，恐怕三五个月都不会取得大的进展，必须加大工作力度，主动出击。然而在陌生的安哥拉寻找犯罪嫌疑人，如同大海捞针。工作组不知道犯罪嫌疑人是谁，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落脚点在哪儿。最初的几天，案情没有实质性突破。
民警们沉不住气了，心里开始敲小鼓，怀疑能否完成这次任务。压力最大的是组长吴仲飞。在采访他的时候，他告诉笔者："我是陕西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政委，到公安部刑侦局挂职局长助理，此次任务挂名组长，其实真正主抓的是陈士渠主任。但挂名组长也是组长，要是完不成任务，我担心别人会说公安部派个挂职人员带队，难怪搞砸。个人名誉事小，影响任务完成事大。我跟陈士渠说，我们两个压力最大，完不成任务，怎么跟局长交代，怎么跟部领导交代？"
其实陈士渠也是心急如焚。5月份，他作为秘密小分队的负责人，来安哥拉摸底侦查，对于安哥拉的情况他更熟悉一些。这几天，他一直在琢磨从安哥拉看守所传出的那张纸条，里面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说起这张纸条，不得不说一个人，他叫郭重方，江苏泰兴人，2011年春天因涉嫌抢劫被安哥拉警方抓获，但安哥拉警方对郭重方的讯问毫无所获。2012年5月，陈士渠带领秘密小分队在安哥拉工作时，得到了郭重方从看守所传出的三张纸条。其中一张纸条这样写道：咱们已经暴露了，我们的车不要动了，老方最近不要动了，噶妈妈的房子不能去了。
这张纸条透露出三个信息：一是作案车辆，二是老方，三是噶妈妈的房子。陈士渠在跟受害人谈话的时候，有几位受害人都提到绑架他们时出现的一辆英菲尼迪轿车，纸条上说的车，是不是这辆英菲尼迪？噶妈妈是罗安达市的一个区，犯罪分子的窝点很可能就在那里。毫无疑问，老方是郭重方的同伙，而且参与过违法犯罪活动，如果找到老方，就可能找到案件的突破口。
其实工作组可以向安哥拉警方提出讯问郭重方的请求，但是安哥拉的看守所允许在押人员用手机跟外面通话，还可以向外传递纸条。加之同案犯罪嫌疑人被关在一起，工作组担心，一旦跟郭重方见面，他们到达安哥拉的消息就会立即传开，那将会严重威胁工作组民警的生命安全，给办案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
对于吴仲飞和陈士渠来说，带领工作组完成任务的前提是要保证工作组每个民警的安全。如果连自身安全都不能保障，怎么能够保障在安哥拉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工作组居住在罗安达的一家宾馆内，没有携带任何武器。这家宾馆房间狭小，周边环境差，但每天的房费却高达四百二十美元。有一次，工作组一名民警出来吃饭，忘了带房门钥匙，找服务员开门，服务员什么都不问，直接就把房门打开了。还有一次，民警们拿着钥匙却打不开房门，找服务员帮忙，服务员二话没说，对准房门踹了两脚把房门踹开了。工作组住在这样的宾馆里，安全问题可想而知。
福建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王锡章告诉笔者："一旦犯罪团伙知道工作组居住的地方，后果不堪设想。他们只要花几千美元雇用两个当地人，晚上拿着冲锋枪很容易就把我们全干掉了。安哥拉人才不管要杀的是什么人，只要拿了钱就去办事。"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工作组专门成立了一个内部保卫小组，由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红卫和福建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肖剑羽负责，每天安排人员晚上在楼道巡逻。肖剑羽说，有一天晚上，他发现一个亚裔男子在一楼大厅转悠，非常可疑，后来查清此人是越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既然不能接触犯罪嫌疑人，那就只能从受害人和知情人那里寻找突破口。于是，工作组抓紧秘密约见受害人，从他们讲述的受害经过中，寻找犯罪嫌疑人的蛛丝马迹。
7月22日，几经周折，工作组找到了在安哥拉的受害人赵东，他为工作组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赵东开了一家建筑公司，2011年5月的一天下午三点钟，他接到一个电话，说有一个围墙工程想交给他去做。赵东立即带上手下的一名工人，开车去了约定的本菲卡附近的鸟巢，跟对方三个人见了面，对方说要带赵东去看工地，于是上了赵东的车。车子开到一片荒地，两把刀子突然架在赵东的脖子上，让他不要动。赵东明白要发生的事情，迅速跳下车，可是没跑多远就被两个人追上，用电线反绑了双手，塞进一辆越野车内。绑匪把赵东拉到一个工地院子里，用胶带封住他的双眼，关进了一间屋子。一个绑匪开始跟赵东谈条件，让他交二十万美元的赎金。绑匪说："给你的朋友打电话，来解决这件事。"
赵东无奈给老乡刘旭打了电话，刘旭又找到了一个叫曾涛的人出面协调，后来曾涛跟绑匪谈好赎金十四万美元。第二天中午，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绑匪释放了赵东。
工作组民警问赵东："你能记起被关在什么地方吗？"
赵东想了想说："本菲卡的一个村子里，我能找到大概的位置。"
民警又问："你的赎金交给谁了？"
赵某说："曾涛。"
"你怀疑是谁绑架了你？"
"不知道。但事后我听曾涛说，我交给绑匪的十四万美元，绑匪只拿走了十二万，另外两万给了刘旭。"
民警们按捺住内心的兴奋，向赵东询问曾涛的详细情况。赵东说曾涛是安徽肥东县人，在罗安达市维亚纳区的一个村落卖木材，之前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我怀疑，曾涛也参与了绑架，因为之前我们有几个被绑架的安徽老乡，都是通过曾涛出面跟绑匪谈判的。"赵东说。
问到这里，工作组的民警初步判断，曾涛和刘旭都与绑架案有关。
令工作组关注的是，赵东在讲述过程中，也提到了一个叫老方的人，说曾涛跟那个老方很熟悉。
当天，工作组决定从曾涛和刘旭两个人入手，揭开老方的神秘面纱。吴仲飞和陈士渠立即向公安部刑侦局刘安成局长作了汇报，要求国内调查刘旭和曾涛的有关情况。
这次中国警方出警安哥拉，分为前方和后方两个战区，前方战区就是在安哥拉的工作组，后方战区指挥部设在公安部刑侦局，具体负责指挥的是刑侦局政委杨东。在安哥拉，要想找到一个人的信息太难了，由于没有网侦、技侦，没有户籍管理，也没有统一的街道和楼房编号，在国内看起来很简单的调查工作，在安哥拉却成了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因此要想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信息，必须依靠国内战区的支援。
后方战区迅速向安徽省公安厅刑侦总队下达命令，要求务必在最短的时间内，查明曾涛和刘旭的情况。在国内的民警们心里清楚，对于在前方战区的兄弟们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就是胜利。安徽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派员将肥东县去往安哥拉务工人员的名单调出来逐一排查，发现叫同样名字的人有好几个。他们根据前方战区提供的相关信息仔细比对，最后确定赵东说的曾涛和刘旭仍在安哥拉。
工作组在安哥拉警方的配合下，找到了曾涛和刘旭。曾涛告诉工作组，那个老方真名叫方胜江，是在安哥拉的"江苏帮"老大。同时，曾涛还证实，方胜江参与了多起绑架犯罪。
于是，在安哥拉的工作组向后方战区指挥部杨东政委作了汇报，要求国内战区调查方胜江的个人情况并追查其下落。
方胜江成为目前案件最关键的突破口。
刀尖上的舞蹈
在国内战区寻找方胜江的时候，工作组又找到了在安哥拉的几位受害人，并根据曾涛提供的信息，掌握了一些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证据，基本弄清了害群之马"福清帮"和"江苏帮"的作案规律。
这些绑架犯罪团伙有一整套实施犯罪的程序。第一步是寻找绑架对象，也叫"划线头"，就是由熟悉绑架对象的人，提供绑架对象的名字、职业和经济状况。划线头的人一般都是被绑架人的老乡或朋友；第二步是派专人跟踪锁定绑架对象，了解其生活规律，确定绑架的地点和方式；第三步就是派人在路上或是直接去家里实施绑架；第四步是由"说客"假装说情，商谈赎金金额。担任"说客"的人，一般都跟被绑架人关系密切，同时跟绑匪熟悉，有的甚至跟绑匪沆瀣一气；第五步是确定交纳赎金的方式和地点，有的是由被绑架人的家人和朋友直接将赎金送到指定地点，有的是将赎金交给"说客"；第六步是确定放人的地点和方式，一般情况下绑匪都会将被绑架人拉到荒郊野外，远离作案现场，然后给被绑架人的亲友打电话，让他们去领人。
工作组根据犯罪团伙作案的程序，以及受害人讲述的过程，开始寻找犯罪嫌疑人的落脚点，还有他们关押受害人的场所。然而在安哥拉，因为针对中国人的持枪抢劫案件多发，中国公民很少有徒步外出的，外出都是开车，甚至是开着防弹车。
在安哥拉务工经商的一些中国公民痛恨中国籍犯罪团伙的罪恶行径，给工作组提供了很多支持。他们在安哥拉做生意多年，熟悉罗安达的街道，经常驾车拉着工作组民警外出踩点。本菲卡地区是中国公民遭绑架最多的地方，"那里太危险了，能不去最好别去。"他们说。
但是，越危险的地方，越可能寻找到犯罪分子的老巢。吴仲飞、陈士渠带领工作组民警根据受害人提供的线索，多次深入本菲卡地区踩点。有一天，他们的车经过一个赌场，发现赌场门前的两个安哥拉保安一直用枪瞄准他们的车玻璃，随时都有开枪的可能。参与踩点的福建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王锡章说："其实我心里很紧张，每次踩点回到宾馆，都是一身汗。"
在采访福清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王丽朝的时候，王丽朝证实了王锡章的说法。他说由于安哥拉是产油国，油比水便宜，加之关税、购置税低，买车的人很多，几乎所有的街道都很拥堵。有的街道很窄，车子在街道上行驶的时候，经常会从道路两边伸出黑洞洞的枪口，对车内的人进行抢劫。有时候，歹徒还会骑着摩托车在拥堵的路段来回穿梭，发现可以抢劫的对象，就会用枪对准车内的人，你再有能耐也无法逃脱。
王丽朝说，有一次工作组的车子在路上因堵车而进退不得，中央台记者的摄像机隔着车窗玻璃拍摄外景，招致安哥拉人不满，一伙安哥拉人扑到车旁，用砖头、石块砸车玻璃，情况非常危险，多亏为工作组开车的安哥拉司机下车解释了半天，才躲过一场灾祸。
为了让在国内的妻子放心，王丽朝每天都要给妻子发一条短信报平安。有一次回宾馆太晚了，加上又累又困，倒在床上就睡着了，第二天发现自己的手机里有一大堆微信，都是妻子发来的，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
工作组中有一位特殊的成员，他是福清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林世铨。因为警察在境外办案，如果搜集的证据不充分，回国后很难二次补充证据。另外，有的证据在境外获取后，国内检察官是否认定有效，也是个难题。为此，福清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特地邀请检察官林世铨随行，指导他们的工作。林世铨在宾馆跟副大队长王丽朝住一个屋子，常常跟王丽朝一起外出踩点。
林世铨说，有一次去荒郊野外实地勘查受害人被绑架的地方，远处几个安哥拉人大声朝他们喊叫，提醒他们前面危险。经过多年内战，罗安达郊外很多地方都是雷区，政府无暇顾及。他当时走在王丽朝身后，听到喊声心里很害怕，已经站在原地不动了，但看到王丽朝义无返顾地朝前面走，自己也挺起腰杆跟了上去。
"这次亲眼看到警察办案的艰辛和危险，我对他们更加敬重了。"笔者在采访林世铨的时候，他非常动情地说。
工作组在安哥拉的危险，不仅仅是暗箭冷枪，还有艾滋病和疟疾等多种疾病。安哥拉环境很差，蚊虫满天飞，很难防范。民警们外出踩点，经常出入那些杂草丛生的荒地和破败的院落，必须事先在身上涂抹一些药水。有一天下午，因为屋子空间狭窄，王丽朝打开窗户透口气，没想到飞进两只蚊子。"我们俩折腾了半夜，直到消灭了两只蚊子，才敢安心睡觉。"王丽朝说。
最让队员们受不了的，是在安哥拉的一日三餐。那里几乎找不到中餐，自助西餐又贵又难吃。林世铨说："后来我闻到那些菜味就恶心，每次吃饭都恶心得要呕吐。"工作组的民警们几乎每顿都吃速食面，到最后闻到速食面的味道也觉得恶心了。有一天晚上林世铨躺在床上，对王丽朝许愿说："等回国后，我一定请你去吃活鱼火锅。"
经过十天的明查暗访，冒着随时被枪击的危险，吴仲飞、陈士渠带领工作组民警早出晚归，摸遍了罗安达六个区的大街小巷，初步掌握了罗安达本菲卡区、圣保罗区等数个犯罪分子可能藏匿的窝点及涉嫌拐骗、强迫中国妇女卖淫的场所，为开展抓捕、解救行动做足了准备。
尽管工作组民警在安哥拉的每一天都时刻面临生命危险，但当他们的侦查工作取得突破的时候，那种快乐真是无以言表。公安部刑侦局局长助理吴仲飞感慨地对笔者说："我们那是在刀尖上舞蹈呀！"
国内战区的硬汉子
随着一些线索的深入调查，工作组发现有很多起绑架案、强迫卖淫案都与方胜江有直接关系，以方胜江为首的"江苏帮"成为工作组打击的重点，于是国内战区的中心转移到了江苏省海门市。
笔者去海门市采访的时候，刚走进他们的作战指挥室，就看到墙上有一行醒目的大字："5?11"专案作战指挥部。另一面墙上，张贴着海门市公安局制作的罗安达市本菲卡区的地图，上面标注了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的场所坐标，有局部放大图也有俯瞰全图。这些地图是他们用"谷歌"搜索制作的，为前方战区寻找犯罪嫌疑人藏匿的地点和作案场所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仔细观察整个作战室，仿佛还能感受到那些没有散尽的硝烟。作战室的环形桌子上，摆放了两台电脑，桌子上堆了许多犯罪嫌疑人的资料。海门市公安局负责"5?11"专案的江新忠副局长告诉笔者，前些日子，刑侦大队的几个民警都吃住在作战指挥室，随时跟前方战区保持联系。江新忠副局长也是老刑侦出身，个子不高，身材偏瘦，看上去非常精干。江副局长说："我们知道前方战区的工作组很不容易，在国内很简单的一件事，在安哥拉做起来却很难，我们都想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减轻他们的压力和负担。这个专案，他俩可是立了大功。"江新忠副局长指了指站在笔者面前的两名民警——海门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倪平和副大队长吴华，两人都长得很敦实，一看就是两条硬汉子。
5月份，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带领秘密小分队去安哥拉摸底时，发现犯罪嫌疑人主要来自福建、安徽和辽宁，江苏这边不是重点，所以就没有选派江苏刑警去安哥拉。后来，工作组通过讯问曾涛发现来自江苏的犯罪嫌疑人是绑架团伙的骨干，以方胜江和沈亚斌为首的"江苏帮"竟有十多名涉嫌绑架的犯罪嫌疑人。
各种信息表明，方胜江已经离开安哥拉回国了。于是后方战区给江苏省海门市公安局刑侦大队下达了抓捕方胜江的命令。大队长倪平说："我们接到命令，傍晚赶到方胜江老家三阳镇福山村。"
刑侦大队的五六名民警，在倪平和吴华的带领下，悄悄将方胜江的房屋包围起来。屋内亮着灯，大门敞开着，人是否在家里？为防打草惊蛇，他们派人进去探虚实，结果发现方胜江家中没人。"我查看了门口，发现有一条很新的车辙印，说明刚刚开车离开。"细心的吴华说。
经过分析，倪平断定方胜江只是临时出门，并不是听到风声溜掉了。于是大家在周边隐蔽好，等待方胜江自投罗网。大约晚上十点多钟，远处村路上出现一辆面包车，车灯忽闪着朝方胜江家驶来，所有人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就在这时候，面包车突然停下来，民警们的心一紧，难道方胜江发现了什么？后来才知道，有一位村里的治安巡逻员因为来不及躲避，跟方胜江的车打了照面。方胜江认识这个治安巡逻员，下车打招呼，很热情地问："你在这里干啥？"
治安巡逻员心里说，干啥？就等你。心里这么想，嘴上却说："巡逻呗。"
方胜江没起疑心，把面包车直接开进了院子。车停稳后，他和妻子刚下面包车，早已埋伏在周边的民警突然将方胜江围住。方胜江愣了一下："你们要干什么？"
倪平问："你是方胜江吧？"
方胜江点点头。
吴华说："有些事情想跟你了解一下，跟我们走吧。"
其实这时候，方胜江心里已经明白了，他知道此时反抗没有用处，只得说："好好，我跟你们走。"
离开家的时候，方胜江回了一下头，看了一眼傻愣着的妻子，还有熟悉的院子。他不知道这一走何时才能再回家。
抓获了方胜江，大队长倪平立即报告公安部刑侦局。后方战区坐镇的刑侦局政委杨东，在第一时间将这一情况通报给前方战区的工作组。陈士渠非常兴奋，要求海门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立即讯问方胜江。"只要打开方胜江的嘴，很多案件都能水落石出。"陈士渠叮嘱海门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绝不能放过一丝一毫的线索。
然而，狡猾的方胜江被押回海门市公安局后，却并不老实交代，问他有关安哥拉的情况，他避重就轻，只是讲述去安哥拉务工的经过，不承认自己的犯罪活动。方胜江长了一脸横肉，三角眼，看上去就不是个善主儿。
吴华说："最初我们并不了解方胜江在安哥拉的犯罪事实，只是执行前方战区的抓捕命令，却不知道从何下手讯问方胜江。而且按照法律规定，拘押方胜江的时间不能超过二十四小时。"
倪平说："但是陈士渠主任给我们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不能放了方胜江，一定要查清他的犯罪事实！"
前方工作组得知方胜江不开口，非常焦急。陈士渠布置工作组多方搜集方胜江涉案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大量证据，支援后方的讯问工作。
海门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民警们明白，时间对于前方战区的兄弟们太重要了，现在他们在安哥拉度日如年，时刻处在危险之中。一旦方胜江溜掉，再想抓到他就更费周折。不能长时间拘押，又不能放人，只有一条路，就是尽快让方胜江说话。于是，倪平请求前方战区尽量多提供一些方胜江在安哥拉涉案的证据，作为讯问的突破口。同时，他们向江苏省公安厅刑侦总队请求支援，希望刑侦总队派出讯问专家支持他们的工作。恰巧，省公安厅刑侦总队举办"预审培训班"，很多专家都去培训班为学员们授课。刑侦总队通知培训班上的三名预审专家，连夜赶到海门市公安局。
凌晨一点多，预审专家来到海门市公安局。大家顾不上休息，立即开会研究如何攻克方胜江。早晨五点多，预审专家根据方胜江的特点和前方战区传回来的资料，制订出一套预审方案。倪平和吴华立即赶到看守所，再次组织讯问。
方胜江终于开口说话了，而且一开口就如决堤的黄河一般。民警们都震惊了，没想到方胜江在安哥拉干了那么多坏事。当问他在安哥拉实施了几起绑架案时，他竟然要扳着手指来算，后来意识到自己双手被铐住，于是仰起头，嘴里念念有词。
方胜江初步交代，以他为首的"江苏帮"有十几个人，但并不都是江苏人，其中还有湖南、安徽等地的。他们在安哥拉制造绑架中国公民案件九起、勒索赎金折合人民币八百余万元。同时，方胜江还揭发"福清帮"在安哥拉绑架、杀害中国公民案件四起。
海门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将他们讯问的成果以最快速度传到前方战区。副大队长吴华在"谷歌"下载了罗安达市本菲卡、噶妈妈等地区的地图，详细标记了方胜江供述的犯罪地点和一些犯罪嫌疑人的落脚点，为安哥拉工作组提供了精准有力的支持。
前方战区和后方战区快速的信息沟通和密切配合，使那些隐藏的犯罪嫌疑人一个个浮出水面，成为"网"中之鱼。
疯狂的"江苏帮"
毫无疑问，方胜江是"江苏帮"的老大，是实施绑架次数最多的人。方胜江2008年去的安哥拉，最初帮别人开车打工，于年底回国。第二年春天又去了安哥拉，自己买了一辆车跑运输。这期间挣了一些辛苦钱，大约三十多万元人民币，都寄给了老婆。
2009年11月，一次偶然的机会，方胜江去了福清人沈孟军开的小姐店嫖娼，认识了沈孟军，两人从此混在一起。这个小姐店，是沈孟军跟老乡王岩合伙开办的，到了2010年7月，王岩退出，方胜江作为股东跟沈孟军合作。在这期间，他又认识了王向兵、严玉昆、蒋一鼎等人，跟着"福清帮"的人参与绑架犯罪。
最初方胜江只是负责开车，分几个小钱儿。后来他看着沈孟军来钱这么简单，于是萌发了另立山头的想法。2010年9月中旬的一天，严玉昆和蒋一鼎给方胜江打电话，说有事情商量，几个人在一个小姐店聚会。蒋一鼎对方胜江说，我们俩不跟"福清帮"玩了，咱们三个人作好了。这个想法跟方胜江一拍即合，于是几个人就在本菲卡区租赁了一个大院和几间房子，开始物色绑架对象。
过了三天，方胜江遇到了一个江苏如皋的老乡陈伟，得知陈伟在一个上海老板的建筑公司打工。陈伟说了很多老板的坏话，方胜江问这个上海老板有没有钱，陈伟说他太有钱了。"那我们就弄弄他，搞点儿钱用。"方胜江说。
方胜江把事情告诉了严玉昆和蒋一鼎，他们很快准备了绑架的电线和胶带，又找朋友借了一辆车。三个人进行了分工，方胜江负责开车，去把上海老板骗出来，严玉昆和蒋一鼎负责绑架。方胜江又去找陈伟了解老板的活动规律，承诺绑架成功后给陈伟好处费。陈伟介绍了老板家中的一些情况，把老板的手机号码给了方胜江。当天下午，方胜江就开车拉着严玉昆和蒋一鼎去老板家附近守候，结果无功而返。
第二天，方胜江给陈伟打电话，说这个上海老板不好搞。陈伟说，老板有个弟弟也做工程，也很有钱，工地就在他哥哥东边不远的地方。于是方胜江几个人开车来到这个工地，发现墙外竖着一块广告牌，上有老板的名字和手机号码。这个老板叫乔永。
后来，乔永回忆说，大约是9月底的一天，有人给他打电话，说要买他的涂料。当时他没时间，也没跟打电话的人多说话。可是第二天那个人又来电话了，还是买涂料的事，并约好去罗安达市本菲卡区的中国饭店附近商谈。
方胜江说："我跟卖涂料的老板约好后，就给陈伟打了电话，让他去老板门口守着，等他出来的时候，看车上还有没有别人。"
乔永吃过午饭，开车出了家门。这时候，陈伟早就把信息告诉了方胜江，说我们老板弟弟开了一辆白色福特车，车上就他一个人，车厢上涂着广告，很好辨认。
乔永来到中国饭店附近的公路边，发现那里停了一辆皮卡车，司机老远就向他招手。方胜江跟乔永说，自己的工地就在前面。方胜江开车带路，让严玉昆和蒋一鼎上了乔永的车。方胜江开车上了一条土路，开出几百米远，经过一片小树林，方胜江一个急刹车，乔永也紧跟着刹车。刹车就是他们动手的暗号。这时候，蒋一鼎用手枪顶在乔永的后脑勺，严玉昆快速拔掉了乔永的车钥匙。
两个人把乔永拖下车，塞进了方胜江的车内。方胜江开车去寻找关押的地方，这时候严玉昆和蒋一鼎已经跟乔永摊牌了，说他们刚来安哥拉，想跟乔永借点儿钱。乔永明白自己被绑架了，说："我真的没钱，家里只有一万多美元。"他的话刚说完，蒋一鼎就用手枪狠狠地砸他的头，砸得他眼冒金星，满头是血。
方胜江开车转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找到可以关押的地点，后来转到海边的一片小树林，索性停下了车，跟乔永谈赎金，开价二十万美元。乔永还是说自己没钱，方胜江就把乔永的家底抖搂出来，还说出了他哥哥的名字。乔永当时很纳闷儿，绑匪怎么这么熟悉自己的情况？后来，蒋一鼎抢走了乔永的手机，从里面找到了乔永哥哥的电话。
乔永事后回忆说："他们打通了我哥哥的电话，说如果不给钱，就让我哥哥等着给我收尸。后来讨价还价，谈好十万美元放人。"
蒋一鼎跟乔永的哥哥通话后，又打通了乔永老婆的电话，把手机给了乔永。乔永跟老婆说："我被绑架了，你赶紧去三哥那边，他知道情况。"
乔永老婆凑够了钱给方胜江打电话，询问交钱的地点，方胜江说在本菲卡区的一座教堂后面。晚上六点多，方胜江留下严玉昆看守乔永，他和蒋一鼎去了指定地点，从乔永老婆手里拿到了钱，临走时扔话说："等会儿就把你老公放了。"
方胜江和蒋一鼎回去后，和严玉昆开车拉着乔永，开到一个路口，把乔永从车上丢下去。三人回到租赁的房子，每人分了一万五千美元，给了提供线索的陈伟五千美元，剩余的钱买了一辆吉普车，作为今后绑架的工具。随后两个月内，方胜江等人利用这辆吉普车，接连绑架了十几个中国公民。
2011年1月，犯罪嫌疑人李晓林给方胜江"划线头"，要绑架在罗安达市本菲卡区车辆专卖店的北京女老板童欣。李晓林用几天时间摸清了童欣店内的情况，严玉昆和蒋一鼎假装去买车，在周边进行踩点。后来，方胜江又联系了两个江苏老乡向海江和唐跃，密谋绑架童欣。
一天傍晚八点钟，方胜江开车在距离童欣店铺三四百米的地方等候，严玉昆、蒋一鼎、向海江和唐跃四个人冲进店内绑架了童欣，他们用胶布捆绑她的双手，用黑布袋子套住她的头，把她塞进了吉普车内。在中国饭店旁边的小树林里，他们逼着童欣给亲友打电话送钱来。开始童欣态度强硬，说自己没钱，几个人就将她暴打一顿，然后把一个铁桶丢在童欣面前，说不给钱就把她杀了，装进桶里埋掉。这下子，童欣的心理防线被摧垮了。最后双方讨价还价，谈好赎金十五万美元。不久，童欣的会计把钱送来，这才破财免灾保住性命。
在安哥拉的中国籍犯罪团伙，最初以"福清帮"为主，后来许多人跟方胜江一样，一个个从团伙中分离出去，另立山头，于是作案团伙越来越多。有时候他们独立作案，有时候几个团伙联手作案，气焰越来越嚣张。
江苏籍犯罪嫌疑人沈亚斌，2010年12月去安哥拉，第二年5月就回国了，不到五个月的时间，竟然作案四起。最初几次是跟着方胜江混的，后来觉得不过瘾，就萌生了要单干的念头。这时候，跟着方胜江混的李晓林也想脱离方胜江，于是跟沈亚斌说："我有个单子，咱们自己做吧。"但是就他们两个人势单力薄，又没车辆，于是李晓林又找来了自己的两个老乡，还搞来一辆丰田霸道越野车，目标锁定一位做建筑的老板。这笔"单子"，是他们的老乡薛南介绍的，最初薛南介绍给了方胜江，方胜江答应事成后给薛南总赎金的10%作报酬，薛南觉得太少，就不跟方胜江做了，把"单子"介绍给了沈亚斌和李晓林。沈亚斌当场答应给薛南20%的提成。
沈亚斌对这位搞建筑的老板跟踪了二十多天，摸清了他的活动规律。一切准备就绪，李晓林开着丰田霸道去了本菲卡区高速公路旁的一个建筑工地，绑架了这位老板。
这位老板叫徐国，四川人。后来他回忆说，4月30日上午八点，他正在噶妈妈区工地的办公室里，门突然被推开了，三个中国人站在他面前。他问："你们有什么事？"
一个男人说："找你做建筑工程。"说着，这个男人掏出手枪对准了徐国，另外两个人快速将徐国摁在办公桌上，逼他打开了保险柜。
闯进来的这三个人是李晓林和他的两个老乡。
保险柜内只有一万多美元，三个人抢了钱，又将徐国强行拖出屋子，当时他身上只穿着短裤和背心。徐国拼命挣扎，被几个人拳打脚踢，塞进了在外面等候的越野车内。
车上坐着放风的沈亚斌。上车后，几个人把徐国捆绑起来，还把他的眼睛用胶布封住。徐国觉得很奇怪，工地的大铁门总是紧闭着，而且请了一位安哥拉保安看守，来访者必须通过大门上一个小方孔亮明身份后才能放行。后来才知道，那天他被绑架的时候，正好安哥拉保安去打水了。
徐国被关进了一个小黑屋。开始他不答应交赎金，沈亚斌就不给他饭吃、不给他水喝，两天后他无法支撑了，把自己侄子的电话给了沈亚斌。之后的五天里，沈亚斌一直跟徐国的侄子谈赎金。沈亚斌早就想好了，干了这一票就回国，于是咬定赎金二十四万美元不松口。到了第七天，侄子担心叔叔出事，只好将二十四万美元的赎金交给了沈亚斌。
沈亚斌拿到赎金，给了李晓林和那两个老乡十二万，自己留了十二万，说要分给薛南一部分，事实上他并没有给薛南，一个人独吞了。
沈亚斌在向民警交代的时候说："我想反正回家不做了，就黑吃黑，不分给他了。"
安哥拉对于美元流出控制很严，沈亚斌为了把十二万美元带回国内费了不少心思。他把美元分成若干份，捆在自己身上，然后准备了很多礼包，在机场过安检的时候，遇到一个安检人员，就塞上二百美元，总算混过关卡。他原以为在安哥拉"捞一把"，逃回国内就万事大吉了，没想到一年后还是落网了。
残忍的"福清帮"
在安哥拉的中国警方工作组弄清了以方胜江为首的"江苏帮"的犯罪事实后，以沈孟军为首的"福清帮"也随之被牵扯出来。
沈孟军是福建福清人，1976年出生，1994年因打架被劳教一年，1999年因抢劫被判刑四年。去安哥拉后，他先是跟人合伙开了一家医院，没挣到钱，于是就买了两支手枪、三支冲锋枪，从事绑架犯罪活动。他的同伙杨建民和周耀峰也都有前科，这几个人干起坏事来，比"江苏帮"更心狠手辣。
2010年3月，杨建民、王向兵等人持冲锋枪和砍刀，去一个安哥拉人开的公司抢劫，被警方抓获，后来沈孟军通过当地人将杨建民和王向兵保释出来。从此，杨建民和王向兵就成了沈孟军的忠实走狗。
沈孟军在开小姐店的时候，山东老板张祥去小姐店玩耍，将店里的一个小姐带走，成为自己的姘头。沈孟军非常生气，说这个小姐走后，店里的生意冷淡了，于是多次打电话恐吓张祥，还让张祥的生意合伙人梁超捎话，声称如果不拿出二十万美元，一定不放过张祥。后来在梁超的调解下，张祥拿了五万美元消灾。
但这事并没有结束。尝到甜头的沈孟军，又指使周耀峰、杨建民以同样的借口向张祥索要钱财。2010年10月的一天，周耀峰和杨建民带领一伙人去了张祥的住处，将他劫持到罗安达市环城高速公路旁的树林里，对其进行殴打，勒索赎金二十万美元。张祥不答应，沈孟军就将汽油浇到他身上。沈孟军说："你再不答应，就把你点了！"
张祥说："你就是把我烧成灰，也没这么多钱。"
浇汽油没吓住张祥，沈孟军给了张祥一把铁锹，让他自己挖一个坑，说要把他活埋。张祥似乎很听话，立即挖了个大坑，主动跳进坑内，对沈孟军说："你们埋吧，反正我没二十万美元，我要是有那么多钱，能不想活着？"
沈孟军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不怕死的人。杀人不是他们的目的，费了半天力气绑了个人，一无所获太可惜了，于是就又给张祥的合伙人梁超打了电话。梁超约了周耀峰和杨建民在中非酒店谈判，最后又付了七万五千美元的赎金才算了事。
2010年12月6日，沈孟军又瞄准了在罗安达市维亚纳区经营水泥店的老板刘凯。中午在中非饭店请向海江吃饭，沈孟军对向海江说："最近有个'单子'，请你帮帮忙。"
向海江一听就知道他们又要绑架了。沈孟军给了向海江一个电话号码，说这个人是做水泥生意的，你去把他约出来。下午两点，向海江就给刘凯打电话，假装买水泥，约他在公司后面的坟场附近见面。三点钟，向海江开着英菲尼迪轿车去了约会地点，又打电话跟刘凯联系。过了几分钟，刘凯出现了。两个人刚聊了一会儿，沈孟军带着周耀峰、杨建民、王向兵等人，驾驶一辆丰田越野车冲了过来，用枪顶住刘凯说："你要乱动，就打死你！"
刘凯当时吓傻了，没敢反抗。为了不让刘凯产生怀疑，几个人把向海江一起摁倒了，捆绑起来蒙上眼睛，塞进越野车的后备厢里，拉到了一个偏僻处，关押在黑屋里。随后，沈孟军打电话给刘凯的姐姐，索要赎金一百万美元。过了一会儿，杨建民就把向海江拉到隔壁房间，给他松了绑。向海江的戏演完了，躺在床上休息了半个小时，就开着自己的车走了。
黑屋里只剩下刘凯一个人，沈孟军等人轮番打骂折磨他，让他给姐姐打电话，快点儿送钱来。刘凯的姐姐刘丽是个很聪明的人，她在跟沈孟军通话的时候，把全部通话录了音。次日晚上八点多，刘丽凑了二十二万美元送给了沈孟军，将弟弟刘凯赎了出来……
在后方战区的大力支持下，前方战区的工作小组基本掌握了"江苏帮"和"福清帮"的犯罪事实，并对犯罪嫌疑人居住的窝点和犯罪现场进行了仔细勘查。同时摸清的，还有几个拐骗、强迫中国妇女卖淫的场所。
距离收网的日子越来越近，工作组的气氛也越来越紧张了。民警们都知道，一旦犯罪分子有了警觉，一定会拼个鱼死网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