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还记得八岁那年的除夕夜。那一天，我们家来了一个尊贵的客人。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我记得那位客人来之前，父母做了非常细致的准备。不止是父母，我的姑姑和姑夫——除夕夜他们照例是到我家吃年夜饭的——也有些手足无措。父亲叮嘱我，客人来了之后，称呼他二叔。我想，那一定是父亲的弟弟了。但之前我从未听说父亲还有一个弟弟。

天黑之后，客人带着一身的雪花进屋了。和父亲一样，他有一张严肃的线条分明的面孔。我吃惊地看到，在我印象里一直保守而又彬彬有礼的父亲竟然拥抱了二叔，他的眼里还闪着泪花。姑姑像父亲一样激动，强忍着才没有哭出来。姑夫的表情很复杂，嘴里嘀嘀咕咕的不知道在念叨着什么，但他仅仅是和二叔握了握手。然后就轮到介绍我了，二叔看着我，一副又高兴又悲伤的神情，他颤颤巍巍地掏出了一件小礼物—— 一把漂亮的小折扇，有一股淡淡的檀香味儿，在那个年代，对一个小女孩来说，这是相当奢侈的礼物了。

吃饭的时候，大家拘谨地聊着天，没有人问起二叔的近况，好像这是一个禁忌的话题。母亲把她腌制的辣根菜端上桌，给男人们下酒，还叮嘱姑夫带一些回家，她知道姑夫喜欢吃辣根菜。姑夫把盛着辣根菜的瓷碗递到我面前，我皱着眉使劲儿摇头，差点躲到桌子底下。我不喜欢姑夫开这样的玩笑，他知道我讨厌吃辣根菜，却总是这样逗我。这时候二叔说：“小琳琳有点像我。我也很难接受这种味道。”就因为这句话，我突然对二叔有了好感，觉得他是我们这个小镇上最明智的人。

从此，每年的除夕夜，我都盼着见到二叔。但二叔隔两三年才来一次，从来都是吃完饭就走，每次出现，都不会忘记给我带一件小礼物。我曾经问父母，二叔为什么这么神秘，但他们对此讳莫如深。直到有一天我弟弟偷听到父母的谈话。然后他郑重其事地向我宣布：二叔是个杀人犯，所以他才偷偷摸摸地来我们家，从不敢在镇上公开露面。为此，我和弟弟打了一架，而且一个月没和他说话。这怎么可能呢？我最崇拜的二叔——我能感觉到他也是很喜欢我的——竟然是这样的人？一定是搞错了！如果他真的杀了人，那他一定是杀了一个恶棍，就像电影里的侠客那样。

我十六岁那年最后一次得到了二叔的礼物，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来过我家。后来我考上了人大法律系，和家乡远隔千里，被法律著作、考试、诉状、男友、新衣服等等各种琐事包围。我以为我已经把二叔淡忘了，但事实上他一直没有离开我，他成了我心灵某处的一个影子。当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十多年后姑姑下葬的那一天。那一天我又看到了二叔，他老了许多，两鬓几乎都白了，站在姑姑的灵柩前泪流满面。那一刻，一个被我久已淡忘的念头在我心中复活了。我要知道真相。

我请县公安局的老同学帮我查阅一个二十多年前的案子——杀人案，有可能是发生在矿上的，因为我们镇上所有的男人都在矿上干活，包括我父亲和姑夫。不久，同学告诉了我查询的结果。二十年前，县里的煤矿确实发生了一起杀人案。一个工长头部遭到致命一击，凶手一直没有找到。但嫌疑人是有的。当时，一个叫关山的小伙子——那就是我二叔的名字——被认为有很大嫌疑，因为他跟工长发生过矛盾。不过，许多矿工都和那个工长有矛盾。当时工长管理的作业组总能够超额完成任务，但工长的业绩却是建立在不顾工人死活的基础上的。他强迫工人们到最危险的地方干活儿，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扣谁的工钱。就在案发之前，工长还责骂了关山和另一个叫刘大东的矿工——我吃惊地意识到那居然是我姑夫的名字——强迫他们在爆破之后的灰尘还没散尽的时候装车。那就是矿工们容易染上肺病的原因，他们的肺里全是煤灰。后来关山承认，发现工长尸体的时候，他正在尸体所在的矿道里干活，而刘大东在上一层矿道整理炸药。警方在离尸体不远处发现了一个铝制饭盒，里面装的午饭还没有动过。关山承认那个饭盒是他的，他还准确地说出了饭盒里装的是什么饭菜。

我问同学，既然如此，为什么没有逮捕关山呢？同学说，因为凶器。凶器是一把普通的煤铲，并不属于某个矿工专用，谁都可以随手拿到，而且没有证据证明关山那天使用过那把铲子。于是，这个案子就成了一桩悬案。

这不是悬案。我的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我明白了为什么二叔要远走他乡，因为他背着杀人凶手的嫌疑。我的父母知道事情的真相，但这么多年来，他们保持缄默。我终于理解了他们。我想，我也会像父母那样，我不会泄露二叔的秘密，我不想让二叔为了家庭做出的牺牲付诸东流。有时候，还有比真相更有价值的东西。无论如何，有一点不会改变，二叔永远是我们家最尊贵的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