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过后，许多广州民警夜夜做噩梦。闭上眼睛，眼前就是黑压压一片人，耳边是嘶哑的叫喊声。他们惊魂未定。他们忘不了，被困几十个小时甚至几天的旅客们在3万平方米的车站广场上，背靠背，胸贴胸，在连日的大雨中绝望地等待；他们忘不了，到处是惊恐无助的眼神，到处是母亲和孩子的哭喊声，每过几分钟就有人晕倒；他们忘不了，精神面临崩溃的旅客潮水一般冲击着民警们用血肉之躯组成的人墙；他们更忘不了，眼睁睁看着人墙中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去，广州市公安局长吴沙含着泪下命令：“给我顶住，谁撤下来我就撤谁……”
　　2008年广州火车站的春运安保工作是一场人与自然的大决战，惊心动魄的大决战让我们真切体会了“人定胜天”的万丈豪情！请读者朋友们跟随我的采访，一起回到2008年春节前夕的十几个日日夜夜里，去重新聆听那嘶哑的喊叫声，去回望那如潮的人流，那期待的目光，那一个个坚强的身影，重温那挥之不去的感动……

　　我到广州市局采访的时候，吴沙局长正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访。他这些日子太忙了，要接受媒体采访，要亲自登门去感谢广州军区、武警部队等参战单位，要准备马上召开的春运安保工作总结会和庆功表彰大会……
　　直到四天后，吴沙局长才叫人通知我，说他终于挤出时间接受我的采访了。这个时候，我的采访已经进入尾声，从众多的被采访对象的嘴里，听到了太多的关于吴局长的故事，我急切盼望见到他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
　　吴沙局长中等个子，胖瘦适中，有一股将帅风范。由于征尘未洗，他的脸上看上去有些倦色，不过他奔放的热情却丝毫不减，握住我的手时第一句话就说：“很抱歉，一直没腾出时间跟你聊。来，你要问什么尽管问，我配合。”
　　他这么直爽，我也就开门见山了：“我想知道今年春运期间最危急的时候，吴局长心里有没有胆怯过？有没有想到万一广场上的局面失控，发生大面积踩踏事件，后果将是怎样？”
　　吴局长说：“春节前的十天，是我从警三十多年来最严峻的考验。省委书记汪洋总结说，几十万滞留旅客长时间积压在弹丸之地的火车站广场，出事是必然的，不出事是偶然的。我当时没有想到出事后会怎么样，只是想决不能出事，因为一旦出事就是大事。不过我要说，今年春运安保工作没有出事是我们的幸运，最应当感谢的是那些滞留的旅客们，没有他们的理解和配合，我们要完成任务是不可想象的。”
　　其实，我采访的所有民警都提到了这一点，都对滞留的旅客充满了感激和敬意。
　　广州市今年的春运是从1月23日开始的。跟往年一样，市公安局以越秀公安分局为主要力量，在越秀公安分局的流花地区成立了春运办公室。春运办公室制定了三级预案，火车站滞留旅客达到6万人启动一级预案，9万人启动二级预案，9万以上启动三级预案。
　　在广州火车站春运的历史上，只有1998年滞留旅客达到10万人，但持续时间很短，因此理论上说，启动三级预案的概率很小。
　　春运开始前两天，一切风平浪静，很多人表现出乐观态度。但是，1月25日上午11时，吴沙局长突然出现在春运办公室，要召开紧急会议。
　　吴沙局长对我说：“我从天气预报中感到一种不祥的预兆。果然两天后得到消息，南方交通中断，16个机场关闭。”
　　这次会上，吴沙局长针对近期南方出现的恶劣天气，要求春运办协调各部门提前行动，从人、财、物等各方面做好准备工作，一旦发生突发事件，春运办要在市局的指挥下迅速投入到应急处置工作中去。
　　吴沙局长坦城地说：“虽然当时预感到今年春运形势紧迫，却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局面。”
　　我在采访市局副局长何靖的时候，对于这一点，他有些遗憾地说：“我们原来的预案考虑得不充分，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这就是教训。”
　　就在吴局长开完会后，春运办的一些工作人员虽然各项工作都按照要求落实了，但并没有做好打恶仗的心理准备，觉得就算是突破10万人，三级预案也足够应付了。
　　事实上，1月25日，火车站确实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火车站售出的当日车票不到18万张，始发列车93列，发送旅客17万多人，滞留不到1万人，似乎还算正常。下午3点30分，广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桂芳在吴沙局长的陪同下，对春运工作进行了检查，一切也都井然有序。从留下来的资料片上看，张桂芳副书记满脸笑容，从容自如。一切都按照预定的轨道在行进。
　　但到了晚上，形势急转直下。京广铁路线衡阳至郴州段因为恶劣天气出现凝冻，电力供应不足，广州始发列车大面积晚点，站外滞留旅客接近5万人。同时，由于连续降雨，聚集站外的旅客无处容身。
　　“来得太突然！”吴沙局长点上一支烟。采访的时候听说，在最紧张的那十天，吴局长吃不下睡不着，消化得最多的就是烟，每天要抽掉4包。于是我就当面求证这个传闻。
　　吴局长说：“是，我原来抽得不多。张广宁市长讨厌抽烟，我们在一起开会的时候，他不让我抽。可这一次，他跟我在指挥部视频监控室里，看我太累太困了，主动跟我说，想抽就抽吧，抽支烟提提神。”吴局长举起手里的烟，笑了笑，“这就是张广宁市长送的烟。”
　　他吸了一口，看那样子像是在享受烟的味道，在享受战胜困难后的宁静时光。在那十几个日夜里，他虽然抽了很多烟，其实并没有品出烟是什么味道。
　　吴沙局长在市局春运办召开紧急会议之后，春运办在交警支队的配合下，先后封锁了广州火车站广场出租车停靠区、东广场公交车场和场外的公交车道，以及广场对面的内环路段。封路工作进行到1月26日凌晨2点结束。
　　广州站坐北朝南，正前方是一条环市路，有4条路口正对着火车站广场，从东向西分别是解放北路、人民北路、站前路、站南路。火车站广场正面的环市路段，正好是一条二三百米长的高架桥。环市路段东西两边设卡封锁后，高架桥下就成了旅客避雨的场所。这座高架桥下可以容纳5万人，在2008年的春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春运指挥部的救命稻草。后来在火车站广场滞留旅客爆满的时候，民警又封锁了人民北路、站前路、站南路三个路口，把火车站广场以及周边区域变成一座滞留旅客的大“水库”，民警们根据其中的容量“注水”或“放流”。
　　26日上午9点，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通报了铁路中断的情况，此时广州站上行79列、下行57列火车已经停开；10点30分，广铁集团、省交通厅和市春运办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所有售票点停止售票，改为退票点，并通过各大新闻媒体发表了《致广大旅客的公开信》，采取了四项应急措施：一是暂停售票，二是全额退票，三是延长车票有效期，四是全力做好旅客安抚和服务工作。
　　公开信发表后，从1月27日到31日，大约有32万人退了票，缓解了广州火车站的压力。按照民警们的推算，铁路方面预售了6天的火车票，只要坚持到1月31日，旅客洪流就基本过去了。然而一直到了2月4号，滞留旅客依旧达20多万人。后来铁路部门解释，说他们是预售了10天的火车票。一位民警指挥员伤心地说：“最初那段时间，我们跟铁路方面的沟通出现了问题，我们不知道铁路方面每天售出了多少张火车票，也不知道每天有多少趟始发列车、能运走多少旅客，我们完全成了瞎子，在盲目作战。”
　　为了能尽快掌握信息，广州市公安局春运办只好派出许多观察员，安插在广场周边的各个区域，用眼睛观察旅客人数的变化，每隔一个小时就向指挥部报告一次；还派人坐在火车站内的车次公告屏幕前，随时向指挥部报告始发列车和晚点列车的数量。“落后和原始的信息渠道，给我们春运安保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麻烦！”这位指挥员感慨地说。
　　1月27日11点40分，吴沙局长主持召开了市局紧急会议，决定将市局指挥中心前移，与设在越秀区公安分局流花地区的春运安保指挥部合并，成立了应急指挥部。从这一天开始，他就亲自坐镇视频监控中心统一指挥。市局指挥中心的领导跟随吴沙局长进驻应急指挥部。
　　前一天的下午2点，火车站广场滞留旅客达到了6万人，应急指挥部立即启动一级预案，向广场增派400名警力。下午5点，广州站所有始发列车基本停开。晚上7点，火车站地区滞留旅客达9万人，应急指挥部启动二级预案，增派第二批警力900人。到了27日凌晨，滞留旅客突破10万人，应急指挥部立即启动最高级别的三级预案，接连增派了1200名警力。
　　短短12个小时内，广州市局连续启动了三级安保预案，而人流却在源源不断地朝火车站广场涌来。
　　吴沙局长通过视频监控的大屏幕看着黑压压的人群，他意识到这么多人堆在一起，时间久了肯定要出事。于是他向广州市政府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广州市政府春运办动用了200辆公交车，分成5个小组，在民警们的协助下，首先把广场上滞留的旅客按照车次划分了区域，将旅客运送到广交会流花展馆临时安置点休息。
　　转移行动于27日凌晨2点开始，200辆公交车浩浩荡荡开过来，预示着2008年广州火车站的春运将是一场大规模的战役。
　　在火车站东广场，50多名武警官兵在临时候车室3米一岗呈一字排开，通往公交车站的通道两旁，民警们排成的人墙形成了一条安全通道。广铁职院的学生志愿者手持高音喇叭和车次牌子，走在人流前面引路，一边走一边手持喇叭呼喊，让自己所带车次的旅客跟上。每位志愿者的身后，都有3名民警护驾。
　　交易会流花展馆内灯火通明，里面早就备好了旅客所需的物品。然而被转移来的旅客们放下行李的第一件事不是奔食品和饮水而去，而是跑向厕所，一时间厕所外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随着旅客不断增多，展馆内维护秩序的警力严重不足，春运指挥部立即调遣150名警力赶去增援。到早晨6点，流花展馆转移旅客突破5万，转移行动只好告一段落，200辆公交车暂时打道回府。
　　下午2点，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在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省公安厅长梁伟发、市公安局长吴沙的陪同下，到广州火车站西广场现场视察，并来到市局春运应急指挥部的视频监控中心了解情况。吴沙局长告诉孟建柱部长，广州市局有几百名便衣民警“潜伏”在广场各个角落，在旅客遇到困难的时候，会随时出现在他们身边。孟建柱部长说：“广州站的成功经验值得推广，全国大城市治安复杂地区，都可以借鉴广州火车站的管治方式。”
　　吴沙局长又接上了一支烟，对我说：“孟部长离开指挥部的时候，指示一定不能出现群死群伤事件。”之后，他很长时间只抽烟不说话。很显然，孟部长那句话的分量，至今还压在他的胸口上。
　　这是中国警察的最高指挥官对广州市局今年的春运工作提出的唯一标准。然而要做到这一点何其艰难！因为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广州火车站滞留的旅客每天以10万人的速度滚雪球似的增加着。

　　 广州火车站候车室前的广场分为东广场、西广场和中广场。原来这三个广场是由地方政府管理的，火车站广场出现大面积旅客滞留后，铁路方面为了减轻旅客对火车站候车大厅的压力，把三个广场封闭起来作为缓冲区，并在中广场内搭建了9个雨棚，分批将广场外围的旅客放进雨棚内候车，再从雨棚内分批进入车站候车室。
　　三个广场可以容纳6万人，外面人山人海，里面就那么空闲着，它像一块肥肉一样，吸引着几十万旅客的眼球。旅客们明白，他们要回家，就必须进入中广场的雨棚内，要进入雨棚内，首先要闯过民警的防线。
　　吴沙局长说：“火车站得到了缓冲，可把压力转移给了民警，我们几次要求火车站方面开放广场，都没有得到同意。”
　　压力最大的地方当属广场外的几个闸口。这几个闸口分别在东、西广场和中广场外，那里设置了一道道铁栅栏，还有几道由民警组成的人墙。尽管这样，在雨中站了十几个小时的旅客还是把铁栅栏挤弯了，民警组成的人墙节节退缩，一旦决堤，最先被人流淹没的就是这些民警们。而闸口一旦决堤，极容易造成踩踏死伤事件。民警没有任何办法，只能拼了命扛着，等待指挥部传来“放流”的命令。
　　民警把放人叫做“开闸”或“放流”。他们说每一次“放流”，就等于过了一次鬼门关。闸口只有6米多宽，密密实实的旅客都挤在民警们用肩头顶住的铁栅栏上，如何打开铁栅栏就是一个大问题。旅客们看到要开闸了，都争先恐后朝前涌，民警的动作慢了，铁栅栏就成了洪水中的暗礁，只要有一个旅客被绊倒，后面就可能倒下一片，踩踏死伤在所难免。因此他们在得到开闸命令的时候，首先手持喇叭向旅客宣传，请前几排的旅客退后一点，将闸口的铁栅栏快速打开，并由几排民警组成人墙控制人流速度。
　　然而，什么时候放人，放多少人进去，完全由火车站方面说了算。火车站通知春运指挥部后，指挥部再给一线指挥员下命令。然后火车站方面计算着时间，估计差不多了，就通知指挥部关闸。火车站方面并不知道，民警们接到命令后，需要向群众做宣传，做好开闸的必要准备，还要组成“捞人”小分队，负责在人流中救助那些摔倒的旅客，所以常常是得到指挥部命令后，刚开闸几分钟，就又接到关闸的命令。
　　关闸比开闸还难。面对滚滚的人流，民警们不能直接把铁栅栏拉上，只能用几十个身强力壮的民警组成一个大沙包，选择人流相对稀薄的地方，快速穿插进去，用脊背堵住人流，等前面的民警把铁栅栏封堵上后再撤离。因此，他们身上免不了要青一块紫一块的。
　　提起火车站前面的三个广场，市局治安支队副支队长、春运办副主任彭国安不由摇了摇头说：“旅客瞪圆了眼睛看着那块空地，在他们看来，只要进入那个区域，就等于回家了。”
　　27日凌晨3点，东广场外的旅客终于受不了了。他们挤得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而广场中间却空空荡荡，他们开始向闸口冲击，形势十分危急。彭国安跟越秀公安分局副局长、春运办副主任戚凡科在没有得到火车站通知的情况下，私自放了1万多人进入广场。铁路方面很气愤，给广州市局春运指挥部打电话，表示强烈不满。后来市局何靖副局长批评他们说：“你们俩胆子够大的！”
　　彭国安对我说：“当时那种情况，胆子不大不行啊，万一闸口被冲开，事情就更大了。”
　　当时在现场的民警的确都想让旅客尽快进入火车站，早一天回家。彭国安说：“我看到的不是民警的辛苦，而是旅客渴盼的眼神和他们一身的疲惫，他们太不容易了。”
　　白云公安分局巡警大队政委李志文是这样说的：“一个挨一个的人头，望不到边际……到了晚上，整个人群处于半睡眠状态，人群麦浪一样晃动着。衣服被雨水打湿了，又在体温的烘烤中蒸发。橘黄色的灯光下冒着一片白气，远远看去，就像是一个偌大的温泉。”李志文动情了，“如果里面有你的兄弟姐妹，你会怎么想？”我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最后，李志文自己回答了自己的话：“那些旅客也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看了心疼，我们只有尽量躲开他们期盼的目光！”
　　越秀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市春运办副主任戚凡科告诉我，有一次他到广场协助放人，看到一个女孩子在众目睽睽之下蹲下小便，他当时急忙转过身子。“我转过身子的时候，泪水一下子流了出来……”
　　据统计，清洁工人每天从火车站广场清理出的垃圾超过100吨。
　　然而，忍耐总是有限度的，中心广场这块“肥肉”的巨大诱惑，终于让饥寒中的旅客恼怒了。
　　1月28 日凌晨4点，环市路上聚集的人群已经散去。按说，此时车站广场应该处于黎明前相对平静的时候。今天不然，火车站东、西广场外不足1000米的地方，却黑压压聚集了4万多人，这些人是被疏导到流花展馆休息的，听到有人传说今晚火车站“放流”，就重新跑回了广场。流花展馆距离广场很近，走路也就十几分钟。然而，重新回到广场的旅客却被民警们组成的人墙拦在外面。他们不理解，火车站中心广场那么大的空地，为什么不让进去？在他们眼里，火车站候车大楼就在几十米外的地方，只要推开横在前面的铁栅栏，冲破几百名警察组成的人墙，回家的路就没有障碍了。天空依旧飘着雨，人群的情绪渐渐有些失控了，波浪一个接一个翻滚着扑向闸口的铁栅栏，民警们组成的安全防护人墙岌岌可危。
　　放还是不放？现场负责的越秀分局民警李卫加也是“老春运”了，但此时他却拿不定主意。放人，眼前的旅客情绪激动，铁栅栏打开，一定会疯狂地朝火车站奔跑，万一发生踩踏事件怎么办？他只好立即向指挥部请示。
　　此时，广州市公安局春运办的龚文武刚刚根据指挥部研究的作战方案，绘制出增援警力部署图，他抽出一支烟准备喘口气，就听见楼道里有人喊：“龚科，火车站现场情况紧急，请你过去看看。”
　　龚文武撒腿跑到视频监控室。他在监视屏幕上看到，东广场一处铁栅栏被人群冲开，跨越铁栅栏的旅客拼命朝中广场跑去，民警们冒死堵住了冲破的防线。龚文武觉得这样堵下去不是办法，旅客的情绪已经失控，如果不及时分流，天亮时分等到大批旅客汇聚过来，这地方就会被挤压成铁板一块，那时候放人更难了。
　　“放人，必须马上放人！”
　　龚文武的话一出口，就引起了争论，有主张放的，有坚决反对的。反对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几万人从一个只有6米宽的小口子通过，压力太大了。
　　怎么才能减缓压力？突然，一个大胆的念头冒出来。龚文武说：“从尾部放人。”他拿出一张火车站平面图，“东广场外放人的口子继续封堵着，一定要坚持住。大家往这里看，东广场与环市路相邻处，我们设有两个向中广场放人的口子，现在都封着。我们打开一个，然后动员后面的群众从打开的口子进入中广场，这样就可以逐渐减缓前方的压力。”
　　一位指挥员说：“这样做风险太大了，东广场已经是人贴人了，一旦后面的旅客动起来，大家都掉头往后跑，难保不出现骚乱。”
　　龚文武满怀信心地说：“不会的，尾部的旅客看不到前面闸口处的情况，密度比前方要松散，旅客朝后走的时候，可以进行缓冲。另外，这时候旅客的注意力都在前面，群众往后走的时候有个过程，不会突然间失控。”
　　龚文武掏出对讲机，向市公安局春运指挥部办公室主任黎宇轩请示。黎宇轩同意了。
　　靠近环市路的口子打开了，几十名民警快速插入旅客尾部，手持喇叭劝导旅客往后走。最初旅客们将信将疑，犹犹豫豫地跟着民警朝后走去。慢慢地，人流的速度越来越快，中间被挤压成铁板一块的人群开始松动，大批旅客朝后面涌来，秩序有些混乱。
　　每次放人前，民警们都要组成救人小组，眼睛死死盯住涌过来的人流。一个旅客摔倒了，人流中形成一个大漩涡，民警们立即冲上去将他扶起来。一个旅客的行李丢了，他回身逆着人流想捡起来，然而他没有想到，只要他弯下腰去，就会有上千只脚从他身上踩过。危急之时，眼疾手快的民警一把抓住了他的衣领，像甩沙包一样甩到一边，同时用脚将地上的行李踢开，防止绊倒后面的旅客。
　　龚文武一看不好，喊道：“把前面另一个闸口打开！”
　　中间部位的另一个闸口也打开了，奔涌的人流拐了个弯，又变得有序起来。
　　一个小时后，放流工作结束了，龚文武急忙返回春运指挥部，因为6点30分指挥部要召开一线指挥员的例行碰头会，他要把绘制好的增援警力部署图发到每位一线指挥员手里。

　　龚文武是我到广州市公安局采访到的第一个人。我在广州市公安局春运应急指挥部的大会议室里见到了他，一个黑不溜秋的家伙。他眼睛里还残留着血丝。
　　春运指挥部就设在流花地区视频监控中心的8楼，对面的站南路直通火车站广场，也就15分钟的路程。龚文武挥了挥手说：“你看，这就是春运指挥部的作战室，所有重要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的。”
　　龚文武首先提到的是1月28日下午3点30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铁道部副部长胡亚东、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市长张广宁等人的陪同下来到广州火车站检查春运工作时，在这个会议室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当时广州火车站广场滞留旅客达到了20多万人，汪洋书记指示：一、制定广州火车站周边地区的交通管制方案，马上调集流动厕所进入火车站广场；二、继续实施异地安置应急预案，加强旅客的疏散和后勤服务保障工作，确保旅客不受饿挨冻，有病可医；三、及时通过发送手机短信、派发宣传单等各种方式，向旅客通报天气和铁路、公路交通最新情况，同时公布退票政策，不限时间、不收取任何手续费，组织车辆及时运送放弃返乡的旅客回到工作地；四、要求市属企业做好外来工留在当地过年的工作，并请示省政府要求全省各地予以配合，想方设法减少旅客继续向广州火车站等地聚集……
　　广州市政府春运办根据汪洋书记的指示，开设了13个应急安置场地，分流安置广场上滞留的旅客。旅客被转移到各个分流点，在那里检票，然后乘坐大巴车走专用通道直接上火车。同时，为了堵住涌往火车站广场的人流，通往火车站的地铁出口实行管制，大多数出口关闭。
　　广州市局春运指挥部会议室的墙上，挂着一幅幅作战指挥图。所谓的作战图，就是在广州火车站广场以及周边地区的平面图上，详细标出应当实行交通管制的区域、封闭的路口、分段截流的位置，以及各区域的警力部署。最初几天，汇集在广场的人潮跟海水有些相似，到了晚上也会略微退潮，部分旅客回到住地或就近寻找旅店过夜，到天蒙蒙亮的时候又赶到火车站广场。市局春运指挥部就利用后半夜的喘息之机，抓紧研究制定第二天的作战方案。最初的第一张作战图是吴沙局长在广州火车站广场的平面图上勾画出来的。到了1月28日，吴沙局长又把火车站广场地区分为核心区、内围控制区和外围疏导区3个区，2月3日调整为7个区、18个段，4日又扩大至9个区、24个段。区域划分给作战指挥带来很大的方便。
　　指挥部的墙上还张贴着每天火车站发送和滞留旅客的对照表。从对照表上可以看出，1月28日，铁路方面卖出18多万张票，实际才发送了8万多人；29日卖出19万张票，实际发送6万多人；到了31日，预计滞留的旅客已经超过60万人。
　　这时候，许多民警一上岗就是24个小时，最长的已经顶了50多个小时了，然而广场周边的各个区域警力还是严重不足，对讲机里传来的告急声此起彼伏。
　　吴沙局长决定向广东武警某师求援。

　　 广州市局得到了武警广东某师的增援，但火车站广场的警力依然吃紧。到了1月29日，形势似乎比前一天更严峻了，连日来滞留的旅客已经逼近50万人。
　　对于广州火车站来说，这近乎于一个天文数字。事实上，滞留的旅客还在不断增加。中午时分，交易会流花展馆一二层已经饱和，旅客突破6万人，展馆紧急开放第三层。此时馆内已经是垃圾遍地，空气也变得污浊起来。即使这样，到了下午3点，又有1万多名旅客被转移到了这里。
　　广州火车站这边忙得焦头烂额，广州白云机场那边又告急了。这几天，白云机场每天延误航班200多个，取消航班30多个，滞留旅客2万多人，许多旅客已经等待了几天了。1月29日中午11点左右，100多名飞往郑州的乘客围住了东星航空的柜台，质问原本安排的班机为何取消了。28日上午7点钟，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通知旅客，前往郑州的班机已经在机场待命，请他们赶快办理登机手续。100多名旅客过了安检才发现，已经有不少旅客等候在飞机前了，他们根本上不去飞机，于是这些旅客就冲到飞机跑道上，阻止飞机起飞，有的甚至抱住了飞机轮子。另一拨旅客也不退让，双方僵持着，直到下午4点多，东星航空一架由郑州飞来的航班落地，150多名旅客上了这架飞机，事件才得以解决。
　　29日中午12点，白云机场南航柜台前突然聚集了几百人，旅客情绪激动，要求南航尽快安排他们回家。这些乘客自26日以来一直滞留在机场，大部分是飞往武汉和长沙的。飞往武汉的旅客对机场一位姓高的经理说：“我们老家来电话了，那边天气很好，机场已经开放，为什么不能起飞？”
　　高经理马上要去联系，但一些人让他现场联系，拦住了他说：“看来你要多陪我们一会儿，先吃个面包吧。”说着有人把一个面包递过去。
　　高经理无奈地说：“我也想让你们回家，现在有1400多去往武汉的人受困，天气这么糟，我有什么办法？”
　　旅客们熬到下午3点左右，情绪开始失控，一些女旅客又哭又叫的，砸烂了机场的公共设置。有的旅客动手打了售票小姐，吓得机场柜台前的工作人员都跑了。有200多名飞往长沙的旅客冲出登机口，强行抢占飞机，堵塞登机通道和安检通道，拦截其他即将起飞的飞机。他们说：“我们走不了，你们也别走！”
　　民航公安局长给吴沙局长打电话，请求支援。吴沙局长火速赶过去，刚一进机场候机大厅，就被很多旅客围住了。他们看吴局长的样子像个领导，就向他诉苦，说他们在机场等了十几个小时了，行李都托运了，登记牌也办理了，可就是进不了候机厅。
　　后来，吴沙局长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非常激动：“机场虽然滞留了两三万人，但大多数人都被机场安置在附近的酒店休息，候机大厅也就几千人。我很不理解，他们有吃有喝的，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等候十几个小时就闹事了。你再看看火车站广场上几十万滞留的旅客，他们在风雨中人贴人站着，挤得喘不过气来，可以说度日如年，但绝大部分人依然体谅政府的难处，给予民警充分的理解，自觉配合民警的工作。他们可能没有机场旅客有文化，也没有机场旅客有钱，可他们比机场旅客更宽容，更有良心，更有素质！”
　　为了稳定白云机场的局势，吴沙局长不得不从花都公安分局紧急调拨150名警力、从武警广州市支队调去60名官兵到机场增援。
　　处理完白云机场的危机，指挥部何靖副局长就给吴沙局长打电话，说广州火车站广场快顶不住了。吴沙局长急忙调头返回指挥部。
　　此时，火车站广场上几万名旅客一起喊叫：“放人！放人！放人！”
　　听到“放人”两个字，吴沙局长的头皮就发紧，因为放人是最容易出现踩踏事件的。每次放人的时候，吴沙局长就站在指挥部的大屏幕前，眼睛紧紧盯住人流。有一次，六榕派出所的教导员张俭在现场指挥开闸放人，人流控制得很好，秩序井然。吴沙局长看到后，夸赞这个指挥员有办法，说：“像这样的人，要提拔！”
　　然而到了半夜放人的时候，吴沙局长从视频监控屏幕上看到一个闸口打开后，该关闸了却迟迟不关。监控室负责指挥的戚凡科和刘玉裕通过对讲机喊话，一线指挥员像没有听到一样。吴沙局长急了，夺过刘玉裕的对讲机喊：“我是吴沙，快关闸，再不关，我撤了你！”
　　六榕派出所教导员张俭介绍说，有一次放人之前，闸口已经出现了险情，阻挡人群的铁栅栏被推出一个弓形大包，眼看就要崩了。于是他就带着10名实习民警，到最前排清理旅客，可排在前面的旅客谁都不愿意离开。一位实习民警去拽一个女旅客，被女旅客挥手抽了一个大嘴巴，把实习民警打蒙了。张俭忙上前护住实习民警，同时想把女旅客从前面拽开，但刚刚伸手，女旅客又挥动一个塑料袋子朝张俭砸过去，塑料袋内装了五六个苹果，像石头蛋子一样砸在张俭的头上，他身子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张俭顾不得那么多了，抓住女旅客狠劲儿拽到后面，她又嚷又叫，说要投诉。前面的旅客看到张俭态度如此坚决，也就不再坚持了，主动配合民警后退，挤弯了的铁栅栏终于恢复正常。
　　处理完危机，张俭跑到后面对那位女旅客说：“谢谢你刚才配合我的工作。我现在给你说一万个道歉，不过你依然有权投诉我。”
　　张俭问我：“你知道每次放完人后，我第一件事情干什么？”
　　我摇头。
　　他说：“每次放完人，我赶快看地面，看地上有没有躺着人，没有人躺在地上，就松了一口气，心里说，又过了一关。”
　　29日那天，张俭上岗后就没有撤下去，连续坚守了30多个小时。第二天凌晨，火车站东边民航售票处对面的高架桥上，一名女旅客试图攀越高架桥走捷径进入广场，不慎从桥上摔了下去，指挥部立即通知附近的张俭赶去处置。
　　张俭带着10名武警战士跑过去的时候，女旅客已经昏迷，头部大量出血。高架桥有3层楼的高度，女旅客一定摔得不轻。张俭不懂医，忙去火车站广场的医疗服务站找医生帮忙。可他没想到，那位女医生根本没力气从人缝中挤到高架桥那边。张俭让武警战士把女医生举在头顶上，一路把她举到了高架桥下。女医生一看地上的旅客就说：“不能搬，要把她平躺着抬走。”
　　平躺着抬要有担架，这时候上哪儿找呀？张俭四下打量着，突然灵机一动，把身边的一个铁栅栏放倒，铺上自己的大衣，让武警战士把女旅客抬到一公里外的警车上。
　　张俭回到自己岗位上的时候，广场的大喇叭正向旅客广播公告：广场外的旅客请注意，市政府和广铁集团已经安排交易会馆等多个异地候车室。只有前往异地候车室候车的旅客才能乘坐大巴车进入广州火车站。请大家不要在现场滞留、等候，尽快前往异地候车室乘车进入火车站。
　　1月30日上午，广州火车站广场被风雨笼罩着。就在这个时候，温家宝总理从火车站风尘仆仆地走出来，走进了对面的雨棚内看望滞留的旅客。温总理对旅客问寒问暖后，向旅客承诺，一定能够安全地把他们送回家过年。广场上响起一片掌声和欢呼声。
　　温总理在火车站广场检查工作之后，又冒雨去广州天河区的南方电网公司考察了电力供给情况。上午11点10分，市局春运指挥中心的电话急促地响起，吴沙局长接完电话后，面对监控屏幕双眉紧皱，抿紧了嘴唇。温总理视察完南方电网公司，突然临时决定返回广州火车站附近的省汽车站，去看望那里的滞留旅客，了解汽车运营情况。火车站广场周边滞留了20多万旅客，通往火车站的各条路段都挤满了，温总理的车队怎么经过？
　　吴沙局长转身的时候，正好看到了春运办的龚文武。“龚文武，我们现在还有多少机动力量？”
　　龚文武说：“报告吴局长，现场只有180名警力，其中西广场有80名待命的武警官兵，交易会馆有市局100名备勤警力。”
　　吴沙打量着龚文武，略微思考了一会儿，似乎在琢磨把这个任务交给他是否可靠。最终，他果断地说：“温家宝总理临时决定视察省汽车站，10多分钟后车队就经过广场，现在各条路口都人满为患。你马上调集所有警力赶到现场，由你负责维护路线秩序，确保车队和群众安全！”
　　11点20分，温总理车队顺利通过警戒区域。龚文武看着远去的车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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