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行列车

李秀成  赵 军

 

“零口供”征服顽贼

  
  2005年1月16日,汉口开往深圳的T67次夕发朝至列车正行驶在郴州至广州区间。凌晨3时许,夜行列车不知疲倦地在南国大地奔驰着,车上的旅客大都早已进入梦乡。突然,14号车厢4号下铺旅客廖国华匆匆忙忙找到当班乘警曾庆和,气喘吁吁地说,他放在卧铺上的一个黑色背包被盗了,包里有人民币3700元和三星牌Q208手机一部。
  警情就是命令。曾庆和立即随廖国华来到14号车厢开始对旅客逐个进行清查。然而,14号车厢被翻了个遍,也没有发现可疑情况。他们又来到紧邻的15号车厢,对可疑人员进行盘问,对行李架进行了检查。突然,廖国华眼睛一亮,他在15号车厢的行李架上发现了自己被盗的黑色背包。他立即从行李架上取下自己的黑色背包,迫不及待地打开包一看,刚刚的喜悦立刻烟消云散,无情的事实摆在他的面前,钱和手机都被可恶的贼偷走了。
     曾庆和一边安慰廖国华,一边依次对16号、17号车厢进行清查。当他来到18号车厢时,发现12号中铺和上铺的两名男乘客行迹可疑:“这是你的铺位吗?把身份证拿出来看一看。”
  上铺男子唯唯诺诺,不料中铺男子突然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两件物什向下铺扔去。说时迟那时快,曾庆和立即抢先拿到了扔下的东西。原来是两部手机,一部红色诺基亚3100型和一部三星牌Q208。
  跟在曾庆和身边的廖国华一下就惊叫起来:“这是我的手机。”
  曾庆和对围观的一名旅客说:“麻烦借您的手机用一下。”那名旅客掏出手机,交给曾庆和,曾庆和 又递给廖国华,“给你的手机拨电话。”廖国华在这部手机上拨通了自己的手机,刚才被中铺男子扔下的三星牌手机上立即响起优美的手机铃声,正是他才下载不久的网络歌曲《两只蝴蝶》。
  手机上储存的一些信息进一步说明,这是廖国华的手机无疑。
  人赃俱获,两名涉嫌盗窃的男子被控制起来。曾庆和当即搜查,又从中铺男子身上搜出人民币4900元、三星408手机一部、交通银行卡一张及其本人身份证一张,身份证上姓名为朱相军,住址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西八道街76号;从上铺男子身上查获人民币6700元、交通银行卡一张及本人身份证,姓名为张春玉,住址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清明四道街86号。
  T67次列车到达终点站深圳站,当全部旅客下完后,曾庆和进行例行检查。当他来到17号硬卧车厢时,发现在行李架上遗留下一个黑色提包,检查里面的物品,有随身听一部、电话号码本一本和几个塑料文件袋。T68次列车返回武汉后,他将无人认领的黑色提包和两名犯罪嫌疑人一并移交武汉铁路公安处客车刑警大队审查。
  然而,武汉铁路公安处的刑警们却遇到了最顽固的犯罪嫌疑人,明明人赃俱获,且人证物证齐全,但张春玉和朱相军却拒不交代盗窃的犯罪事实。
  时任武汉铁路公安处处长的王山勇(现为武汉铁路公安局局长)联想到最近武汉铁路公安处管辖的线路上,多次发生铁路旅客财物被盗案件,这些案件会不会是这二人所为呢?于是,以王山勇为组长、武汉铁路公安处副处长盛亚民(现为武汉铁路公安局副局长)等为副组长的侦破指挥部迅速成立,决定由公安处刑警支队统一指挥,副支队长姚志胜具体负责,抽调公安处客车刑警大队、汉口刑警大队、武昌刑警大队和防暴机动大队等单位参加的专案组,代号为“1?16”。
  汉口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杨军作为案侦骨干,被抽调到“1?16”专案组,与他搭档的是客车刑警大队副大队长谷汉华。
  杨军和谷汉华分析认为,尽管张春玉和朱相军在人赃俱获面前矢口否认犯罪事实,而且按照刑事沉默权来说,他们有权保持沉默,但他们沉默,并不等于我们束手无策,我们得想办法拿出过硬的证据,这过硬的证据是什么?现场的人证和物证,都是攻克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的有力武器。两名犯罪嫌疑人留下了这么多物证,一旦这些物证形成证据链,“零口供”也可以让他们受到法律的惩罚。
  得到专案组领导一致同意后,他们首先提取了张春玉、朱相军的指纹,然后送交武汉铁路公安处技术科。经技术鉴定,T67次车上无人认领的黑色提包内,留有犯罪嫌疑人朱相军的指纹。考虑到两人盗窃廖国华的黑色背包将里面的钱物取走后弃于另一车厢的情节来看,这个无人认领的黑色提包,无疑也是他们盗窃的旅客的提包,在取出里面的钱物后,采取同样的手段,而遗弃在车上的。
  根据黑色提包里的电话号码本,杨军很快查实包的主人叫孙中华,他的包是在1月16日广州至长春的T124次列车上被盗的。
  根据旅客列车运行时刻表,T124次和T67次车都是在深夜3时一前一后到达郴州站的,可以推测,张春玉二人是在T124次列车上行窃得手后立即下车,未出站台又直接乘上T67次车,因为被抓现行,所以,将在T124次车上盗窃的提包丢弃在T67次车上。
  从这种跨越式流窜作案的方式来看,张春玉、朱相军非一般小贼,他们身上一定背负了不少罪案。
  在铁的事实面前,张春玉,这个自上世纪80年代就走入贼道的“老贼”,不得不交代了他的犯罪经历。1990年4月29日,张春玉因盗窃被济南铁路运输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2001年1月16日释放后,他并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而是再入贼途,变本加厉地进行盗窃活动。在从2002年至2005年1月16日这段时间里,他一共参与盗窃作案12次,涉案金额156016元,与朱相军合作作案9次,涉案金额23470元。其中,二人仅在14日起至16日被抓前短短的三天时间里,就盗窃作案6次:
  1月14日,在上海至宜昌的K252次列车卧铺车厢,二人从一旅客挂在铺位衣帽钩的裤子皮带上盗得飞利浦银灰色手机一部;第二天,他们又窜上武昌至深圳的T175次列车卧铺车厢,当列车运行在郴州至广州区间时,二人从一旅客挂在铺位衣帽钩上的西服口袋内盗得TCL手机一部;随后,他们又窜入另一车厢,朱相军从一下铺旅客挂在铺位衣帽钩上衣口袋里盗得现金4000元。
  1月16日,张春玉、朱相军窜上广州至长春的T124次列车卧铺车厢,当列车运行在广州至郴州区间时,二人从一下铺旅客铺位上拿走手提包一个,内有三洋随身听一部,充电器一个,磁带两盒,香烟一包。财物得手后,提包被二人丢弃在T67次车上。随后,二人在同一车上,朱相军又将一下铺旅客放在枕头下的红色3100诺基亚手机盗走。此手机在T67次车上,被朱相军扔掉时人赃俱获。
  十几起案件被一一查实。正当他们乘胜追击,一面深挖余罪,一面抓捕相关涉案人员时,一起由铁道部公安局统一指挥的大案揭开了序幕。武汉铁路公安处抽调“1?16”专案骨干杨军、谷汉华投入到这起大案中。




“老贼”的最后一案

  这起震惊全国的大案,就是“12?19”案。
  “老贼”,是习惯在旅客列车上行窃的偷儿对自己的称呼。称得上老贼的偷儿,道行很深。这里的“老”,与年龄无关。王宝祥自称老贼,尽管他才40岁出头。
  “老贼”王宝祥做梦也没想到,就因为在干一件3000元的“活”时被人发现,会断送他的“前程”,更没料到“拔出萝卜带出泥”,牵出一系列震惊全国的铁路旅客列车系列盗窃案,牵出大小团伙数十个,惯偷儿百余人,案件200多起,涉案金额达500多万元。
  2005年1月8日凌晨4时许,从西安开往兰州的K119次列车正行驶在陕西宝鸡至甘肃天水区间。5号硬卧车厢15号中铺的旅客马建安从睡梦中醒过来,翻身时,他不经意地睁了一下眼睛,竟然看见了两个人影在晃动,其中一个稍胖一点的家伙手中端着一个粗粗的不锈钢茶杯,坐在边凳上向车厢两头张望,另一个瘦瘦的家伙则走进铺位的空当,将贼手伸向16号下铺衣帽钩上的提包。
  马建安第一个反应是旅客自己在翻动自己的东西,但细细一想不对头。当他意识到可能是发生了偷窃案时,他的瞌睡顿时全无,一种见义勇为的责任感驱使他翻身下床,找到本次列车的当班乘警长赵卫国和乘警于春田。
  赵卫国和于春田不敢含糊,在马建安的配合下,在6号车厢17号下铺位上发现了端不锈钢茶杯的王宝祥。于是,王宝祥被乘警“请”到餐车问话,最后又被“请”进兰州铁路公安局乘警大队。他承认的确偷了3000元,但钱已不在他的身上。
  王宝祥是狡猾的,当他看到赵卫国和于春田来到6号车厢清查时,就赶紧到另一头的厕所里“洗赃”,将到手的3000元丢进厕所便池里。没有赃款,没有直接证据,他知道乘警就不能把他怎么样。因为他又不是第一次被乘警抓到。就在2004年的2月,他就因为盗窃被乘警抓住了,最后怎么样?武汉铁路运输法院判处他三年有期徒刑,缓刑五年,并处罚金12000元。因此,他相信只要老实交代,大不了拘留几天,交点罚款了事!于是,他对此次盗窃旅客3000元钱这一事实供认不讳,并交代出为他望风的同伙于长武。
  1月13日,于长武在兰州站进站口被民警抓获。
  于长武跟王宝祥一样,对参与盗窃3000元钱一事供认不讳。讯问时,王宝祥甚至还笑嘻嘻地对民警说:“我都说了,你们能判我几年啊?”他相信,不几天,他就会“如愿”走出看守所。
  然而,王宝祥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兰州铁路公安局的警察这次认真了。他们想起了另一起案子。
  2004年12月19日凌晨3时,兰州开往西安的K120次列车正行驶在天水至宝鸡区间。山东博汇纸业有限责任公司驻兰州办事处主任徐威突然被一阵窸窸窣窣声惊醒,当他意识到情况不妙时,本能地向行李架上望去。这一望不打紧,他发现自己的旅行包不见了,而包里放着他此次去西安的全部业务费用13000元。惊吓之余,他还算镇静,当即向当班乘警报案。当班乘警立即开展调查工作。然而,调查还没有一点眉目时,列车已驶入终点站西安站。一件万元大案就这样成了兰州铁路警方的心病。
  这件万元大案会不会是王宝祥、于长武干的呢?
  联系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西安开往兰州的K119次列车和兰州开往西安的K120次列车上,不仅有12月19日的那起万元大案,还屡有旅客财物被盗的其他案件发生的情况,兰州铁路公安局的领导决定,一定要对王宝祥和于长武进行审查深挖。
  但是,除了交代1月8日这一起3000元的案子以外,王宝祥和于长武再也不交代任何犯罪事实。
  案件陷入僵局。



王牌老贼遇上王牌神探

  僵局很快就被打破,因为,王宝祥遇到了真正的克星。
  1月25日下午,铁道部公安局副局长李志刚和局长助理李永江来到兰州。自从2004年下半年以来,从京广线到陇海线,从京沪线到京哈线,旅客财物被盗的案件不时发生,这说明列车上的盗窃犯罪活动异常猖獗。为了打击犯罪,铁道部公安局结合即将开始的春运,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打击侵犯旅客财物犯罪活动的“百站百车”专项整治行动,行动代号为“天籁行动”。他们此行来兰州,一是检查指导兰州铁路公安局开展“天籁行动”的有关情况,二是在兰州物色反扒骨干,组建兰州反扒小分队。
  兰州铁路公安局局长高荣宝在向他们汇报完“天籁行动”的开展情况后,又向两位领导汇报了王宝祥、于长武1月8号所作的一起3000元大案,并说明了目前正面临犯罪嫌疑人拒不交代其他犯罪事实的困境。
  “这俩人都是哪儿人啊?”出于职业习惯,李永江开始详细了解“1?8”案的案情。
  “都是东北人。王宝祥是吉林德惠市人,于长武是辽宁沈阳人……”
  “东北老乡?我倒想会会他们。”李永江不等高荣宝把话说完,立即来了兴致,忙打断了他的话。
  于是,王宝祥被押到讯问室。
  李永江叫王宝祥抬起头来,说:“你认不认识我?”
  王宝祥被问蒙了,不知道如何回答。他每天都要被刑警们提审,而提审他的刑警换了一茬又一茬,对于眼前提审的人,他的确不认识,便满不在乎地说:“不认识,你是谁啊?”
  李永江没有给王宝祥任何思考的余地,猝不及防地抛出三个字:“李永江!”
  王宝祥不认识李永江,但李永江的名字早就铭刻在他的脑子里。在东北的窃贼圈里,只要一提到“李永江”,没有哪一个窃贼不心惊胆战。
  李永江原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铁路公安处反扒队民警,后来升任为刑警大队长、副处长、副局长,2003年到铁道部担任局长助理(现为广州铁路公安局政委)。他的威名是在长期的反扒斗争中树立起来的。在他的反扒生涯中,他在旅客列车上抓获的大盗小偷达2000多名。因此,东北的小偷们都时兴说一句话:碰到谁都可以,千万别碰上李永江。
  王宝祥此时听到“李永江”三个字,真有一种如雷贯耳的震惊,震惊之余,他只怪自己运气太差了,碰到谁不行,偏偏让他碰上李永江呢?他可是在铁道线上叱咤风云的王牌神探啊!虽然自己号称王牌神偷,十余年来被各条线路上的大盗小贼们所“景仰”,但在李永江面前,王宝祥首先从精神上就被李永江击垮了。他看了一眼坐在讯问席上不怒而威的李永江,心里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对法律和正义的恐惧,从他的眼里露出来,让他坐立不安。
  李永江及时捕捉到王宝祥眼中的恐惧:“我不会跟你绕圈子,我给你打个比方。你现在在六楼,你自己看着办。”
  王宝祥自然明白李永江话中的含义。李永江话中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他把他撂在六楼,他总不能老在六楼待着吧,得要下去。怎么下去?唯一的出路,就是坦白交代。在大名鼎鼎的王牌神探跟前,王宝祥的意志很快崩溃,他对李永江说:“本来,我可以什么都不说。但是,我现在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我也不想干了。再说,你是谁啊,我斗不过你,还是都对你说了吧。”
  王宝祥最先交代的是2004年12月19日他伙同于长武在兰州开往西安的K120次列车上盗窃旅客现金13000元的那起大案。接着,他又说出了一起天怒人怨的大案。
  2004年6月15日,王宝祥、栾会奇、杨利、杜增国乘坐汉口至深圳的T67次列车。一路上,几人都没有选到合适的目标,用他们的话讲,叫“放了一趟空车”。在广州站下车后,他们于6月16日返回途中,乘上T68次深圳开往汉口的夕发朝至特快列车。几人分散开来,王宝祥、栾会奇、杜增国买了15号车的卧铺,杨利则在13号车上,与她在一起的,还有栾会奇的情妇石春艳。
  夜深人静之时,列车依然以它固有的速度行驶着,那哐当哐当的声音让旅行的人们睡梦正酣。但王宝祥一伙却睡不着,他们正在紧张地忙碌着。在14号与15号车厢连接处,杨利和杜增国一人把守一个出口,王宝祥则在厕所边紧张地等待着,他要守住厕所这个特殊位置,不让别人占领。栾会奇悄悄地将14号车厢12号下铺一名旅客的一只旅行箱拖出来,提到厕所里,将门关上。王宝祥仍然在厕所门口把守着。栾会奇手法熟练地用水果刀将旅行箱撬开。箱子里,有一只黑色塑料袋,里面尽是一些项链、耳环、戒指一类的铂金首饰,此外,还有8条硬盒红云烟、2条硬盒好日子香烟、一部红色三星牌手机。看到这些东西,栾会奇双手情不自禁地抖动起来。他知道这都是一些值钱的好东西,更知道今天过后警察会不依不饶地搜捕他们,但是,对眼前这些东西的贪婪和占有又让他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手。最后,终因手抖动得厉害,他在将这些东西往自己事先准备的包里装时,竟然将三星牌手机掉到厕所便池里去了。栾会奇将首饰等物品装完后,由于紧张,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他喘息片刻,稍微镇定了一下心神后,打开厕所门,将装满赃物的包递给在厕所门外望风的王宝祥。就在王宝祥接过黑色塑料袋时,栾会奇给了王宝祥一个奇怪的眼神。这是一副贪婪的眼神,王宝祥很快心领神会。他们这次偷窃得手的是一大包价值上百万元的铂金首饰。论功劳,他们两人功劳最大,理应多得一些,但是,分赃时他们又不能多分一份,那不符合他们公平分配的原则,便只有先下手为强,将赃物贪掉一部分。于是,栾会奇将手伸向黑色塑料袋,抓了几大把铂金项链耳环戒指揣进怀里,对王宝祥说,到时他再与他平分。之后,栾会奇将旅行箱放回原处。
  一切都在静悄悄地进行,被盗旅客仍然沉睡在梦中。不等列车到达汉口,几人在武昌站匆匆下车,然后乘坐出租车逃到汉口石春艳的租住地。
  在租住地,王宝祥叫杨利去买个弹簧秤来。
  由于石春艳不是当事人,不能享有分赃的权利,所以,大家都一致推举她,由她来持秆分赃。王宝祥、栾会奇、杜增国、杨利四人每人分得550克。分完赃物,五人当即各奔东西。临走时,大家都信誓旦旦,这些赃物不能变卖,一卖,就会暴露目标,因此,几人达成一致意见:赃物就由各人藏好,等风平浪静之后再拿出来变卖。
  王宝祥和栾会奇随后来到了他们在沧州的据点,将先前“贪”下的那些首饰又分了一次,每人又分得近500克。二人后来果然没有变卖这些赃物,都将它们藏在自己的老家。
  王宝祥一口气交代了几十起案子,与随后于长武的交代得到相互印证。
  从他们的作案时间表来看,仅2004年一年,王宝祥就参与作案54起,其中6月份作案6起,7月份作案7起,8月份作案6起,9月份作案6起,10月份作案6起,11月份作案13起,12月份作案13起,而2005年仅仅过去8天,他就参与作案5起。作案频率从11月份开始猛地增长了一倍。
  李永江震怒了,这么大的案子,这么多的案子,真是令人触目惊心。他当即向铁道部公安局局长姜战林作了汇报。
  铁道部公安局当即作出决定:立即成立专案指挥部,李志刚、李永江为总指挥,以下设立兰州、沈阳、郑州三个战区,分别由兰州铁路公安局局长高荣宝、沈阳铁路公安局局长朱阳光、郑州铁路公安局局长许强任各战区指挥长,从全国抽调300余名警力组成专案组,将“12?19”列入2005年1号案,由铁道部公安局统一协调行动。因为“12?19”是王宝祥最先交代的一起案子,因此,铁道部公安局将这次专案行动定名为“12?19”专案。
  1月28日晚,时任武汉铁路公安处副处长的盛亚民突然接到李永江打来的电话:“老盛,立过首饰案没有?”
  盛亚民立即想到了2004年6月17日,广东商人蔡茂到武汉铁路公安处报案的情景。他花血本从深圳批进价值60多万元的铂金和钯金饰品,准备拿到武汉市场上出售。他事先已经盘算好,这些首饰全部卖出去,至少可以获利20多万元,没料到却被可恶的小偷全部偷走了。他向铁路民警报完案后,几乎瘫倒在地。武汉铁路公安处当即成立“6?17”专案组,全力侦破首饰大案。但半年时间过去了,他们一直苦于找不到有价值的线索。
  此刻,李永江电话中问起首饰案,盛亚民意识到一定有了重大线索,当即答道:“立过,立过!我们正苦于找不到突破口呢!”
  “那好!兰州这里有了线索。王宝祥交代了三个人,这三人可能就在武汉,你们要组织力量务必将这三人抓捕到案!”
  武汉铁路公安处迅速将刑警支队、武昌刑警大队、客车刑警大队40多人组成专案组,在铁道部公安局和郑州铁路公安局的指挥下迅速行动,很快查实栾会奇、杜增国已离开武汉,往福州方向逃去,而杨利则去了江苏徐州。
  自从与王宝祥作下“6?17”案之后,栾会奇与杜增国就和王宝祥分了手。以前,都是别人当“老大”,这回,他也要过一把当“老大”的瘾。眼看春运就要开始了,他带上老搭档杜增国以及刚刚入道不久的杨春河,打算趁这期间弄点钱回老家过年。
  此时,他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同伙王宝祥、于长武已经落入兰州铁路警方之手,铁道部公安局已经在全国铁路线上布下了一张天罗地网,兰州、沈阳、郑州、武汉战区的行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达摩克利斯之剑已经高悬在他们的头顶。







 

 

责任编辑/杨桂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