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字别解：中国字"拐"，真是很贴切。若拐，一则要有手段（提手旁），二则要善词令（口字头），三要有实力（力作底），缺一不可。
——摘自作者手记
"对不起，又发案了！"
邓俊，贵州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大案处副处长，高大、漂亮，与著名电影演员岳红有几分相像，美中不足的是脸蛋儿稍胖，且有两块"高原红"。2011年5月13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有关她的专题宣传短片，要知道她可是荣获了第四届"我最喜爱的人民警察"提名呢！被提名、被宣传的人民警察众多，一时百舸争流、竞争激烈。要说一个人没有一点儿虚荣心，那是假的，邓俊半抱希望半含担心地等待着，结果出来了，邓俊虽然没有当选，但获得了提名奖也不错，何况还被授予"全国公安特级优秀人民警察"的光荣称号呢！她稍稍"纠结"了一下，翻页！接着打拐。
邓俊打拐已经打了十八年。
1987年，邓俊从中国刑警学院毕业后回到老家贵阳，到省公安厅报到。厅领导先后派她到安顺市某派出所、贵阳市云岩刑警队锻练，这一点很重要，这是刑警学院学到的书本知识与基层治安刑侦工作的一次"亲吻"。1991年，她又到贵阳市公安局预审处参加预审工作，这一点又很重要，这是青年刑警与犯罪嫌疑人最直接的"亲密接触"。1992年，经过四年历练的邓俊披着满身征尘到省公安厅刑侦处上班，这时的她，因为又上了四年"基层大学"，已经成为一名相当老练的刑警了。
1993年，打拐科成立，她走进了打拐战场，风风雨雨地一路走来，眼看着战友破大案、立大功，叱咤风云，自己却守着"小儿科"艰难前行，不禁有些落寞。在邓俊眼里，刑警这个职业有点儿像医生，人没病，不会找医生，同样，人生若不与犯罪交叉，也不会找刑警。如果把处理杀人放火案件的刑警比作"定点切除"的外科大夫，那么，和人贩子、被拐妇女儿童打交道的邓俊，就像个小儿科医生，而且是内外科兼修。被拐儿童是个特殊群体，他们不会说不会道，认知能力差，倏忽间被人贩子卖到千里之外，即便有一肚子苦水也倒不出来。有一年，邓俊侦破了一起大案，一下子带回六十多个被拐儿童，那一双双惶恐、无助的眼睛，时时出现在她的梦中，让她辗转难眠……
就在邓俊一边打拐一边修炼"小儿科医术"的十几年间，对她的褒奖不期而至。邓俊先后荣立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一次，还荣获了"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2008年，她被推选为贵州的奥运火炬手，短短二百米，情深意长，群众对她的感激之情岂是能用尺子量的？
……贵州，我的贵州，我那"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量银"的贵州啊！
今天贵州的部分地区，在战国时属于楚国的黔中，秦王朝在此设黔中郡，唐王朝在此设黔中道，建黔州郡，设黔州都督府。代代相循，便是贵州简称"黔"的由来。"贵州"的名称，始于宋朝，至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设置贵州承宣布政史，正式建制为省。也许是宋朝的敕书中有"惟尔贵州，远在要荒"，其中的"荒"字令人印象深刻，因此人们总是记住了"荒"字，而忽略了"要"字。加上"夜郎自大"、"黔驴技穷"两个带有贬意的成语广为流传，贵州就被长时间地安放在"远且荒"的悲凉亭上。其实稍有历史探寻精神的人都知道，所谓"自大"，确实与地处偏远有关，当年夜郎国的人并不知道山外有山，好奇地问了一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么？"于是就被戴上了自大的帽子；而所谓黔驴，其实来自外地，寓言的第一句便是"黔无驴"嘛，怎么就成了"黔的驴"了呢？
深切记住贵州之"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现代史上，贵州两次被提上重要位置：一次是长征中的中国工农红军在贵州的遵义开了一个重要的会议；一次是在"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部署实施过程中，贵州作为中国的三线，成了战略纵深的要地，至今如此。更为重要的是，当年解放大西南时，在贵州留下了大批忠诚的军人、干部，如今他们的后代已经成为建设贵州、保卫贵州的栋梁之才。
邓俊并不因家乡处在西部欠发达地区而自卑。家乡的确穷，但这并不是把孩子拐卖出去的理由。她最反感的，是那些收养被拐卖儿童的"养父母"们的托词："我们这里经济发达生活好嘛，孩子到了我这里吃香的、喝辣的，舍不得走哩！"
"呸！"邓俊气愤地说，"妈妈再穷，早上也要煮一锅饭放在那儿给孩子吃。什么'养父母'？我不同意这么叫。把别人的孩子拐来，还觉得对人家有恩？可笑！"
曾经有一个男孩儿，聪明又可爱，父母都是盲人。人贩子一下子拐了他兄弟两个。邓俊把两兄弟解救回来不久，小弟弟病死了，男孩儿一个人一边上学一边照顾父母，好懂事，也让邓俊好心酸。她听公安部打拐办陈士渠主任说，中华少年儿童慈善基金会筹集到一笔基金，专门补助贫困家庭的被拐儿童，于是从基金会那里申请了三万块钱供男孩儿上学。将来男孩儿上了大学，邓俊还要继续为他申请补助。
刑警胆、慈母心，还有什么职业情怀能让人这般感动？
2010年10月以来，集铁血与柔情于一身的邓俊，越来越关注遵义连续发生的拐卖儿童案，她在贵阳、遵义之间来来回回起码跑了十次以上，可是案件仍然一发再发……凭着丰富的打拐经验和实地勘查，她向遵义警方提出派人在易发案地点守候等工作要求，同时向公安部打拐办上报情况，再把公安部、省公安厅的批示转达给遵义，还把2011年六一节的"打拐防拐"专题宣传会场放在遵义，可是——
遵义红花岗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朱林走进邓俊的办公室，敬了一个礼，说："对不起，又发案了！"
这一天，是2011年8月9日。
两封电子邮件
柳如钢是个生意人，别看没啥文化，在做小买卖方面的精明堪称当地的比尔?盖茨，同时，他又是被拐儿童家长到贵州省政府门口上访的领头人。他三岁半的儿子宁宁于2010年1月11日在遵义红花岗一带"人间蒸发"，从此，"精明"变成了"精神（病）"，柳如钢睁开眼，仿佛看到儿子的笑脸；闭上眼，却听到儿子的哭声。为了找回宁宁，他上穷碧落下黄泉，整个人变成了"空中预警机"，时时刻刻打开思想的雷达，扫描着一切可能发现的空间。很快，他收集到一个重要信息：互联网对打拐极有帮助，贵州省公安厅有厅长信箱，而且公安部打拐办的陈士渠主任也有打拐QQ群和微博。恨只恨自己不会用汉语拼音发信息，一时又学不会五笔字型，然而，大活人还能让尿憋死？"盖茨"决定买一部能手写的手机，很快就学会了手机上网，于2011年4月份联系上了公安部打拐办一把手陈士渠，向他讲述了自己儿子被拐的事，以及遵义连续发生儿童被拐案件的情况。陈士渠得知后，向贵州省公安厅发出询问，请他们核实情况，以便公安部打拐办采取进一步措施。而柳如钢也没干等着，而是双管齐下：给省公安厅厅长信箱发邮件报告情况，心想有枣没枣打一竿子试试！
5月11日，正是宁宁被拐十六个月的整日子，柳如钢连发两封电子邮件给省公安厅一把手崔亚东，第一封邮件里反映了遵义市红花岗区和汇川区相继发生拐卖儿童案件的情况；第二封邮件里建议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否则，被拐的孩子会更多。
手指一点，信件发出，结果如何呢？柳如钢心里唱起了《忐忑》。
不久，崔亚东，贵州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这位身材不算高大、相貌相当清秀、儒雅得宛如大学教授的资深高级警官，他收到这两封信了！
看罢，崔亚东连续作了两次批示。第一次批示道："所反映的情况请认真核查，报告结果。"套用电影《天下无贼》里的台词，这意味着厅长"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第二次批示道："连续收到反映遵义拐卖儿童的来信，望引起高度重视，认真查处。"这意味着厅长加了码，不但要求报告被拐儿童的情况，还要看到案件调查的结果！主管刑侦的副厅长赵翔批示："请刑侦总队、遵义市公安局按崔厅长批示办理。"
柳如钢自然是看不到这些批示的，所以心里一直唱着《忐忑》，他也不了解崔亚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警察大官儿，能不能管他家的事儿。何止是柳如钢啊，即便是贵州省公安厅的警察也不见得了解崔厅长的一二三呢！
崔亚东曾任安徽省公安厅厅长，他在警界名声大振，部分缘于几年前"大接访"中的一起大案。此案发生于1992年，郑老汉的两个儿子在运货途中被同行车主杀害，抛尸荒野，但案件久侦未破。郑老汉为此上访了十三年，而崔亚东接到老人的上访信后，指挥精兵强将在十三天内将此案侦破。这个典型案例被拍成内部专题片，在2005年年底召开的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播放，引起一片好评。
4月21日，合肥先行一步，4月23日，全省县级公安机关动了起来，工作方案为：清理旧账，不欠新账。
六天后的4月29日，郑老汉的上访材料递到时任安徽省公安厅厅长崔亚东手里，接着出现了上访十三年的案件十三天侦破的结果！公安部宣传"大接访"的内部电视专题片摄制组采访了崔亚东。面对镜头，他却没有一丝笑意，而是沉重地说："（郑老汉）那封申诉信，写得非常悲惨，看到那封信，仿佛就在字里行间看到这个老人，含着悲愤，含着一种期盼。他是2003年写的信，说十一年了，他是怎样艰辛地进行上访的。即便是到了这个地步，他在信里还是表示：我相信公安机关，我相信我儿子的案件总有一天能够破获！"
群众对党对政府九死不悔的信任，更激发了崔亚东和战友们的反思，加速了侦查办案的节奏。崔亚东和全国公安民警是一个心情：欠老百姓的感情账要用真诚和爱心来还；欠老百姓的法制账要用公平和正义来还；欠老百姓的经济账要用物质和精神来还！
在他的指挥下，对杀害郑氏兄弟的凶手王才均和帮凶张文启的抓捕行动于5月11日告捷。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一个时间上的巧合，相隔六年后，又是5月11日，这天柳如钢向崔亚东发出了两封邮件，同样受到崔亚东的重视，只不过事发地点从安徽挪到了贵州。
2011年10月25日，贵州省公安厅在遵义举办寻子认亲会。遵义警方不但抓获了一干犯罪嫌疑人，还一口气解救回十五名被拐儿童。
柳如钢举着一面写有"为国为民，情系群众"的锦旗，坐在最前排，眼巴巴地盼着儿子宁宁的身影早些出现。柳如钢留着小平头，脸颊瘦削，脸色微黑，两只眼睛炯炯有神，由于不时有记者把话筒或镜头对着他，于是表情又多了几分矜持。
天上飘着小雨，把绿荫环抱的遵义搞得一片灰蒙蒙、湿漉漉的，令纪念广场周边的黔式建筑群显得多少有些凝重。好在有满天挂着"孩子，欢迎回家"等标语的巨型红气球张扬着喜气，一支警察乐队演奏的《今天是个好日子》的曲调与锣鼓队的大妈们战天斗地的锣鼓声鼓荡交汇，直冲云霄，听得人浑身发热。无论是与会警官、被拐儿童家长，还是上千群众，都丝毫不受阴冷天气的影响，丝毫不理会雨水浸湿了衣衫，个个伸着脖子往主席台上看，议论着这个是谁谁谁，那个是谁谁谁。扛着"长枪短炮"的记者们则像从蜂巢里飞出来的蜜蜂一样，嗡嗡地一会儿围着被拐儿童的家长转，一会儿围着讲话的领导转。会场周边是众多挤不进去的群众，他们在参观宣传板报，十几块展板有如连环画，把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人们看得惊心动魄，不禁议论："拐子的心怎么这么黑！""都是抱孙子的人了，还去拐人家的孙儿？"……
"七块一斤，七块一斤啊！"卖烤白薯的小贩在广场外围热情的叫卖声，台下被拐儿童父母们"叫爸爸，叫爸爸"、"叫妈妈，叫妈妈"的呼唤声，还有孩子的哇哇哭叫声，时而穿插在崔亚东的讲话中，时而穿插在陈士渠的贺词里……
此时此刻，有谁还会想到几个月前破案毫无头绪的窘境呢？
按下葫芦浮起了瓢
崔亚东厅长一天两道"金牌"，分量重啊！遵义的刑警们"白加黑"、"五加二"地干，都唯恐上级和老百姓不满意，何况，在警方的高压态势下又发了案……这是朱林说"对不起，又发案了"时满脸愧疚的原因。
1993年从警的朱林，警龄和邓俊打拐的时间一般长，不说是战功累累，也算是身经百战，部下们尊称身材魁梧、雷厉风行的他为"朱大"。
邓俊杏眼圆睁，"语无伦次"地朝着朱林甩出三句气话："这个案子破了以后我希望遵义再不发案了！再也不需要我去遵义了！我也再不想说什么了！"
朱林和战友们很恼火，而且是双重的。一是恼火到底什么人吃了豹子胆，竟敢铡刀剃秃头——硬拿着脑袋瓜子玩？二是恼火让柳如钢说准了，果然又发了案子，显得警方格外无能……朱林没有回避邓俊眼睛里射出的两道怒火，他知道邓大姐说的是气话。
"8?09"案的发生让遵义警方打了个寒战。不料厄运没完没了，9月12日，又一个炸雷劈了下来，汇川区又被拐走一个女孩儿，因降生时正逢北京举办奥运会，取名奥奥。坊间一时议论纷纷，有人指着遵义市公安局那座据说是某著名大学设计的造型独特的办公楼说：看！像不像一个倒扣的饭桶？
自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遵义一带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的发案率是比较高的。1997年遵义升格为地级市后，打拐工作开展得不错，1998年公安部还在遵义开过打拐工作现场会。2000年以来，此类案件发生渐少，警方基本上是在侦破那些尚存的积案。由于打击力度大，2007、2008两年再无发案，曲线进入谷底。奇怪的是，2009年年底连发三案，峰线一下子扬了起来，这引起了警方的注意。2010年初，继1月11日柳如钢家的宁宁被拐后，又分别于5月、7月、10月发生了四起！这严峻的发案形势与公安部于2009年开展的声势浩大的打拐专项行动来说，无疑是猴吃麻花——满拧！
这里，必须先介绍一下2009年开展全国打拐专项斗争以来的情况。
2008年9月，云南省公安机关侦破一起特大跨省贩卖婴儿案件。经公安部两次召开云南、江苏、福建、山东等省的相关地区公安机关的协调会，各地公安机关统一行动，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134人，其中批捕108人。胡锦涛同志批示：对拐卖婴儿的犯罪团伙要依法从严惩处。紧接着，国务院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一次联络员会议在京召开。请注意"部际"二字，这是中国国家反拐行动的具体落实，其宏观目标是：减少乃至逐渐消除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说白了，此乃改变公安机关单打独斗的局面，把国务院相关部委"绑"在一条船上撑桨划船之举措！
2009年4月9日，公安部召开了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全国开展打拐专项行动。截至2011年9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44685起，解救被拐儿童16548人、妇女29474人，共打掉6090个犯罪团伙，刑事拘留41039人，抓获此类在逃人员6612人。公安机关主要采取了以下四项大举措——
第一大举措：公安部以追捕在逃人员的最高手段——A级通缉令——分三批通缉三十名重大拐卖犯罪在逃人员，现已将这三十人全部抓获。想当初，已经抓到二十九个，还剩下最后一名叫吴正莲的仍然在逃时，陈士渠把该女子的照片挂在了微博上，他在微博上写道："只有第二批A级通缉令中的吴正莲仍然在逃，如有线索请拨打110报警！"此微博被转发25000余次，有媒体评价"几乎给人以布下天罗地网的感觉"。
第二大举措：公安部宣布，为方便群众，采取就近原则，免费为五种人采取血样，分别是已经确认的丢失孩子的父母、解救的被拐儿童、来历不明或疑似被拐儿童、来历不明的流浪儿和乞讨儿童、自己要求采血样的失踪儿童父母。这种高科技的DNA采血比对工作，解决了被拐儿童身源确认的难题。目前已经有1500余名被拐儿童通过全国打拐DNA数据库找到了父母。
第三大举措：要求公安机关要主动与民间"寻子联盟"、"寻子网站"以及有关人员交流沟通，争取群众支持。特别是微博的出现，因信息碎片化、传播裂变式而成为舆论双刃剑，打拐办及时研究了"自媒体"的特征，趋利避害地将其引入打拐工作，争取了主动。
第四大举措：在打拐办建议下，公安部调整了案件管辖的规定，要求儿童失踪和少女失踪、妇女被拐必须立案，逐案设立专案组，案件不破专案不得撤销！各级公安机关接到拐卖犯罪报警后由指挥中心迅速调集各警种围追堵截，力争在最短时间内抓获人贩子，解救被拐妇女儿童，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拐卖犯罪的危害……
说实话，贵州经济虽不发达，但人家缺钱不缺精神！在公安部2009年的打拐专刊上，贵州省公安厅的工作情况多次出现。其中有两次很是靠前，第三期上的大标题是"贵州省厅专题研究打拐工作"；第八期上是"贵州、河北、江苏破了一批案件"，其中贵州的打拐工作居于首位。
可是，架不住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不，这边刚按下葫芦，那边就浮起了瓢！2010年以来突发的几起拐卖妇女儿童案件，一下子让贵州警方陷于被动局面。到2011年，一年前的案件还没侦破，新的案子又冒了出来！
从地图上看，遵义市像平铺在贵州高原上的一块不太规则的、绣着美丽花边的手帕，城区形状则像一个耳朵，川黔铁路、210国道几乎是严丝合缝地沿着城区边缘穿过，勾勒出耳廓的边儿。如果把遵义电视台所在的红花岗比作耳朵眼儿，那么它以上的位置是以遵义会议旧址、红军山、纪念广场为中心的繁华区域。柳如钢的儿子宁宁被拐的位置在耳垂下端，而"9?12"案中奥奥被拐的地点处在耳廓的上端，离茅草铺汽车客运站不远。"8?09"案中涛涛的被拐位置在耳廓中部边缘，这一带，此前发生了"4?09"娜娜被拐案、"5?03"颖颖被拐案、"5?29"艳艳被拐案。要知道，这起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全国打拐第一案的代号"4?09"，就是以娜娜被拐的日子命名的。
这个发生了多起儿童被拐案的"伤心地"，是长征镇派出所的辖区，这里是治安环境较为复杂的"城中村"所在。城，繁华；村，贫穷。"城中村"里居住的多是外来农民工，他们从事着与重庆的"棒棒"相似的工作，只是换了一个更具贵州特色的名称："背兜儿"。
长征镇派出所归红花岗公安分局管，红花岗公安分局副局长尹宜昆是一位在任何环境下都十分注意仪表的青年干部，与影视剧里一忙起来就胡子拉碴的刑警形象大相径庭。这位年轻、干练的指挥员无论在跟踪追击中，还是在几次深夜召开的案情分析会上，当所有办案人员都面露疲态的时候，他依然正襟危坐、依然衣冠整洁、依然小分头倍儿亮……此人心理素质甚是了得，不能不令人心生敬意。
尹宜昆介绍说，过去，遵义的打拐案一直交由局里打拐办侦破，这次在崔厅长、赵副厅长，还有遵义市委市政府领导一道道"金牌"的压力下，按公安部要求，对拐卖儿童案件实行"一长三包"工作机制，即市、县、区公安机关主要领导或主管领导要担任专案组长；专案组长要把案件侦办、解救被拐儿童、加强与被害人家庭沟通的工作全程负责到底！
"一'长'也'长'啦，专案由公安局局长刘小星直接指挥；三'包'也'包'啦，打拐成了公安工作的重点，刑侦大队长都被抽出来打拐啦，就当个侦查员来用啊，大案队也放下'身段'参加打拐子、找孩子啦……我们也与以往拐入地如鲁、豫、晋等地的警方联系过，问其有否贵州遵义儿童被拐入的迹象，但没有得到有价值的线索，唉……"尹宜昆的声音低沉下去。
这边厢，几个专案组犹如几条船逆流前行，纤夫拼命拉，号子震天响，船桨使劲划，可就是行船不远！
那边厢，柳如钢放下生意一心一意找孩子，一旦知道发案，马上就到现场向家长打听情况，很快就同病相怜地联合起来，甚至把20世纪90年代丢失孩子的家长也找到了，渐成近百人的团体。他一方面在网络上发布消息，另一方面带"团"到各级上访，"连公安部他都去过，我们这儿每周三的公安局长接待日他是必到的！"尹宜昆说。
在巨大的压力下和良心的折磨中，刑警们望着奇特的发案峰值，从一筹莫展中渐渐摸出一个初步轮廓来：一、这是一个由多人组成的犯罪团伙，手段狡猾，转移迅速；二、针对的小孩儿多在三岁左右；三、案子明显不同于以往，过去只拐男孩儿，而这次连女孩儿也要……
还有一个要素：多人反映在丢失孩子的现场看到过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的长相属于扔到人海里会马上消失的那种，她不是撑雨伞就是戴小帽，让人更加记不住长相。尹宜昆也请刑侦专家根据目击者的描述画像了，但这些目击者的叙述却里出外进、大相径庭。有人说三十多岁，有人说四五十岁；有人说是灰白头发，有人说是黑头发，有人说是染过的黄头发……所以画出来的人像谁都说不像。
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人贩子呢？
他们把孩子拐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这就是城乡接合部
朱林告别了邓俊之后，就带着几个人到重庆去了。他每天会给邓俊打个电话，汇报工作进展情况。案子发生在遵义，他去重庆干什么？
事后诸葛亮地说，遵义两年来的拐卖儿童案如果发生在经济发达地区，说不定能早一点儿获得侦破线索，可是在遵义，由于历史的原因，电子眼并没有覆盖到"城中村"那些地方，即城乡接合部还存在着大量监控死角。
死角，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军事上的射击死角、生理上的视觉死角，对一个城市的城乡接合部的死角，要综合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来观察，其中治安情况可以成为风向标。咱们不妨把视线从遵义移到北京，北京市公安局不就是把发案率高的"朝海丰"列为治安综合治理的重点吗？为什么呢？朝阳、海淀、丰台不正是城乡接合部吗？
于2011年5月29日被拐的儿童艳艳，她的家就在遵义的城乡接合部。
遵义市公安局打拐办设在刑警支队。笔者曾随打拐办专职成员杨端杰去过艳艳的家。警车钻过一个铁道涵洞就再也无法向前开了，没有路了，眼前是一座小山，山上层层叠叠的，是见缝插针的民居，在阴云下愁容惨淡，而这里离车水马龙的繁华大街的直线距离不过二百米。放眼望去，方圆几里全是这样的民居，吸纳着成千上万的"背兜儿"。白天如海绵一挤，壮劳力走得干干净净，只剩下老人和娃儿；晚上如海绵一吸，家家户户饱胀起来，温暖的灯光把整个山坡变成了金字塔形的灯笼，向不远处繁华街区那明亮的车河、闪烁的霓虹，顽强地显示着自己的存在。
刑警支队的年轻人称杨端杰为"杨哥"，杨哥打拐打得一脸沧桑，却机敏得像个猴子，他带着我像"鬼子进村"一样在泥泞中爬坡、下沟、钻墙缝、走小路，直累得我鼻子冒烟耳朵出气，喘得如拉风箱一般！这一带地形之复杂，就连最老练的侦查员来了也会觉得这里是个迷宫，杨哥却记忆精准，终于七拐八拐地把我带到了一处半个网球场大小的平坝上。这里建有一座二层小楼，杨哥说这里是街上保安老李的家。老李原是农户，因拆迁而农转非，他家住在楼上，楼下的三间已经被三家"背兜儿"租下，一年房租七百元。艳艳家就在最边上，却落着锁。
正在家吃午饭的老李见来了公家人，忙招呼拿长凳、摆茶水，让我们坐下休息，并说艳艳妈出去打工还没回来，艳艳被解救回来后也被外婆接走不住这里了。他穿了一身酷似警服的保安服，这肯定给家里带来了安全感，也使得他显得比"背兜儿"们更有身份。我没有坐，而是走进艳艳家旁边的"背兜儿"家，这家三代人正挤在一起吃午饭，桌上是贵州人爱吃的凉拌鱼腥草以及一碗炒萝卜，没有肉。这时，有人说艳艳的哥哥回来了，我忙跑了出来——
这是一个正在上小学三年级的男孩子，戴着红领巾，穿着一身整洁的校服，手里拿着一袋牛奶。他打开锁，怯生生地请我们进去坐。
家，是糖葫芦式的结构，一条靠墙的过道把三个房间串在一起，每间约有四五平方米，墙壁黢黑。第一间，有一张歪歪的桌子，几把破破的椅子，屋里还晾着衣物，就算是客厅吧。第二间满眼是床，顺墙放着的是一张大床，床上堆着乌黑到看不出花色的被褥，只能从枕头的大小分辨出妈妈睡在哪里、艳艳睡在哪里，她们的脚边是横摆着的小床，也堆着难辨花色的被褥，这是哥哥的窝儿。哥哥的床下是一堆土豆，约有十几斤，小的如冬枣，大的如鹅蛋，已经发芽了！"这怎么吃啊！"我难过地说。他家两公里外就是遵义最热闹的街区，有沃尔玛、屈臣氏、麦当劳等品牌店以及鸭溪凉粉、茅台名酒、湄潭青茶等商品……而这里，就叫城乡接合部！
第三间显然是厨房，电磁炉上坐着一只没有涮过的铁锅，小男孩儿拿起一把生锈的剪刀把牛奶袋剪开，迅速地吸干，又用手挤了挤袋子，再吸一次。
"这是妈妈给你买的？"
"不，这是学校发的。每个同学都有！"
男孩儿的话让我感到温暖。我又问："妹妹回来了，你高兴吗？"
"高兴！"男孩儿笑了。
"你能把你的心情写下来吗？"我把采访本摊开。
男孩儿拿起笔，一笔一画地写下了"妹妹我爱你"、"谢谢公安叔叔"，还写下了妈妈的名字和自己的名字。
艳艳的妈妈一直没有露面，可能是闻听来人采访不好意思，也可能是因她的丈夫犯了法正在服刑她不想见人，还可能是"背兜儿"揽上了好生意，顾不上回家。但她给儿子留下了挂面和一个鸡蛋，这就是邓俊所说的："妈妈再穷，早上也要煮一锅饭放在那儿给孩子吃！"
男孩一边应答着我的提问，一边熟练地涮了锅，打开火，准备给自己煮面条吃。我们没有再打扰孩子吃饭，而是跟着杨哥到了比艳艳家高一个山坡的一户人家，在那里曾发生过惊心动魄的故事。
看到了这一带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你就会理解为什么会有电子监控的死角，为什么巡逻民警就是走穿了鞋底也难保证不出现漏洞，为什么艳艳们被拐而无法发现有价值的线索。这一方面有待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和邻里守护的加强，另一方面也寄希望于父母官们对弱势群体更进一步的扶助、关心和负责。
显然，犯罪分子钻了"死角"的空子！
但是，人在做，天在看！
偏偏8月9日这起案子，遵义的"天网"发挥了作用！离涛涛被拐地点一公里左右，是遵义长途汽车站之所在，这里的电子监控设施在坚守岗位，发挥"千里眼"的作用。案发后，朱林率侦查员在车站监控室连续看了三天监控视频，终于发现了涛涛的身影，接着又发现涛涛被一个女人拉着上了长途客车。可惜呀可惜，这段视频很不清晰，根本看不清那女人的长相！
朱林却高兴得像一锄头挖出个金娃娃，在心里高呼："老天有眼啊，老天有眼！"那是一辆车牌为"渝"字头的长途客车！
"熊家婆"出没，请注意
"熊家婆"，是云贵川一带民间流传的一个古老传说，也可以说是古时候老百姓预防孩子被拐骗的教育读本。故事说：从前啊，有一个小孩子不听大人的话，被扮成老婆婆的狗熊用一粒糖骗到山洞里。晚上，小孩子听到咯吱咯吱的声音，就问："熊家婆，你在吃什么呀？"熊家婆说："我在吃蚕豆！"小孩子又说："熊家婆，你给我吃一个蚕豆好不好？"熊家婆说："蚕豆可好吃啦，我还不够吃呢！"说着，"嗷"一声扑了过来……原来熊家婆说的蚕豆，就是小朋友的手指头啊！
据说，小朋友听完故事都看看自己的手指头，感到非常害怕，生怕某一天自己的手指头变成熊家婆的蚕豆。
如今，遵义的地面上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熊家婆，这个熊家婆采取的拐骗方式与过去没什么两样，不是说带孩子找妈妈，就是说给孩子买好吃的，然后小孩儿就跟她走了。就这么简单，没一点儿技术含量。古时候，家长们还给孩子讲一讲熊家婆的故事以防孩子被拐，可现在，难道家长们忙得连给孩子讲一讲熊家婆的时间都没有了吗？
当然，这也与遵义地面上那个熊家婆的狡诈有关。她挑选的作案对象多是三四岁左右的留守儿童，这个年龄段的儿童，生活刚刚能够自理，又能和大人吃同类食物，走啊跑啊有一定机动能力，不容易生病，又没长记性，"好货"！尤其是他们多出身社会底层，父母繁忙、物质匮乏，即使给他们讲过熊家婆，到时候他们也扛不住糖果的诱惑啊！
朱林去重庆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发现可疑女人带着涛涛往重庆方向去了！而重庆的电子眼（视频监控联动系统）已于2011年1月正式启动，现有的三十一万个视频摄像头，正在为山城百姓打造一堵"天眼防护墙"。预计到2013年，视频摄像头将达到五十万个。
重庆的监控设备点多、线长、质优，遵义警察对此也有所了解。搜寻熊家婆这件事嘛，用不着等到2013年，现有的摄像头就够她喝一壶的！朱林带着部下赴渝，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五支队樊劲松副支队长与陈云勇、李昀昊两刑警组成"尖刀班"投入战斗，在熊家婆可能乘车来渝的菜园坝、朝天门等汽车站，调取了8月9日汽车站周边的所有监控录像。朱林他们两班交替着足足看了七天七夜，恨不得每人再长一双眼睛。这个工作量怎么算呢？那辆车牌为渝字头的长途客车中午13点38分从遵义发车，下午16点52分到重庆菜园坝这一路不说，民警们还得在汽车站、火车站、码头、市场、商店等地段调取的监控视频中大海捞针，这些视频资料，少说也有上千个G。
七天七夜，在十多双刑警眼睛的海量搜寻下，终于在茫茫人海中捞到了熊家婆这根针——只见她带着涛涛从长途车站出来后，先到站前广场转了一圈儿，转的时候眼睛四处扫看，嘿，这女人还知道反跟踪哩！接着，她带着涛涛到了超市门口，看了看，便走了进去，出来时手里多了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她朝一个衣着朴素的中年男子打招呼，该男子提着扁担走了过来，看来是个重庆的"棒棒"。二人对话后，该男子把涛涛带出了画面。
这男子会不会是同伙？他把涛涛带到哪儿去了？
朱林万分焦急，但熊家婆原地等候的镜头让他稍稍放心，如果真是完成了"交易"，她应该离开才是。果然，几分钟后中年男子把涛涛又带了回来，此时，涛涛已经换了一身衣裤，从画面上看，"棒棒"要把孩子换下来的衣裤还给熊家婆，但熊家婆摆摆手，把它送给了"棒棒"。
这段视频里熊家婆的形象极为清晰，这形象，在遵义市公安局发出的协查通报里被描述为："女，40至55岁，身高157至160厘米左右，作案时留黄色齐颈短卷发，体形中等微胖，上穿黑色圆领短袖T恤，下穿黑色短裤，脚穿高跟凉鞋，川黔口音"。
鉴于娜娜、艳艳、涛涛等失踪前都有该形象女子出现过，遵义警方决定：并案！并案！并案！
说到熊家婆的黄色染发，北方的中老年妇女看到这副"熊样儿"可能会很意外，"嘿，这头'熊'还染了色儿！"因为上了年纪的北方妇女很少将头发染成黄色，但这在南方，特别是在贵州却不鲜见，可能是高原女性更具活力的缘故吧。总之，视频里的黄毛熊家婆虽没有熊的体形，却具有熊的体质，精力超强，坐了那么长时间的长途汽车居然毫无倦意。她离开超市后，拉着涛涛进了一家德克士快餐店吃了东西，然后又开始长时间地逛马路，逛着逛着，她突然拦住一辆摩的，坐了上去，带着孩子向朝天门码头飞驰而去……
她干什么去了呢？
朱林判断，她是与下家接头去了！
谁是熊家婆的下家呢？还有，在超市里出现的那个中年男人是谁呢？他真是"棒棒"吗？他为什么听从熊家婆的指令给孩子换衣服呢？熊家婆在打什么主意呢？尹宜昆把朱林搞到的1分27秒的视频复制后上报，同时指示朱林在重庆查明上述疑点。
要想查清上述疑点，必须要找到那个"棒棒"；要想查清熊家婆在朝天门与谁接的头，必须找到那个摩的司机！
重庆的"棒棒"成千上万，找到"换衣棒棒"谈何容易？重庆的摩的成千上万，找到"运熊司机"谈何容易？有道是"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而两地刑警则是：破案不怕困难多，一心抓住熊家婆！樊劲松组织警力配合朱林三箭齐发：一是根据视频找与熊家婆接触过的"棒棒"和摩的司机；二是与技侦支队的张胜副支队长"合谋"，捕捉熊家婆与同伙联系的蛛丝马迹；三是飞速将截取的视频送到总队技术处处理，从而获取了清晰的熊家婆的视频截图。
朱林派员十万火急地将视频截图送回遵义。十几天的艰苦奋战，朱林终于"拉直"了部分问号的弯弯绕。
"换衣棒棒"说："那个老婆婆说娃儿拉了一裤裆屎，拜托我带他到男厕所换一下，还答应给我十块钱。后来她把那身脏衣服也给了我，说洗干净还能穿，划得来！听口音是贵州人，也可能是四川人，差不多。"
摩的司机说："我把婆婆和她孙子拉到朝天门后，她就打发我走了。我也不知道她是又上了另一辆车，还是和什么人见了面。"
就在朱林顺藤摸瓜的同时，遵义市公安局刘小星局长、杨世杰副局长安排专人将那段1分27秒的清晰视频制成光碟，民警把光碟拿到各个监管场所放映，发动在押人员检举。同时部署：一、作案者很可能就是遵义人，要查清本市在这个时间段往重庆、四川方向出行的人，立足本地，面向西南，延伸全国；二、向全国发协查通报，请求各地警方支持。
这些都是基础性工作，用公安行话来讲，叫大排查，老民警亲切地称它为"笨办法"。实践证明，笨办法虽然操作起来很苦很累，但做扎实了，也能少走不少弯路。
那么，这一网撒下去，能不能捞到大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