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区百公里海峡，把两岸的中国人隔绝了近半个世纪。
　　那些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跟着父母由大陆到台湾去的孩子，在地球上绕了大半圈以后，又在80年代末期，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率先回来了。他们的父辈大多是因为国民党战败等政治原因离开故土，而他们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开拓自己的事业，返回了父辈魂牵梦萦的祖国大陆；和父辈一样，他们永远记得自己是中国人。珠海南科电子集团董事长吴纬国博士，就是其中的一员。
　　我和吴博士都出生于1948年，因为我是大陆的“老三届”，他也自称是台湾的“老三届”，我们经常在电话里呼叫：“喂，老三界？” 他的父亲吴逢祥曾在蒋介石、蒋经国两届政府担任过公职，已经过世。但其父母都是蒋纬国的密友，1995年“二将军”（蒋纬国）过生日，为了清净，还曾到吴家避了一天寿。
　　1996年3月19日，我写了一封信，请他回台北时转交给蒋纬国先生。两个月后，他回到珠海，兴奋而又神秘兮兮地打电话约我见面。他说：“我一到台北，把信交给母亲后就去美国了，在家还没住10天，母亲就打电话来，要我赶快回台北，说有重要的事，电话中不能讲。我一到台北，妈妈就告诉我：‘纬国将军接到你的信，大吃一惊！说这个韩先生的父亲（韩练成）是潜伏在老总统身边时间最长、最危险的共谍！’”我不禁失笑：国共两党尘封了半个世纪之久的秘密，竟然以这种形式，由“二将军”一语道破。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宁夏贫困山区的一个穷小子，为了“吃粮”而投军，为什么能受到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这三个对立军事集团高层的共同信任：被冯玉祥誉为“在北伐时与我共过患难”、在抗日正面战场统御着桂系主力、甚至在莱芜战败后反而受到蒋介石的信任参与最高机密的抉择？
　　而他在周旋于蒋冯桂之间的同时，又与周恩来保持着密切的单线联系，周恩来说他是“没有办理入党手续的共产党员”，朱德称赞他“为党、为革命立了大功、立了奇功”，毛泽东更说：“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啦！”
　　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位看似性格外向的将军在国防现代化、部队正规化建设中倾注了心血，在西北的地方工作中作出过贡献；却绝口不提自己的奇特经历，他平安度过“文化大革命”的风雨，悄然善终于改革开放的早春。
　　——又是什么原因，使他善刀而藏、隐形终生？
　　莫说外人，就是我，作为他唯一的儿子，也是经历了20年的遥遥心路，才拨开了弥漫在他身边的重重迷雾。

　　 韩练成1909年2月5日出生于宁夏同心县预旺堡山区一个叫谷地台的山村。父亲韩正荣早年曾在清军董福祥部队当兵。母亲娘家姓樊，陕西乾县人。韩正荣是独子，只有几个叔伯兄弟，他和樊氏共生育过4个孩子，3个先后夭亡，只韩练成一人活了下来。
　　民国9年（1920年）12月16日20点06分，震中位于（今宁夏）海原西安州至干盐池、烈度12的8.5级特大地震爆发了。根据当时的记录：海原-固原-隆德一带死亡12万余人、大牲畜15万余头、房屋倒塌4万余间。那天，韩正荣出外给人帮工多日，家里只剩韩练成母子两人。地震发生时韩练成刚刚睡熟，不久他被强烈的摇撼和母亲嘶哑的呼唤声惊醒了，又被令人窒息的烟尘呛得喘不过气来，他看不到光亮，只觉得自己被困在一个几乎不能转动的狭小空间里。这时，他仿佛听到母亲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哭喊着，于是尽一切力量大声回应，却被烟尘呛得连连咳嗽。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母亲遇到了危难，他本能地向母亲呼喊的方向寻找出路。好在他生性好斗，年纪小小却刀不离身，他摸到刀，用力在阻隔他出路的障碍物中寻找缝隙，后来他终于弄明白了：困着他的不过是坍塌的屋顶。于是，他憋住气，在晃动中奋力破开一个巴掌大的洞，烟尘像烟筒一样冒了出去，冷风也猛地钻了进来，他听到母亲的声音，也在暗红色的黑雾中看到母亲那张惊恐的脸，母子俩不再出声，奋力破开废墟。韩练成被拉出来时，除了土和灰，身上竟然连一点损伤都没有。但母亲的头上脸上却被灰土眼泪糊得变了样，双手染满土和血。
　　强震后，黑雾中的山村已成一片废墟，天际闪现着令人恐惧的红光，地底发出雷鸣声，号哭惊叫声不绝于耳。在村民们的挣扎自救中，母亲很快从灾难的恐惧中镇定下来，她不知道窑洞还能不能住，遂叫韩练成找出能用的东西，并把不能再用的、能烧的都集中起来，在废墟中垒了一个能避风寒、能取暖的小窝。晚上，狂风大作，大雪飞扬，父亲冒着寒冷赶回了家。第二天天还没大亮，父母已经收拾停当，全部家当分成3份。此时，韩练成心里丝毫没有背井离乡的凄凉感，反而产生一股兴奋：哈哈，这不是四处漂泊、浪迹天涯了吗！
　　没有了土地，流向城镇的农民是没有根的人群。好在韩正荣有过行伍的经历，又有木工手艺，本不在乎流动，樊氏也找到为人缝缝补补、拆拆洗洗的零活，一家人顺其自然地汇入了城镇最底层、最边缘的人群。
　　眼看儿子渐渐长大，虽然可以帮父母打个下手、挑个水，可是长期下去总不是个办法。韩正荣夫妇用换工的方式顶了束脩，送儿子去读私塾，那年韩练成12岁。他一边念私塾，一边帮工。课外，只要能找得到的书，他拿到手就看，他知道现在是民国，但大总统孙中山和北洋“总统”徐世昌究竟谁比谁大、谁管谁，他搞不清楚。当然，他看的大多是流传在民间的残缺不全的话本和章回小说，他最向往的就是成为小说中描写的那些侠士高人。
　　他放过羊，收过秋，剥过羊羔子皮，那把没有护手的小刀在他手中“游刃有余”，当时有人说：“这松娃娃刀使得利索，长大了肯定是个刀客。”由于生性好动，从那时起他还曾拜师学武，师傅是回民，教他回民拿手的“十路潭腿”。从军以后他才知道：回民从不教外族人“潭腿”，不知当年为什么教了他。
　　一天，城里来了个给“黄浦江军校”招生的老师，条件是要中学文凭。夫妻两人商量妥了：与其看着儿子和自己一起受苦，倒不如让他从军，况且这是去上学当军官，不是做大头兵，远比“当兵吃粮”要出息得多！于是，樊氏从做零活的东家家里借了甘肃省立第二中学毕业生韩圭璋的文凭，让儿子假冒“韩圭璋”之名报了军校，出生年月也随着真正的韩圭璋改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2月了。
　　韩练成离家的时候，父亲正在病中，母亲完全没有婆婆妈妈：“你只管放心去，你个刀客性子还能干个啥？有命穿个绸裤子（可能在她的眼里‘绸裤子’是最好的裤子），打死就算妈没养！”儿子心里的目标比“绸裤子”大，他一定要挣到200块钱，回来开一家铺子，这样全家人后半辈子就不用愁了。
　　师生五人徒步走出山区的途中，韩练成已经改用“韩圭璋”的名字了。但谁都没想到，他们只走到了宁夏（今宁夏银川），当韩圭璋和另外3个学生一起经过简单考试，1925年元月被西北陆军第七师军官教导队录取后，那老师却独自一人去了苏联，此后再无音信，韩圭璋他们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为黄埔招生却把他们送给了宁夏。韩见到的招生简章要求他们在8月25日以前入校，如果当时他真的上了黄埔，应该是第三期，他也可能是黄埔军校里最年轻的学生。
　　教导队的学习、训练使韩圭璋很快就适应了军旅生活，这个借来的“学生”身份也让他一下子脱离了城镇贫民低下的社会地位。走出山区时，他的黑布棉袄棉裤在那几位真正的学生中间极不协调，发型、举止、谈吐甚至连眼神都和其他学生不同。但是，在军营“求同”的大趋势中，大家都剃了光头，统一了服装、语言。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学兵”生活，韩圭璋从父亲的习惯中所承袭的军旅基因被激活了，他的体能好、协调性强，这样，反而在众多的“学生”中露出了头角。

　　1926年9月，韩圭璋所在的西北陆军第七师被编为国民联军第四军，参加北伐战争，师长马鸿逵升任军长。部队向西安进发时，已经是小排长的韩圭璋知道：他们是国民联军10路援陕部队中的第4路主力。守西安的是国民联军二军第七师李虎臣、三军第三师杨虎城所部一万人，他们被直系军阀吴佩孚部刘镇华镇嵩军十万人马围了半年，真正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时称“二虎守长安”。
　　国民联军是实行“联俄、联共”政策的军队，总司令是冯玉祥，军事政治顾问是苏联的乌斯马诺夫，总政治部部长是共产党人刘伯坚。冯总司令的进军方略是“固甘援陕，联晋图豫”。马鸿逵的第四军虽然军阀积习很重，但在改编后，联军总政治部派来了共产党人刘志丹任政治处长，部队作风也有了逐步转变。朝会时长官训话后士兵们通常高唱冯玉祥亲自编写的《出操歌》、《吃饭歌》、《射击歌》等等。多年后，韩练成还记得《吃饭歌》：“这些饭是人民供给，我们应当为民努力。帝国主义，人民之敌。救国救民，吾辈天职。”
　　像韩圭璋这样学兵出身的新军官，对这种新思想、新作风接受得很快。一天晚上，疏星历历，部队展开在干涸河道及两边的荒坡上，快速行进。韩圭璋是当日的值日排长，走在大部队前面，依稀看见前方地上似有一物闪闪发光，他刚刚弯腰去捡，突然枪声响起，身后似有战士中弹，他就势卧倒滚入凹处，拔枪探视：枪声是从右前方坟地和更远一点的破砖窑群传来的，听着只有两三挺机枪和几十支步枪，也不像大部队伏击。连长命韩率两个排出击，对面敌人很快就投降了，原来只是一个不满员的加强连，本来想藏到国民联军大部队过去，眼看藏不住就打，可打开了又怕，联军一还击就缴枪了。
　　这一场小得不能再小的遭遇战是韩圭璋从军以来的第一次险情，在他受降、把俘虏枪支清点上缴以后，才发现左手一直紧紧攥着，慢慢张开时：竟然是一块幽幽闪光的冥币！如果他没有弯腰去捡这个“闪闪发光的东西”，他肯定在敌军的第一波射击中倒下，非死即伤。这块冥币“救”了韩圭璋的命，也“帮”他立了北伐出征后的第一功。韩圭璋在担任军警卫手枪营排长时，一天宿营，刘志丹路过警卫营驻地，就近在韩圭璋所在的连队住下，和韩挤在同一间民房里。那天偏巧连里抓到联军其他部队的两个逃兵，当年逃兵被抓到的下场是很悲惨的，被当众打个半死是常事，不经审判就枪毙也是常事，这时已经被脱光了上衣绑着示众。连长是马部的老军官，小有心计，他知道有军部大员在场，无论自己怎样处置，都不一定妥当，于是“请刘处长指示”。
　　刘不假思索，就说：“叫把衣服穿上，先关禁闭，明天再叫他们团来领人。”
　　韩圭璋不理解，刘说：严肃军纪，严守军法是必要的，违反军纪一定要处分；处分处分，处理得要有章法、有分寸，咱是革命军，不能沿袭旧军队、军阀部队随便打人杀人的恶习。韩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论点，很感兴趣，那天谈到很晚。刘是黄埔四期学生，韩对刘说黄埔军校“救国、革命”精神的印象极深：毕竟他当年向往的本来就是黄埔军校。
　　11月，国民联军援陕总指挥孙良诚部（援陕第三路军）已在西安接敌，马鸿逵部抵近咸阳后，韩曾奉命押送数十万发子弹给孙部。
　　11月28日，西安解围，尸体横陈，满目饥寒交迫的军民。这时看到的死人真是比活人还多！
　　年仅17岁的韩圭璋已升任步兵五十五团连长，率部押粮由东向西进城，是马鸿逵部进入西安的先头部队，国民三军第三师师长杨虎城见到韩时，拍着他的肩膀，惊异地说：“哎呀，这娃是连长？好好好！咱兄弟一见如故!”于是，握住韩的手不放。
　　冯玉祥到西安以后，经常到下属各部队指导训练，军官的集训频繁。他的方法是：先教官，官学会了再教兵。冯亲自向营以上军官教授战术，再由他带来的教官教授单兵军事技能。
　　在军事集训的同时，总政治部主办了多次政治集训。韩圭璋参加了一次由总政治部部长刘伯坚亲自授课的集训，受训的都是从各部选调出来的连长和连一级的士兵委员会主席，共有21人。集训期间，刘伯坚、刘志丹曾单独找韩圭璋谈话，刘伯坚认定韩是一个好苗子，刘志丹发给韩一份“革命军人登记表”，并指定政治部秘书林红和五十六团政治员吴某作为他加入共产党的联系人。
　　1927年4月初，按照武汉国民政府的命令，国民军联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任总司令，石敬亭为总参谋长，刘伯坚为政治部长。
　　4月12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命令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武装占领了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打死打伤工人纠察队300多人，史称“4.12政变”。
　　5月1日，冯玉祥率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东出潼关，分六路入豫，继续北伐。马鸿逵第四军仍然和孙良诚第三军协同作战，敌方是直鲁奉系军阀和依附于他们的地方军阀部队。
　　出潼关不久，部队行进间，刘志丹策马超越，看到韩圭璋在东进的步兵队伍中，特意下马，两人并肩前行，刘告诉韩：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另立中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电全国，号召一致完成北伐及肃清蒋介石等叛变分子。在形势变化的时刻，作为革命军人，要坚持革命的立场。韩开始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但战事频仍，也就没有往深想下去。
　　部队连克张茅镇、观音堂之后，韩圭璋调独立团任骑兵连长。

　　一次宿营中，韩圭璋的骑兵连驻扎在距总司令部五里之外的村中担任外线警卫，韩圭璋以为敌军大败，不可能敢来偷袭，只设了固定哨，还特意交代：“叫弟兄们把料加足，卸了鞍子好好睡觉。流动哨就不用设了。”没想到，当天夜晚敌军骑兵突然入袭，待固定哨鸣枪时，敌军已进入韩的警戒区；韩与惊醒持枪出战的士兵一边开枪、一边向栖马场靠拢时，敌军骑兵已从村边疾驰而过；韩随手拉出一匹光背马跨上冲出村去，集合了随后冲出来的二三十名官兵时，突然醒悟：敌人奔袭的方向是总司令部！他立即拉出全部人马、吹响冲锋号，从后侧面向敌军穿插猛攻。敌骑势众，但并不恋战，冲来冲去打了不到半个钟头就撤了。
　　事后，韩圭璋得知：这支敌军骑兵不足一个营，不过是一次无特定目标的骚扰行动。但由于轻敌，布哨不足，几乎让敌人稀里糊涂把总司令部给端了，他立马就被冯总司令亲自下令处分：“戴罪立功，撤职留用。”传令的参谋不解，冯笑道：“也就是叫这小子长个记性。”韩被调回去当步兵连长。此役中的韩圭璋已经给冯玉祥留下了深刻印象，冯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书中有这样一段：“韩练成在北伐的时候，曾同我在一起共过患难的。”这对于一个在当时只有19岁的小连长来讲，真是莫大的荣幸！
　　5月26日，冯玉祥部攻占洛阳。韩圭璋在表行买了一块银壳旧怀表，找银匠把冥币镶在表壳中。自此，这块冥币成了他的护身符，从不离身。在进军郑州途中，白沙激战，营长和两个连长阵亡，韩圭璋升任营长。此间，韩曾去五十六团找吴某，但吴因病未随军东进，故韩未来得及办理加入共产党的手续。继6月10日汪精卫冯玉祥郑州会议、6月20日蒋介石冯玉祥徐州会议之后，冯玉祥率领的第二集团军也开始联蒋清党，驱逐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
　　一天下午，有新兵跑来报告：外面有人说是韩老家来的表兄，要见韩。一见面，却是草帽便衣打扮的刘志丹！
　　刘：“圭璋，当上营长了？”
　　韩刚喊出：“刘——”随即又改了称呼：“二哥，啥时来的？”
　　刘简要说明了形势的逆转，韩：“我不懂：冯总司令一向是联俄联共的，怎么也会清共呢？”
　　刘：“这就更说明干革命是多么需要坚定的政治信念。我要走了，可是共产主义没有完，国民革命没有完。——你没有暴露吧？”
　　韩不解：“暴露？我没有啥可暴露的。”
　　刘：“那就好。咱们第四军，封建军阀的反动势力还是很强的，你也要小心。别忘了，咱是革命军，要永远做革命的人，永远做革命的事。”
　　韩从囊中取出一个包，那是他的全部积蓄，约有150块大洋，加上国民联军印发的军用券100多元，他都拿给刘：“二哥，这些钱，也只够开一两个小铺子，你的买卖大，凑合着补贴一点吧。”
　　两人握手道别，刘：“你不要送我。”见韩习惯地要敬礼，刘按住他的右手：“我是‘你的表哥’，一个老百姓，你怎么能给我敬礼？”韩开始体会到形势的严峻，刘再次强调：“你不能送我。”
　　这是韩最后一次见到刘志丹。从此，他与共产党的组织中断了联系。
　　第二集团军北渡黄河时，韩被调往第四军独立骑兵团任团长，奉命拨归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指挥。部队调动前，马鸿逵对韩说：“独立骑兵团可是咱的老本钱，你刚到任没几天，冯总司令就指名派你去增援第四集团军，你仗要打好，兵也要带好，不能给咱二集团丢脸，更不能少了咱的人马。还有，第四集团白总指挥清共的刀子快，你不要胡日鬼，让人家再给你把红帽子扣上，到时我可没法子帮你说话。”
　　在联合作战期间，韩部仍然沿用冯部的老传统，每天升旗，韩高声领读：“烟酒必戒，嫖赌必戒，除去骄惰，除去奢侈，实行勤俭，为党牺牲，国民革命，方能成功。”白崇禧将本部的一团骑兵与韩部合编为骑兵集团，以韩为司令。论资历，韩不如白部骑兵团长，但白的大度和那位团长的涵养，着实令韩十分钦佩。两部骑兵配合默契、作风正派、纪律严明。
　　时年7月，蒋介石命白崇禧组织各集团军混成军肃清向东北退却的直鲁联军，9月，混成军攻占唐山、滦县。韩指挥的骑兵集团由山海关调往宛平县途中改为骑兵旅，白任命韩为旅长。10月，国民党政府军各集团军编遣时，冯玉祥向白崇禧要求韩圭璋带骑兵团归还建制。缩编后官多位少，韩圭璋第一次感到无事可做。
　　正巧，白崇禧的副官长石化龙代表白邀请韩出去走走玩玩。于是他请准了假，和石一起去了北平，大开了眼界，他这才明白，世上的新鲜事情还多着呢！他头一次吃西餐，说店家拿洋芋蒙他；头一次吃冰激凌，让服务生把“冷了的稀糊糊”弄热再拿来；听老太监说宫里逸事，才知道太监还能娶小老婆；买了许多书报杂志；听了名角唱的京戏；看了洋人的电影；最大的收获是配了眼镜，既矫正了视力，又可以令自己更像一个真正的学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