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宋庆龄与她身边的卫士长的故事，因其众说纷纭，一直处于一种神秘的状态，并被蒙上了一层传奇色彩。遍搜相关的文史资料，人们也很难从中找到相关的文字记载。随着2004年2月宋庆龄身边最后一任警卫秘书的逝世，尤其是当年曾担任宋庆龄第一任卫士长的靳山旺同志的公开亮相，才使得这一历史谜团浮出水面，成为了人们不可多得的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填补了研究宋庆龄生平思想、人格、生活等方面的空白，从而也把一个血肉俱丰的宋庆龄较为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新中国成立之后，有多位卫士长（警卫秘书）担任过宋庆龄的保卫工作，本文记录的是其中在宋庆龄身边作出过重要贡献或给她留下过铭心伤痛的四位卫士长（警卫秘书）与她之间的故事：为什么宋庆龄会意味深长地给她的卫士长起了个“大炮”的昵称(详见2004年人民出版社《宋庆龄书信集?续集》)，并由衷地把他称做“亡命之徒”？为什么忠诚的卫士长要托词离开宋庆龄？晚年的宋庆龄在出访印、缅、巴等国的时候又遇到了什么危险，而她那无比忠诚的卫士长又采取了什么办法巧妙地保护了宋庆龄？后来，为什么宋庆龄会因伤心至极而把警卫秘书调出自己所住的二楼、另外安排宿舍，为什么从此不经她许可任何男性不得擅自登上二楼？为什么宋庆龄要赌气地宰杀她所心爱的鸽子，并最终动用中央警卫连的武力解除了那个警卫秘书的武装？而这四位卫士长（警卫秘书）的人生最后归宿又是如何……
　　这一切，都是本文想要破解的机密——一段段真实而不加文饰的史实。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作者分别用了“卫士长”与“警卫秘书”这样两个称谓，来区别曾担任过宋庆龄警卫工作的保卫人员。在这里，作者认为有必要就此作一说明：卫士长与警卫秘书应该是两个不同职位的概念，卫士长是公安部特派到宋庆龄身边担任保卫工作的带兵的干部，他有调遣指挥守卫在宋庆龄周围警卫军队的权力，长于武装保卫；而警卫秘书则是政府机构（即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调派到宋庆龄身边的保卫干部，长于安全管理。事实也确如此，随着政权的巩固，卫士长一职逐渐由警卫秘书所替代也是必然的结果。
　　贯穿这篇文章的主角靳山旺同志，就是宋庆龄身边的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卫士长。
　　他除了出身行伍（毕业于中央公安学院第八系）、1953年曾受国家公安部八局特派之外，在之前，就已是中央警卫师政保大队分队长了；1958年，他调离宋庆龄身边后，先后受命担任沈钧儒副委员长、刘伯承元帅的警卫与副官；1959年又被调到中央警卫团任周恩来总理的卫队长。所以，称他为宋庆龄的卫士长当是名副其实的。
　　作者曾以20年时间采访与写就了《宋庆龄与她的三个女佣》（东方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2004年1月再版），这次又以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的态度，专程赴西安、北京、上海等地进行采访，走访了至今仍健在的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并得到了北京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何大章副主任的大力支持，如愿以偿地完成了“在宋庆龄身边”系列写作计划中的第二部《宋庆龄与她的卫士长》的写作。现在，作者惴惴不安地把这部作品呈献到各位读者面前，希望得到各位读者、专家的批评与指正。

第一章 特殊使命

　　公安部长赋使命，公安部八局局长岳欣暗授机宜，十九岁的中央警卫师政保大队分队长靳山旺将受命执行一项神圣而又重要的任务。

　　“砰砰砰”！地处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培训基地的公安部专设的靶场上传来一阵阵清脆的枪声，一群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的军人正在进行实弹练习。他们是中央公安学院第八系的学生，其成员都是公安部从全国军队中挑选上来的优秀而年轻的班、排、连干部。中央公安学院的前身是华北公安干部培训班，创办于1948年7月，经历了华北公安干部学校、中央公安干部学校、中央公安学院、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等几个阶段。彭真同志、罗瑞卿同志曾兼任过校长。1984年1月改建为全日制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后分为西城区木樨地与大兴县团河两个校区。新中国成立以后，如何更有效地保卫国家党政重要领导人的安全、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培养更多训练有素的安全保卫干部的问题，已摆上公安部的重要议事日程。
　　 1953年11月一个金秋的下午，金黄色的阳光泼洒在一位英姿焕发的年轻军人的身上，他身高一米七左右，魁梧与挺拔的身躯、再加上那张国字脸与浓黑如漆的卧蚕眉，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此时，他刚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倒过枪身，轻轻吹去枪管里飘逸出来的青烟，静候靶台方向传来的报靶声。此时，一名战士气喘吁吁地奔到他身边，轻声报告道：“靳队长，有电话。”
　　“哦，等一下。”时任中央警卫师政保大队分队长的靳三旺操着一口浓重的陕北口音一边回答，一边仍目不转睛地等待着靶台方向传来的报数声。不久前的一次汇报表演中，他刚获得中央警卫师颁发的二级射手的称号。但他很不满意，因为他明白自己那天的最佳状态没发挥出来。由于当时中央首长端坐在主席台上观摩，紧张使他至少有两枪打偏了。要不，他完全可以拿下一级射手的证书呢！
　　靳三旺的自信并非没有道理。1948年，他还只有十五岁，就顶替大哥，应征成为陕北神府独立大队的一名战士，并于当年的11月随部队开拔到了神木，12月进入山西的兴县，次年正月随部整编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六军十七师五十团。在扶眉、西府的战役中，由于靳三旺作战机智、杀敌勇敢，年仅十六岁的他就被任命为班长。1949年5月20日，靳三旺随军从南门进入西安城。西安解放后，他又随军在终南山的牙子口与胡宗南的残余势力打了一场恶仗。胜利返回西安后，他又随军在咸阳的王桥、石桥给马鸿逵的反动军队以迎头痛击，一直将其追击到甘肃。在这次战斗中，靳三旺光荣负伤，住进了第一野战医院疗伤……1952年，中央要从西北野战军挑选12名政治觉悟高、作战勇敢、有文化基础的班排连干部到中央公安学院第八系学习，靳三旺有幸被选中。那一年，他才十九岁。
　　“靳队长，是公安部的电话。”眼见靳三旺还在等候靶台方向的回音，那战士急了，忙在他耳边提醒道。
　　“嗨！你咋不早说呢？”靳三旺一听是公安部来的电话，就急了，连忙一边收起手枪，一边撒腿就往队部跑。果然，是公安部来的电话。在电话中，公安部人员简洁地向他传达了首长的命令：即刻前往公安部报到。
　　军令如山倒。靳三旺不敢怠慢，急忙坐上吉普车，风驰电掣地直驶公安部。
　　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与八局局长岳欣，正端坐在部长办公室等候他的到来。来不及寒暄，罗瑞卿便望着眼前的年轻人快人快语地来了个开门见山：“小靳同志，经过组织上研究，决定派你去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我们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好。过去我们也派过一些人，但都没有完成任务，这次就靠你了。”
　　听到这里，靳三旺不由一愣，心里顿时紧张了起来，他心想：什么重大的任务，过去别人都完成不了，现在让我去，还说“这次就靠你了”！万一我也完不成任务，那可怎么办？一时间靳三旺不知怎么回答才好，怔在那里没敢说话。
　　这时，岳欣在一边鼓励道：“三旺，这个任务，你能完成的，因为这是组织上经反复研究才决定的。我们相信你有这个能力。”
　　岳欣局长的鼓励，立即提醒了靳三旺，他明白，这是军令，是不可动摇的军令！作为一个军人，必须无条件接受。所以，他当时就“啪”地一个立正，操着他那天生的大嗓门，洪亮地回答道：“是，请首长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哈哈哈……”罗瑞卿一边笑着，一边站起身，隔着办公桌握住靳三旺的手，“服从命令听指挥，这才像我的兵嘛！去吧，小靳同志，这也是组织上对你的一次考验，希望你珍视它。”
　　回答的声音是洪亮的，但毕竟底气有些不足，尤其是罗部长的那句“过去也派过一些人”，更使靳三旺心中忐忑不安，直到岳欣局长把他送到吉普车前准备上车时，他再也忍不住了，低声向岳欣打探道：“岳局长，我就问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告诉我，那些人为什么都完不成任务呢？原因在哪里？”
　　这句问话，就充分表现出了靳三旺的聪明与机灵之处了。他明白，现在若是问什么任务这样的问题，岳欣局长肯定不会回答他的，要回答，刚才在部长办公室罗部长就会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了。所以，他现在趁身边只有一个岳局长，拐个弯，打探人家到底为什么没完成任务。这正是这个小机灵靳三旺的过人之处：只有找到了人家失败的原因，自己才能对症下药，去完成部长和局长交办的重要任务！同时，也可以由此推测出自己大略要去执行的是一项什么重要的任务。
　　岳欣见靳三旺这么机灵，便不假思索地低声回答道：“这两个家伙没完成任务的原因其实也简单：一个与厨师打了架，居然把人家的胳膊用刀子划伤了；另一个更是荒唐，居然连自己的手枪也没保管好，走了火。人家不被他吓坏才怪呢！”
　　尽管岳局长没再往下说，但靳三旺已从他的简短回答中大致知道了什么事：那就是自己将被组织上派到一位重要的中央首长的身边担任保卫工作，原先曾在那位中央首长身边工作过的两个人，因缺乏严明的组织纪律性而失败，被撤换了。
　　又是一个月明星疏的深秋之夜，靳三旺躺在宿舍的床上。此时，万籁俱寂，偌大的首都已进入甜美的梦乡，午夜在外执勤的哨兵都已换岗了，但他还是没有一点睡意，兴奋、猜测与紧张，使他的那双大眼睛瞪得更大了：此去将在哪位中央高级首长身边工作呢，是朱德？是刘伯承？还是周恩来？或者是刘少奇？似乎都不可能。因为他们都是从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人，他们绝不会因为一个战士的枪支走火而被“吓坏”。
　　这两个家伙也太放肆了，怎么一个居然敢与厨师动刀打架，而另一个竟让枪支走了火呢？难道他们连自己的基本职责都忘了吗？一个警卫员的职责，就是万无一失地保证首长的安全，也只有绝对保证了首长的安全，才是干好了工作，从而才能在政治上得到更大的进步呀！说实话，自打当上班长那天起，靳三旺心底就有了一个目标，那就是一定要在部队中立功受奖，从而一步步前进，最终成为将军，指挥千军万马冲锋陷阵，为生养自己的父母增光添彩。难道他们连这一点的志向都没有吗？
　　这一夜，靳三旺辗转反侧，那个中央大首长究竟是谁，始终缠绕着他的思绪。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岳欣调来了一辆军用吉普车，与焦万友一起，把靳三旺连同他早就准备好的简单的行李，接出了中央警卫师政保大队，然后从西长安街到东长安街，过建国桥由西向东，沿着一条狭窄曲折、环境嘈杂的小巷行进，一直把靳三旺送到了北京东城区的一座四合院前。趁哨兵验证开门的时候，靳三旺抬头看了一下门牌：方巾巷15号。当年，画家徐悲鸿及其夫人蒋碧薇从日本考察归来时，就曾听从康有为的建议，居住在这条方巾巷里。
　　大门有警卫站岗，证实了靳三旺原来的推测：里面住着的肯定是位大首长。靳三旺为自己的准确分析而暗暗高兴，不由得悄悄地整了整军容风纪，紧随岳欣局长一前一后走进了院子。
　　方巾巷15号是一座两层楼的四合院，停车拾级进得院后，迎面是楼下那个名为“红厅”的会客厅，偏北是一个小饭厅，往右有东西两厢房。红厅里置有壁炉，壁炉两边各置两个柜子。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二三十年代某家富户的住宅。
　　进入院子，已有一位被岳欣称做卢秘书的年轻女子（卢季卿，宋庆龄1950年至1958年的秘书）笑吟吟迎上来。显然，岳欣与卢秘书很熟，一番握手寒暄后，她便把岳欣与靳三旺领进了正对院门的那个会客厅里。
　　会客厅正中的沙发上，坐着一位端庄典雅、面目慈善的中年妇女，她嘴唇微抿，面含微笑，向着来人微微点头示意。猛然间，靳三旺觉得这位女士很面熟，似乎在哪里见过，但一时却想不起来是谁。正回忆时，岳欣很有礼貌地向她介绍道：“宋副主席，他就是新来的靳三旺同志，经过组织上的考察，决定从现在起派他到您这里来工作。”